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龙泉窑瓶类器物品种丰富，式样优美，贯耳瓶即是典型之一。
龙泉窑烧制的贯耳瓶式样有多种，如四川遂宁窖藏出土器物中就有两类造型迥异的龙泉窑贯耳瓶。其一是长腹式贯耳瓶，敞口，圆唇，束颈，颈部附一对小的管状贯耳，长弧腹，内圈足。处州青瓷博物馆也有类似贯耳瓶（可参见拙著《龙泉窑》页127图75），黄釉泛青灰，局部开冰裂纹，为南宋早期制品，而遂宁窖藏出土的这只胎骨厚重，其胎釉特征明显为南宋晚期制品。两者在器式细节上有些微区别。另一种是长颈式贯耳瓶，直口，长颈，颈上部附一对管状贯耳，圆鼓腹，圈足直而略内敛。遂宁窖藏出土的此式贯耳瓶有大小两种尺寸，小的高度仅16公分左右，大的则有31公分。类似贯耳瓶还见于英国大维德基金会相关藏品（高33.7公分，断代为元/明）以及杭州元代鲜于枢墓相关出土器物。此式贯耳瓶亦见于哥瓷制品，如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现藏上海博物馆），形制上与龙泉窑产品有一定区别：腹扁鼓近荸荠状，管耳直径较大，管耳与瓶口齐平。
（左）敞口贯耳长腹瓷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黄釉长腹贯耳瓶（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品）
（左）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大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右）、遂宁窖藏出土南宋龙泉窑小贯耳瓶（现藏四川宋瓷博物馆）
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的哥窑贯耳瓶
此外还有一种仿青铜壶式样的贯耳瓶，仿古色彩浓厚，且称之为仿古式贯耳瓶，可参见日本常盘山文库相关藏品，整器作椭园形，敞口外撇，硕颈微束，丰腹下垂，高圈足，圈足在器身正面对称置两长方形穿孔，颈部上下饰凸弦纹两道，两侧附管耳一对，管耳装饰夔龙纹，紧贴瓶颈呈束腰式。另有一种瓶式接近仿古式贯耳瓶，但风格上较随意，且称之为仿古变式贯耳瓶。仿古式贯耳瓶除龙泉窑之外，亦有南宋官窑、哥瓷制品。官窑产品制样严谨，仿古近古，最堪见重，具体可参见两岸故宫博物院相关藏品。哥瓷仿古式贯耳瓶则不乏明仿制品，须审慎明辨。另，韩国新安沉船打捞出的遗物中有一“景德镇窑青白瓷蟠龙纹贯耳瓶”，颈部和胫部装饰卷草夔龙纹，与龙泉窑产品具有时代共性，应为南宋晚期至元初产品。
（左）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花瓶/（右)南宋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私人收藏)
南宋官窑贯耳瓶
韩国新安沉船景德镇影青贯耳瓶
瑞士保尔博物馆收藏的哥式贯耳瓶
龙泉窑贯耳瓶从南宋至元明一直有烧制，元明普通产品在形制上变化较大。类似将管耳移植于长颈瓶上，风格纤细。
（左）元龙泉窑六棱贯耳瓶一对（丽水市处州青瓷博物馆藏）/（右）元/明龙泉窑青瓷管耳瓶（日本山口县立荻美术馆藏）
所谓“贯耳”，即以箭穿耳，最早是一种刑罚，后以“贯耳”为投壶活动玩法之一。贯耳瓶的起源和用途，一般认为正是来源于汉代贵族燕乐所用的投壶。关于“投壶”的发展历史，有很多人考证过，网上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多，此不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阅。笔者想就龙泉窑这几种不同式样的贯耳瓶谈些一己之见。上述这几类贯耳瓶虽都有“贯耳”，实难一以贯之，它们的母型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当然这其中不能排除相互影响或借鉴的因素。比如仿古式贯耳瓶，明显仿自商周青铜贯耳壶，长腹式贯耳瓶其实也可以归入仿古一类，但其形制上似乎受到上古其他壶式的影响，其雏形早自新石器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制品，这两类贯耳瓶称之为“管耳壶”更合适。
商晚期矢壶 壶内底铸铭文“矢”字,“矢”为做器者的族名 故宫博物院馆藏
至于长颈式贯耳瓶，类似器型最早见于巩县窑址出土的“唐巩县白釉贯耳瓶”，与前两类贯耳瓶区别较大，与投壶关系密切，此可从有关投壶图石刻、绘画、实物等资料得到佐证。不过汉代石刻拓片投壶图里的壶都是没有管耳的，到了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出现了一只插着箭的“贯耳瓶”，再到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的投壶部分以及《三才图会》（明王圻、黄晟撰）的投壶图，投壶工具明确为“贯耳瓶”，对称的两管耳正是为“贯耳”玩法所置。仅从绘画资料的比对发现，汉代到明代投壶，所用之器基本样制均为直口长颈，多出的两耳实为后来玩法翻新所需而添设。可资印证的实物资料还有扬州宋代铁投壶（现藏南京博物院），也是筒形长颈加一对竖直的大管耳。很明显，要数管耳与瓶口一线齐平的哥窑式贯耳瓶最接近投壶贯耳瓶，宋元龙泉窑长颈式贯耳瓶的两管耳较细，可能更倾向于一般的陈设使用。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龙泉窑青瓷划花投壶”则是标准的投壶样制，应系宣德朝龙泉官窑器物，是宣宗喜欢投壶活动的实物佐证。（原题目：龙泉窑贯耳瓶及其相关问题）
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扬州出土宋代铁投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