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门户开放，资本主义国家的洋瓷大量拥人我国，中国反而成了洋瓷的倾销市场。道光后，景德镇瓷器在国内的市场越发缩小，惟美术陈设瓷、仿古瓷在国内仍享有较高声誉，据有广阔市场。清末，国外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清政府腐败，动乱四起，使景瓷外销受到严重影响。《江西通志稿》云，咸丰十一年 (1861年)，景瓷输出量为9848担；同治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同治三年(1868年)，为583l担；光绪时，输出量最多的年份是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为6785l担，最少的年份是光 绪四年(1878部)，仅5046把。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同、光两朝，瓷器出口极不稳定，起落之间，竞相差十倍以上。
清代后期，景德镇与国内外的技术交流日渐减少，其中较为突出的仅有这样两例：一次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十月，法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专程来景德镇考察。在镇期间，对当地的瓷土矿藏及地质结构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回国后，他发农了1篇专门介绍景德镇制 瓷用的瓷石和高岭上的文章，将高岭村产的高岭土第—次公诸于世。从此“高岭”一词便成了国际矿物学中的—个专用名调。另一次是清后期，景德镇在学习、借鉴西洋瓷雕造型、装饰的基础上，造出了—大批哈巴狗之炎的瓷雕。这类瓷雕出口后，颇受外国人欣赏。
清后半期，景德镇瓷业很不景气，劳资之间的矛盾也臼益尖锐。据传；清嘉庆之前，景德镇的包装工人平常吃的是白米饭，而且每月初一、十五每人还可吃上 1斤猪肉。可是到了嘉庆年问，老板们将白米饭改成了糙米饭，每月2次的猪肉也取消了。为了给工人大众争福利，包装工人郑木子带领全镇包装工人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老板们告到县衙，县衡立即把郑木子等十几位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但工人们并米因此屈服，而是继续罢工。最后终因无人包装，瓷器无法运出，老板们不得不答应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结果，老板们接受了工人提出的以下条件：(一)由老板们与县衙交涉，立即释放郑木子等十几位工人；(二)恢复吃白米饭和每半月吃l 斤猪肉的惯例，并由饶州、南昌、抚州、微州四府籍的包装工人派出代表监督老板仍执行，倘有人违犯。须“罚戏”三夜。上述两条兑现后，全市包装工人侵全部复了工。可是，没过多久老板们又推翻原先承诺的几条。他们的卑劣行径，更加激起了工人的义愤，于是全市包装工人又一次举行了全行业的罢工。老板们再次串通县衡，复将郑木子等为首的工人抓了起来。知县在衙堂上摆起了两大盆火，—盆火上煨烧着1双铁靴，另一盆火上烃烧着l顶铁帽。知县穷凶极忍地对郑木子说，现农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条是若要答应尔等的条件，你必须穿上铁靴，戴上铁帽；—条是无条件地复工，本县马上放人。何去何从。由你挑选。郑木子毫不犹豫，大声回道：“为了大众，我选头—条！说完，他毫无惧色地穿起了滚烫的铁靴，城上了滚烫的铁帽。这位年仅30多岁的英雄，当场就壮烈牺牲了。当工人们用船将木子的遗骸运回他原籍安葬时，全镇居民都纷纷赶到河边送葬，”每人投下一枚铜币作安葬费用，—时竟装满—船舱。全镇包装工人为了悼念这位英雄，每人身上都系赵了—条白围裙。此活，这—穿着，代代相传，直至五十年代末期。
史载，清咸丰三年至十年，太平军先后六次来恩德镇，来得最多的一次是咸丰七年的十月，有数万太平环驻镇。太平军每次抵镇，都为民众大办好事，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太平军离去后，每年的中秋佳节，镇民们都要用渣饼(一种瓷质垫饼)友各处砌起一座座“太平窑”通宵达旦燃烧，以此来表达对太平本的无限思念。这一习俗，—直沿至建国后。1990年l0月，举办“首届中国瓷都——景德镇国际陶瓷节”时，全市共燃烧了22座“太平窑”。
在景德镇，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清代，镇上的—些瓷业资本家对工人非常苛刻，工人一连几个月都吃不上一餐猪肉。瓷工蒋知四为了给工人群众争福利，领着工人罢工，要求资本家改善伙食。资本家便暗中买通官府，将知四捉人衙门，威逼利诱，要知四通知工人复工。知四坚贞不屈，终被官府杀害。知四之死，更加激起瓷工的愤怒，群起抗争，最后终于获胜，资本家答应每月给每个工人吃三餐肉，每l0天一餐，每次4两(为今2．5两)。瓷工们为了纪念知四，便把这次争来的福利定名为“知四肉”。每次食用之前，均须先将烧好的冈块放于晒架上，烧香礼拜，祭祀“知四”。祭祀完毕，方可食之。
清后半期，虽然景德镇的瓷业日见萧条，但在瓷坛上却仍涌现出一批优秀人才，下面提到的，仅为他们中的几位代表。
朱琰 字桐川，别号签宁，海盐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先任直隶富平知县，后任江西巡抚幕僚。朱氏在江西任职时，对制瓷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写出了我国的第一部陶瓷史一《陶说》。全书分说今、说古、说明、说器上、说器中、说器下六卷。该书对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朱琰除著有《陶说》外，还著有《金华诗录》、《明人诗钞》、《词林合壁》等等。
寂园，清代人。著有《陶雅》—书，该书对陶瓷的起源，古代瓷器的胎质、釉色、装饰以及陶瓷销售情况均作了记述，特别是对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窑所产器物的记述更为详细。这部书对研究中国制瓷历史，特别是研究清代制瓷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