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窑青白釉观音龛像一件，出土于元大都城内的后英房居住遗址中。菩萨头戴宝冠，整体为近似长方形。龛楣贴塑朵云与山峰，龛两侧贴塑缠枝花卉，龛座下部塑出两层波浪，龛内塑观音一尊。胎质坚密，为灰白色，釉色白中闪青。宽11、通高19厘米。
上述考古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地区的佛教信仰以及陶瓷器的发展、流通等状况。1.关于这些陶瓷佛像的用途，其自身并没有文字可考，但是根据其他相关器物和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作出相应的推断。1922年广东省潮州驻军在城西南羊皮岗挖掘出四件青花瓷佛像，佛像上有铭文：“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年阖家男女乞保平安。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匠人周明。”另据辽耶律弘基所造银佛的背面铭刻记载：“白银千两，铸二佛像。威武庄严，慈心法相。保我辽国，万世永享。开泰寺寿银佛，愿后世生中国。耶律弘基虔心银铸。”据此，我们认为这些陶瓷类佛像为信徒们对佛教三宝之一——佛供养行为的产物，属于佛事功德活动。这些佛教信徒自己出资舍财，慷慨解囊，实施供养，将其安放于寺庙或者家庭佛堂中，主要是冀希通过这种行为，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和敬仰，以求得佛的保护和福佑，从而达到灭罪、禳灾的目的。
2.这些佛像之中，均为释迦牟尼佛和观音菩萨像，并且后者的数量要超过了前者，反映出观音信仰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上升。观音又叫观世音，是佛国第一菩萨，为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观音是自我觉悟并使众生觉悟的统一体，是指导僧俗修行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的化身。她能适应信徒们的不同需求，以种种形象显灵，教化救助众生，因此有三十二应身或三十三应身之说，不同的形象、姿势等则有不同的涵义。通常，将作出一腿翘起，一腿下垂姿态的观音像称为水月观音或南海观音、自在观音等，表现出的是观音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道场休憩的样子。观音坐于莲座之上，骑在上，表现的则是观音渡海的场景，喻示着普渡无量众生。这两种观音造型均是宋元时期的较为流行样式。
3.这几件陶瓷佛教造像分别属于辽南京龙泉务窑、金元时期南方龙泉窑和景德镇诸窑的产品，均烧造于当时北方和南方重要的窑场之中。龙泉务窑在辽代晚期已发展成为官窑，是辽境内的重要窑场之一，其生产的三彩器物更是冠绝当时，三彩佛像就是其中的代表。金元时期，北方的一些名窑逐渐开始衰落，而南方的景德镇诸窑、龙泉窑等兴盛起来，在规模、工艺等方面逐渐超过了北方，产品行销于各地。北京发现的青白釉和青釉佛像，都属于代表当时窑场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杰作，显示了北京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特殊性。在这些北京发现的陶瓷类佛像中，陶质佛像只出现于辽代，金元时期已不见;而瓷质佛像从辽到元一直都有发现，数量也是最多，这与制瓷业及瓷器的历史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
4.从陶瓷佛像的产地来看，辽代的几件佛像均属于北京的本土产品，而尚未发现其它窑址的产品;金元时期均为南方窑址生产的器物，这与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瓷器所属窑口的整体状况以及陶瓷器烧造、生产状况是基本一致的。
5.北京出土的陶瓷佛像的数量，以辽、元时期最多，金代最少，这大体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权对佛教的态度、政策以及北京地区佛教信仰的传播程度。辽南京作为辽朝的陪都之一，是辽境内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中心，“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辽朝僧官的设置，仅在南京设左、右僧录司，其余四京则只各设一僧录司，可见契丹政权对南京地区佛教的重视。金朝鉴于“辽以释废”的消极影响，对佛教加以限制，金世宗就曾宣称“至于佛法，尤未所信”，因此金中都的佛教发展趋于稳定、合理。元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使元大都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广建寺庙，延揽名僧，刊刻藏经，大行佛事，其中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用铜50万斤铸造的寿安山寺卧佛，在佛教造像史上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可见当时元大都佛教文化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