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先生 （1917年05月—2010年02月）
40年前，当我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读书时，张仃先生作为院长，时常在各种典礼和会议上致辞训话，从来都是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后的交往中，随着对先生艺术思想、设计理念和他多方面艺术实践的了解逐步深入，对先生也愈发敬重和尊崇……这位老院长和蔼可亲，风度翩翩，睿智而慈祥的学者形象，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
张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家、壁画家、漫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艺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历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院长等职务。这位我们无比崇敬的跨世纪长者，从民国走来，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文革的非难，沐浴了开放的曙光。他融会古今，连接中西，为民族、国家的美术与设计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艺术创作与理论遗产，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仍是有待进一步挖掘和研究的宝藏。
张仃先生1917年出生于辽宁北镇，1932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后投身“抗日宣传队”，以画笔为枪，用漫画宣传抗日。弱冠之年，全面抗战爆发，张仃先生奔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可以说，他耿直爽朗的性格以及年少时的经历，造就了他针砭时弊，笔笔见地的艺术表现，促成了他始终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艺术创作理念。
《到敌人后方去》 漫画 37cm×29.7cm 1946年
张仃先生的艺术创作涉及面十分广泛，能够驾驭多种绘画形式，其中包括漫画、壁画、年画、宣传画等。后期更以创作焦墨山水见长。在创作中，张仃先生始终重视吸取民间艺术养分，将民间艺术视若瑰宝。早在1938年的延安时期，张仃先生就与其他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一同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剪纸艺术。抗战期间，张仃先生每到一地就注意搜集当地的剪纸，足迹遍布甘肃、宁夏、陕南、陇东等地。抗战结束后，他又继续到山西北部、察哈尔南部、东北和京津等地搜集。张仃先生对民艺的一腔热血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笔法亦十分倚重。对此，他曾在多个场合重申自己对“笔墨”的观点。张仃先生曾在其《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中提到：“过去有人提出‘革毛笔的命’，现在有人提出‘笔墨等于零’。老实说，我无法同意这样的观点，也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不用毛笔弄出来的画当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也会产生一些奇异的效果，但它肯定不是中国画，因为无从识别。……但如果要把这种个人自由强加给中国画，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画的工具文化，就必然引起反抗。”在另一篇文章《关于“笔墨等于零”》中，张仃先生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一生的实践和探索使我感到，中国画是一个文化概念。它的内核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切身的体会就是笔墨。其他如题材、构图、色彩等等都可以变，就是笔墨不能缺。”恰恰是他对民间艺术的吸纳和对笔墨的坚守，使得其焦墨山水作品风格拙朴雄健，独树一帜，最终发展成一套成熟的表现语言，开创出既有文脉传承又有个人创新的中国山水画的新风格。
《富阳村头》国画 48cm×34cm 1954年
《鉴山楼》纸本焦墨 68cm×45cm 2002年
在此基础上，张仃先生将其大气雄浑的表现手法从架上绘画延续到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壁画创作之中，将高高在上的艺术再一次“带回民间”。从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厅的《哪吒闹海》壁画，到长城饭店的《长城万里图》，再到北京地铁西直门站的《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都出自张仃先生的手笔。或许普通民众并不清楚知晓这些习以为常的公共壁画出自张仃先生之手，但他们的生活与审美却着实被这些重量级作品所深深影响着。这些壁画作品无一不饱含着张仃先生“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辛劳，“城隍庙加毕加索”的禀赋，以及历经大起大落的坚韧和对民族国家的赤诚。对张仃先生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深深铭记，永远感谢！
《燕山长城图》北京地铁西直门站 壁画 1984年
《边城瑞雪》纸本焦墨 2001年
《苏州庭园》 国画 34cm×46cm 1950年
《苏州留园》 国画 43cm×34cm 1954年
《苗家绣女》国画 68cm×68cm 1960年代
《黔西行》纸本焦墨 68cm×68cm 1991年
令人钦佩的是，张仃先生不仅对中国传统艺术爱不释手，了如指掌，而且对西方现代艺术亦情有独钟，研究精深，可谓学贯中西。所以，他的寓所，犹如艺术博物馆，古今中外的艺术藏品目不暇接，令人赞叹不已。在他主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期间，不仅强调学习和坚守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也主张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借鉴。在先生的力主下，学院恢复了人体写生课，健全了基础课程。他在推崇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艺术的同时，也倡导学生们向中国民间年画学习，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视野。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巴黎组画-街区》 国画 70cm×47cm 1964年
站在张仃先生诞辰百年的这个时间点上，在纪念张仃先生令人高山仰止的艺术创作的同时，尤不能忽视的，是他对我国设计艺术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主持和参与的各项设计创作，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设计审美，更确立了新中国的自信形象。在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史上，张仃先生扮演着引路人和奠基者的角色。
《哪吒闹海》 壁画 1979年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漫画 1976年
《女民兵》 国画 41cm×57cm 1960年代
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国家形象的艺术设计成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最终，以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先生主导设计的“天安门”方案相较于梁思成清华大学设计小组设计的“玉璧”方案，最终以多数票获得肯定，并最终在清华大学组的合作下完成了国徽的正式定型设计。可以说，新中国的国徽是由张仃先生的原始创意，加上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完善而最终完成的。若干年后，在谁设计了国徽这一争论上，张仃先生始终没有自居，而是反复强调这是集体的智慧，足见他的豁达胸怀和高格美德。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并入清华大学，无疑是对张仃先生这一历史功绩最好的慰藉。
中央美院小组 张仃先生设计的国徽 1950年
清华大学小组 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国徽 1950年
国徽最终定稿 1950年
1950年，新中国政协会议通过张仃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
除了国徽以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艺术设计、全国政协会徽设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美术设计、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大会会场设计、怀仁堂大门和新华门大门整体设计等等一系列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任务，均出自张仃先生之手。张仃先生因此无愧为新中国形象的首席设计家。虽然那个时期的中国尚未引入“设计”的概念，但他的创作的确在新中国现代设计史上书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协会徽设计 1949年
除了关乎国家形象的重大设计以外，张仃先生同时也将眼光聚焦于与百姓交流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用品设计上。留下了精彩的作品与高屋建瓴的理论遗产。
新中国建国之初，正在负责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标志、天安门城楼装饰等建国大典必需的艺术设计工作的张仃先生，就接到邮政部门的邀请，要求设计开国纪念邮票。而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工作后，张仃先生深感社会需要，开始有意识地在装潢设计课程中增加邮票设计课题。其中最广为人知且艺术价值最高的，当属1981年发行的第一轮生肖鸡邮票。该邮票的原画是由张仃先生于1960年绘制的。画面中，张仃先生用粗犷、雄健、干练的黑色线条勾勒出了大公鸡的躯体，又用尖细的线条画出锐角三角形，组成了公鸡的头部和爪。公鸡高昂的头，张开的嘴，圆瞪的眼睛以及身上紫绿搭配的色彩，传神地表现出大公鸡精神充沛、好斗不服输的神态。即便张仃先生因为这幅画在文革时期遭受了许多莫须有的非难，但丝毫不会降低其艺术价值。可以说，张仃先生利用简洁的线条，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内涵，这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现代设计元素与方法。该幅画作最终被选为邮票图案，除了画作背后的故事以及张仃先生本人的经历之外，从图像学的角度分析亦有其必然性。
《辛酉鸡年邮票》（T58） 1981年
张仃设计的邮票 195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 邮票（C4 4-1） 1949年
除了平面设计以外，张仃先生还在室内与展示设计上颇有建树，主持了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际展览中的中国馆设计。1952年，张仃先生出任德国莱比锡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总设计师。他力排众议，坚守底线，大胆运用黑色大理石和金色刻线的结合，设计了丝绸展厅的背景墙。这一设计突破了当时大多数人对新中国红色政权的狭隘理解，蕴含着东方意境，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也令参观展览的各界人士叹为观止。
张仃先生与毕加索合影 巴黎 1956年
1956年赴巴黎设计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之际，张仃先生不仅参观了卢浮宫的收藏，还在赵无极的导游下，看遍了大小画廊里的毕加索和许多现代派大师的原作。在中国馆设计完工后，张仃先生更随团拜访了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本人。关于这件事，我担任《装饰》杂志主编时曾在2006年带着几位编辑，前往先生在北京门头沟的寓所对他进行了采访。当时，我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您见到了毕加索，并拍了合影，那当时您注意到您和毕加索谁的个子更高呢？”，结果张仃先生肯定地说：“他比我还矮！”如此率真的回答，着实令人难以忘怀。应该说，多次的欧洲之行和与现代派艺术家的充分接触，使得张仃先生的艺术设计眼界超越了当时的中国主流审美。这些源自西方的现当代艺术表现形式和设计理念，与他早先汲取的民族艺术养分互为补充，发生反应，确立了张仃先生立足民族国家，放眼世界前沿的设计思想与理念。的确，我们今天翻阅张仃先生在世时对我国设计艺术发展提出的建议与批评时，仍有领先时代，振聋发聩之感。
在发表于1979年的《提高商品包装装潢设计艺术水平》一文中，张仃先生提到：“要使每一个商品的包装设计，在视觉上、实用上和美学上，都具有吸引力和科学性。……这种精确的美，严格的美，设计上的美学修养，是我们包装设计工作者特别应当注意的。”他指出：“从事商品包装装潢设计与从事一般美术创作不同，不但要画出来，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来，要善于发挥工艺制作和材料的特性，要考虑到制作、陈列、运输、销售、实用等方面的因素，要具备科学的态度。”张仃先生没有只将目光聚焦于图案、色彩、样式等设计领域本身，而是看到设计活动所涉及的范围包括了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美学等多方面，是对设计创作客观理性和完整的认识和诠释。这对我们今天的设计创作、教学及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张仃先生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存在我们心间，他的精神与思想永远不朽。在他身上仍然有许多我们尚未领悟与习得的学识财富。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张仃先生诞辰百年，为的就是要在此重温老先生的教诲，反思来路，砥砺向前。
1942年9月10日，张仃先生在《解放日报》上发文提到：“我们反对拜物，但也不仇恨文明。我们承认流线型汽车是最完善的交通工具，但看为谁使用，不能因为民众对牛车熟悉，就反对和废弃汽车。我们赞成用现代绘画技术描写工农，同时在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经过创作实践，欧化美术和民间形式定会变质，创造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4]这些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写下的文字，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将和张仃先生毕生所有的艺术设计创作和理论总结一道，继续指引我们的艺术发展和现代设计之路。
《西岳夕照图》彩墨画 700cm×300cm 1983年
《泰山朝阳图》彩墨画 700cm×300cm 1984年
《镂月裁云》篆书 2003年
《昆仑颂》（局部） 焦墨画 96cm×180cm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