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余式梅
余式梅(1893—1954年)，江西都昌人。他的父亲原在都昌县城开一家杂货铺，生意清淡，仅可维持一家人生活。小式梅九岁时，父母相继去世，不得已而随族人来到景德镇，在一家脱胎窑户的坯房里学刹合坯。
刹合坯是圆器行业中最繁忙的工种，过手的工序达十余次之多，计有邋(洗)内水、汤内釉、邋外水、蘸外釉、促底釉。如是青花，要打内箍、打外箍；若是玲珑器，用水笔滴釉四至五次，每一次都必须先晒干后滴之，然后洗净内釉，若是东青器，蘸外釉亦有四五次之多，若是荷叶器，还要用小刀将坯的口沿削成曲波状。最难的是合(配)釉，釉之合适与否，是决定瓷器外表美的关键。余式梅通过三年的努力，基本上掌握了各种工艺。按行规，出师后还帮师父三年，即完成一脚任务，工资只有五折、六折、七折，差额为师父所有。在帮师三年中，余式梅各种工艺达到相当水平，几乎超过了师父。
余式梅独立后，由于他有一手过硬的本领，工作又认真负责，加上对老板忠诚，对同行又和气，又肯帮助人，不仅受到窑户老板青睐，同行们也喜欢，逐渐成为工人中的有名人物。
民国11年(1922年)，余式梅到了而立之年，由于他各方面臻以成熟，开始“做头”了。做头是明代延续下来的习俗，即一幢坯房内(不含画坯)所有工种的领头人。它不仅要求本工种技术过硬，还要熟悉各脚生产工艺，而且还要有组织能力。窑户在开工时，聘请某人为头，其他各脚由做头者延聘。余式梅做头以后，就解决了许多瓷器犯毛病的原因。有位窑户，瓷器犯“水边泡”，这是利坯工在利口沿时没立起刀刃所致。又有犯“压釉”毛病的，是出自剐坯工之手，他刀口欠锋利，在剐底心时不光滑所致。又如刹合坯本身易犯“起釉”(过厚)和“欠釉”(过薄)，釉水配得不恰当则易“发惊”(裂纹)，还有什么釉应满什么窑位才理想等等。大黄家上弄有位姓吴的大窑户，品种为白胎正德汤碗，罗汉汤碗以及五寸碟、茶盅之类，称“常白釉”，是红店加彩的高档瓷。因犯釉惊，长时间不得解决，亏损惨重，吴老板在别人的提醒下，才知是做头人的责任，于是撤换原来的头师傅，改请余式梅。余式梅接任后，从原料到各脚工艺逐一排查，原来毛病出在刹合坯身上，因师傅太懒，釉桶不勤洗，完工后又不加盖，使釉液中有不洁净的成分。于是换了刹合坯工，原釉倒掉，重新合釉，再烧出来的瓷器，没有一只犯惊的。吴老板喜出望外，不久便扭亏为盈。
余式梅做头最红火的时期是他四十岁左右，同时做头达十多处，戴家上弄、大黄家上弄、陈家弄的大窑户都请了他。每天，他勤于职守，到各家坯房严巡察看，遇有问题，当时解决，免留后患。他这样忙，还得力于他的两个助手，一个叫柳久生，一个叫欧阳大毛。这两位徒弟高手，不仅帮助余式梅处理了做头分内之事，还帮助师父传艺，携带众位小师弟。
余式梅对工人的要求异常严格，各脚师傅必须按规范操作；每次出窑犯毛病的瓷器，追究是哪一脚没有达到要求所致，责令其改正，有不听指挥的坚决辞退。他对工人的生活亦非常关心，经常给有困难者的解囊接济。有位工人家乡遭了水灾，他一把掏出六块大洋，并言明是相赠，不要归还，从而在工人周围产生了凝聚力。因此，在民国21年(1932年)被推选为脱胎业工会理事长。
对于余式梅来说，难以处理的事莫过于行业“打派头”(罢工)。由于工人受压迫，又物价上涨，常常以罢工来抗争。行业里来了罢工的通知，坯房里必须停工，否则要挨刀子。做头的当然也希望改善工人的生活，但他又是资方委托人，需要维护窑户的利益，因此常处于尴尬地位。余式梅每遇这种情况，总是先到附近的乡下去休息几天，避免参加一些过火的行动；等到接近尾声，他再返回镇上，作为代表之一同窑户代表谈盘子。由于他在窑户和工人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劳资双方都能谅解，从而达到和谐，他就是这样一位能保持平衡的人物。
做头这一职位，在大千世界里，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岗位，但在景德镇却非常重要，为保证瓷器质量，为提高瓷都声誉作出了贡默，功不可没，余式梅就是其中之一。
(原作：余式梅的徒弟柳久生、欧阳大毛口述，余静环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