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年仅15岁的张松茂也踏上了全新的生活道路。
开始两年，他还是跟着父亲、兄弟一起干瓷器彩绘加工生意，并已能独自完成画面彩绘任务。1952年，景德镇举办全市体育运动会，需要订购一批奖品，张松茂接到任务后，独立创作完成了一套《木兰从军》画面的茶具，并获得了陶瓷美术装饰甲等奖。一位小年轻能在高手如林的景德镇陶瓷艺术界评奖中一举夺魁，这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不仅使张松茂在业界崭露头角，技艺得到公认，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全身心投入艺术学习、研究和创作的事业中。
1953年，全国开始了手工业合作化运动，景德镇的个体陶瓷艺术工作者被组织进了陶瓷工艺社或陶瓷美术合作社，张松茂和父亲、哥哥一家三口也参加了合作社。
当年上海举办“苏联经济文化成就展览会”，市里领导亲自带队赴沪观展，张松茂作为青年艺术人才，有幸参加了这次观摩学习活动，并获益匪浅。特别是展会中的苏联油画，令这位从未见过大世面的年青人感到十分激动和震惊，以至50年后回顾起来还津津乐道。他说，当时那种场面，那种气势，尤其是现场油画原作所表现的种种造型和色彩，山峦、田野、人物、静物，无一不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仿佛是真实的再现，确实令我们每个人都兴奋极了。对于习惯从传统中模仿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西洋油画，无论是表现题材、表现手法还是视觉效果，无疑会令他们耳目一新。张松茂在展会上如饥似渴地用心欣赏着、吸收着、揣摩着，并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美术资料，他带回来一叠油画明信片，其中一张《政权归于苏维埃》的油画日后被他搬上了瓷板画，因而在当时的陶瓷美术界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政权归于苏维埃》瓷板画现在看来虽然是一幅临摹的作品，但在当时的景德镇陶瓷美术界，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首先是表现题材的革命意义。油画所反映的是列宁在1917年俄国10月革命中领导工农兵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在瓷板画上的艺术再现，对于以苏联为榜样、走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而刚刚获得全国胜利不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热烈的歌颂和历史的肯定；而这对于画了几百年山水花鸟、才子佳人等传统题材画的景德镇美术界来说，也无疑是一种首创。
其次是表现技法的创新。油画这一画种是无法用传统瓷画技法表现的，必须在技法和材质上创新。当时的张松茂还没有接触过西洋美术理论，还不懂得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这些洋理论，甚至不知道应当打格子按比例放大，因此即使是临摹难度也是很大的。但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位大胆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用新彩颜料反复在瓷板上画了擦、擦了画，经过一系列摸索和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把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等领袖人物和一群工农兵形象搬上了瓷板画。这幅作品后来参加了全国合作社系统成果展览并获奖。此时的张松茂，才刚满19周岁。
有趣的是，《政权归于苏维埃》这块瓷板画在全国参展并获奖后，并没有拿回来而是留在了北京，因此第二年张松茂又重新画过了一块，而且质量比第一块更好，这后一块在20世纪80年代被上海一位收藏家收喊。
1954年，景德镇市陶研所(国家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前身)成立，张松茂从美术合作社调进了陶研所。1955年国庆节前夕，全周召开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张松茂由于成绩突出被推荐出席大会，并在会议期间代表江西省青年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从北京回来，张松茂在汽车站受到了贵宾一般的隆重热烈的欢迎，锣鼓掀天，鞭炮齐鸣，这场面令年轻的张松茂激动不已，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工作，来报答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关怀和期望。
轻工业部陶研所可谓是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最高研究机构之一，全所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张松茂能来到这里，既是非常难得的机遇，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说是难得的机遇，因为这里有陶瓷艺术界最好的老师，有优越的创作研究条件，亦有充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是因为张松茂毕竟没有喝过多少墨水，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的美术教育，要承担艺术创作任务还有较大难度，何况当时所里有些资格较老的艺人特别是那些院校派的艺术家，根本就瞧不起这些“红店佬”出身的年轻人。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张松茂深知自己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责任，他告诫自己不能辜负领导、老师和前辈对自己所寄予的希望，不能被眼前的种种困难所吓倒，现在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发愤地学习文化知识，学习美术理论，学习专业绘画知识和技巧。
当时部所的学习条件比较好，一方面是在完成规定任务后多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就充分利用这些时间自学古汉语知识，学习唐诗宋词，学习绘画知识；另一方面，所里还经常请中央工艺美院等高等艺术院校的专家教授来所里讲学，梅健鹰、祝大年、郑可等知名专家都在部所讲过课，讲透视学、色彩学等美术理论。每当这个时候，张松茂便不放过任何学习机会，专心致志地听讲，做学习笔记。除了学习理论知识，就是刻苦练习。他和几位同事一起练习素描，先从几何图形到简单的静物，再到复杂的人体模特，他一步一步地由低向高、循序渐进，不知画了多少素描稿。还有就是其他民间传统艺术如年画、剪纸、泥塑等。凡是跟美术有关的艺术种类，他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探究，并尽可能动手实践一番。由于长期坚持刻苦学习，张松茂的文学知识、美术理论知识和绘画技巧进步很快，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活动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凡熟悉张松茂作品的人都有一种感觉，即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自然气息，无论山水、花鸟、人物，画面都富有情趣，富有生机，造型很少雷同，即使是描绘同一种植物，如松树或梅花，也是风格各异，姿态万千，这种善于变化、创新的表现手法，是跟他长期坚持写生实践密不可分的。
谈到写生，张松茂认为，当时有些人不太理解写生的重要性，他们以为，古人前人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美术资料，我们照搬照套就可以了，何必要去写生呢?他觉得这种认识是片面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反映生活，记录生活，就要坚持写生，以便为创作积累素材。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即生活素材。古人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说的正是写生活动。
谈话中张松茂拿出了他历年积累的写生资料，这些资料均被分类整理得井井有条，有人物、动物、植物、风景，在每一大类中又有若干小类，如植物中有松树、柏树、梅花、牡丹、荷花等等，令我们看后无不佩服他的精心细致和周到。他随手抽出一册松树的写生，里面有千姿百态的树枝树干树叶素描，他指着其中一张形态怪异、纵横交错的老树枝说，不到现场写生，你在画室里是很难想象出来它的曲折变化的。
他非常敬佩和感谢大他13岁的王锡良老师，他说是王老师经常带他一起出去写生。1957年春节，他们一起利用放假的机会，从市里坐汽车到赋春，又从赋春步行几十里路到婺源，一路走一路写生，前后历经十几天，获得大量创作素材。回来后他和王老师的作品还发表在《井冈山画报》上，这本画报至今还保留在自己身边。张松茂毫不掩饰地说：“当时在景德镇陶瓷美术界中，坚持写生的，王锡良老师是第一个，我可算是第二个。”
半个世纪以来，张松茂从不放弃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写生。国内的名山大川，黄山、庐山、井冈山，泰山、恒山、峨眉山，他几乎跑了个遍。为了写生和创作，他曾经七上井冈山，走遍了五百里井冈的山山水水，可谓历尽千辛万苦。即使是“文革”中停止了工作，但写生却从未中断。在体力劳动间隙，别人在一旁歇息，他却拿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坐在那里画起了路边的小花小草或树枝树杈，总之不会闲坐。如此日积月累，现在他的画室放满了各种写生资料，要创作何种作品，随手拈来，极为方便。
在部所，还有一次极为难得的学习机会，使得张松茂大开眼界，那就是60年代初到故宫等地描摹明、清时期的瓷器造型和画面。因为轻工业部要出版一套画册，于是下达任务到陶研所，所里让他带一拨人马，先是在故宫和琉璃厂，后又陆续在南京、上海博物馆搞了一年多这项工作，虽说艰苦，但收获极大，他们描纂了一大批明、清瓷器器型画面，装了几大木箱运回来。通过这次工作实践，张松茂不但熟悉了我国明、清时期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演变脉络，而且从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绘画知识和装饰技巧。正是这种学习精神和学习机会，使张松茂逐渐从一个学徒出身的青年绘瓷工人成长为工艺美术大师。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要想成才，天赋加勤奋再加机遇，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那时候我在部所，一是向传统艺术学习，二是向现代艺术学习，三是研究瓷绘材料，那真是拼了命，下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