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李志伊和任坚的钧瓷情结

第八节李志伊和任坚的钧瓷情结
李志伊和任坚师生二人都是当代陶瓷界的著名学者。他们在祖国的陶瓷工作战线上，呕心沥血，孜孜求索，默默耕耘了一生，为祖国的陶瓷事业，特别是为钧瓷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他们却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在上世纪屡次政治运动中，虽多遭不幸，仍然競競业业，忍辱负重，踏踏实实地工作，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堪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李志伊，1909年生，河北省高邑县人。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在校曾进修窑业课。大学毕业后于1936年8月应聘来禹县陶瓷职业学校任校长。该校原在县城马王庙内，时任县长王桓武，以神垕为禹县陶瓷产地，又是全国重要瓷区之一，遂将学校迁往神垕。由于当时国家财力有限，就因陋就简，在破旧的火神庙内建起一幢简易的教学办公楼，即招生开课。共设3个班，每班40人，学制3年，除政府派来文化老师外，又聘请当地钧瓷艺人卢光华等为技师，讲授陶瓷专业课。学生边学习文化，边学习陶瓷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由于李志伊工作勤奋，治学严谨，一批既懂陶瓷科学理论知识又能实际操作的陶瓷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结束了神垕瓷区数百年来陶瓷匠师只有实践技能，没有陶瓷科学理论，缺乏陶瓷科技人才的历史。
任坚出身陶瓷世家，自幼受父辈熏陶，热爱陶瓷技术，而且天资聪颖，学习勤奋，16岁考入陶瓷职业学校。李志伊伯乐识才，认为任坚孺子可教，视任坚为得意门生，倍加爱护精心培育；任坚也程门立雪，恭敬求教，成为该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技士。
1938年，李志伊在禹县陶瓷职业学校离任后，又应聘到郑州高级工业化工学校任工务主任兼教化学、陶瓷课，任坚后来也考入该校深造。毕业后，又被推荐到陕西省黄保镇建西实业公司瓷器厂（耀州窑）任技师，继任助理工程师。
1946年春，由李志伊筹集资金，与任坚一起在神垕创办建华实验厂，边生产边实验，以生产养试验。当时神垕陶瓷生产用颜料——氧化钴由天津市供应，因正值抗日时期，交通受阻，氧化钴供应中断。李志伊和任坚用氧化钴一份加入20份碎玻璃进行锻烧，将氧化钴冲淡加入釉中，同样能烧出幽雅的天青色，拯救了神垕瓷区的燃眉之急。特别是，他们用钙釉代替木灰釉的试验成功，在神垕陶瓷发展史上可谓一大创举。神垕瓷区自有史以来一直沿用木灰作熔剂，木灰虽有不少优点，但是，它白度差，因神垕的粗瓷碗（神垕的主产品）以白为优，如白度差直接影响着产品市场的销售量。同时，木灰要从鲁山等地购买，运距远，成本高，最重要的是木灰腐蚀性强，经常把上釉工人的手腐蚀的鲜血直流，疼痛难忍。有鉴于此，他们利用当地的方解石进行了多次试验，终于可代替木灰作熔剂，彻底解决了上述问题，既解除了数百年来制坯工人烂手的痛苦，又为陶瓷厂家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可谓一举多得，工商界无不拍手称快。神垕商会要拿出200车碗（每车1500只）给予奖励，被任坚婉言谢绝，分文不取，至今在神垕仍传为佳话。
新中国建立后，李志伊结束了他20余年的教书生涯，到河南省工业厅工矿试验所任工程师（后提升为高级工程师）从事陶瓷科研工作；任坚于1948年被禹县人民政府推荐到中原大学学习，1949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豫西行署五分署建设科工作，后又受政府派遣，去神垕接管国民党逃亡匪霸的窑场，创建人民工厂（即禹州市瓷厂）,任经理，当时的人民工厂直接受许昌专署领导，后来又成为河南省的重要陶瓷厂，李志伊经常受省工业厅派遣来人民工厂指导工作，师生二人又再度合作。
钧窑于元朝末年的壬辰（1352年）兵变而毁于战火，钧瓷艺术从此失传。到清朝末年恢复时，只能一步一步地去探索，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摸着石头过河”。从上世纪初到1958年的半个多世纪里，经过无数匠师的潜心研究，钧瓷釉色，一直在天青、豆绿等单色范围内徘徊。如神垕仿制钧瓷知名度比较高的卢氏，经过四代人的刻苦钻研，钧瓷窑变艺术仍处萌芽状态，产品炸裂严重，成品率极低。卢氏后人只能沿着他们老祖先的路走，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时神垕就流传着“要想穷，烧钧红，十窑九不成”。清朝光绪年间，在禹州任知州的曹广权，集资创办钧兴公司，挑选优秀匠师，又摸索了十余年，也是“只得天青一色，窑变艺术仍无人知晓”。其难度之大可想见矣。1955年，神垕第一陶瓷合作社，禹县国营瓷厂，公私合营豫西瓷厂，先后请回钧瓷艺人试烧钧瓷。人民解放了，工人当家作主了，艺人献出秘方，但仍不能烧出窑变艺术釉，只能烧出“大窑蓝”（即在大窑内用氧化焰烧制），窑变艺术仍然无法突破。
1958年4月14日，由中央投资，兴建地方国营禹州市神垕钧瓷厂，任坚任技术厂长，省工业厅通知，集中洛阳、临汝、神垕的数十名优秀艺人和匠师在神垕钧瓷厂群策群力，攻钧瓷窑变艺术难关。并派工程师李志伊和干部姬承文驻厂指导。于1958年4月成立“钧瓷窑变试研组”。人员有：李志伊、姬承文、任坚、钧瓷艺人卢广东、钧瓷技工卢正兴。他们自1958年4月24日至1958年6月16日的55天内，夜以继日，风餐露宿，共计烧鼓风小窑198窑次（最多一天烧6窑次），倒焰窑6窑次、素烧17窑次，总计共烧221窑次，终于突破了自清末钧瓷恢复以来数十年间窑变艺术（任坚写有详细的专题报告）停滞不前的局面，烧出了朱砂红、茄皮紫、鱼肚白等精美的窑变钧窑釉，解决了数十年来困扰钧瓷界的高难度窑变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政府的表扬。至此，钧瓷窑变艺术枯木逢春，重放异彩，十窑九不成的历史已宣告结束，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钧瓷窑变艺术难关攻破之后，李志伊和任坚等又设计出多种釉料配方进行试烧。同时又设计1立方米、2立方米、6立方米、20立方米的倒焰式窑炉（以6立方米最为适宜），大大提高了钧瓷成色率。1961年9月25日，禹县人民政府决定，将1958年神垕所有并入地方国营禹县神垕瓷厂的厂家，分为地方国营禹县瓷厂、禹县神垕第一陶瓷生产合作社、禹县神垕第二陶瓷生产合作社，钧瓷艺人也各回各厂。这次攻关的技术成果也随之在三个厂里传播，经过进一步完善，在神垕以及禹州遍地开花了。
神垕瓷区有史以来，因为当地瓷土含铁量高、杂质大、白度低而不能生产细瓷，阻碍了瓷区的发展和进步。禹州国营瓷厂原来也是主要生产粗瓷碗、盆、罐等，产值、利润极低（上世纪50年代每只碗只卖4分人民币）。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1964年决定生产精陶。但首先是白土缺乏，如用外地白土运距远，成本高。李志伊和任坚和有关技术人员不辞辛劳，跑遍了神垕附近30华里以内的山山水水，终于在附近10公里左右的境内发现了硬质白土，不但白度高、含铁量低，而且储量大，易开采，运距近，成本低。这是神垕瓷区有史以来的重要发现，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从此，神垕瓷区结束了多年来只能生产粗、大、笨的粗瓷的历史，开始了精陶的大量出口，为禹州的陶瓷发展史增添了新篇章。李志伊和任坚等科技人员为神垕瓷区的大发展又立下了汗马功劳。
禹州市瓷厂，由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破旧小厂，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一千多名职工，面积10余万平方米，生产陶瓷全部机械化的出口大厂。从创建之日起，一直到后来的扩建，技术改造，厂房建设，窑炉设计建造，机械设备的设置和安装，还有本厂的电厂兴建和各种工艺技术难关，都要靠本厂科技人员亲临现场，具体指导。由于烧窑需连续作业，为了掌握好升温曲线和进行氧碳气体分析等需要连夜守在窑炉旁，具体指导，为此他们不知道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由此可知，李志伊、任坚和有关科技人员，为神垕瓷区付出辛劳、汗水之多，贡献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1948年禹县解放，任坚正处青春焕发，风华正茂之时，他豪情满怀，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革命并到中原大学学习，毕业后，受政府委派，回神垕创办有史以来河南省唯一的全民所有制瓷厂。因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社会动荡土匪猖獗，当地土匪头子侯岳暴动曾杀我革命干部数名。任坚冒着生命危险带领职工，披荆斩棘，惨淡经营，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资金积累连年增加，很快发展成为全省有名的陶瓷厂。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不久，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任坚自然不会幸免。“三反五反”时，不批钱、不管物一心执着于陶瓷技术和瓷厂如何发展的任坚，在雷霆万钧之势的重压下被打成“三反分子”，受到了惨酷的批斗和人格侮辱。运动后期，上级派人甄别落实，任坚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十分清白。这样一个年富力强，作风正派，既有专业技术，又有实践经验，对神垕瓷区的陶瓷事业有重要贡献的干部在“三反五反”之后，竟不明不白地被“靠边站”了，由一位堂堂的 “人民工厂的经理”而被贬为一般职工。从1952年的“三反五反”到1978年的“四人帮”倒台的数十年中，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李志伊和任坚天天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十年浩劫”中，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任坚在神垕所受冲击更为严重，被红卫兵的乱棍打得遍体鳞伤晕倒在地。李志伊也在省会郑州被批斗，当时任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法保护自己的恩师。禹州市瓷厂为了保护李志伊，以请求解决陶瓷技术难关为名请李志伊来神垕“避风”才使他渡过了劫难。
受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熏陶和影响，知识分子大多热爱祖国。祖国是母亲，不管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们也总是无怨无悔，爱国如故。有一个外籍华人就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西方知识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帮”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们早就跑光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管你给他准备什么条件他们能工作时就工作。”李志伊和任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像他们那样既有陶瓷理论知识，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陶瓷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在当时全国来说也是为数不多的。外地瓷区曾有不少人请他出山，并且待遇丰厚，条件优越，他们完全可以携眷远走，但他们都没有离开，仍坚持为河南的陶瓷事业忍辱负重，辛勤耕耘。
禹州是李志伊的工作基地，1936年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到他离休的数十年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禹州工作，与禹州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禹州是任坚的故乡，“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每个人都爱自己的故乡。他们师生二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这里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奋斗了几十个春秋，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几十年漫长之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但是，他们在千辛万苦之中，毕竟找到了真理，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归宿，那就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养我一生，我们为祖国奋斗不息，无怨无悔。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奋斗终生，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
任坚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一任领导，在陶瓷技术方面是我的老师。我们在一起工作数十年，“三反五反”时，一起挨过批斗，又一起被关过“禁闭”。李志伊于1936年来神垕任教，那时我尚处孩提之时，还不记事。后来他的继任者——周义，我和他只谋一面，只印象他中等身材，衣着整洁，发可鉴人。据说，他是杭州美专毕业，后来跟国民党去了台湾。
李志伊到河南省工业厅工矿试验所任职，常来禹州市瓷厂驻厂，我时任厂党委秘书，自然交往颇多。他身材不高，体形瘦弱，衣着简朴，常穿一身灰卡基中山服，没有半点“洋气”。对他不熟悉的人，多把他看成老农或老工人。同他一接触，我就感觉到，他同别的高级知识分子不一样，他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和他接触。他驻厂时经常给职工上技术课，深入浅出很容易懂，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我基本上每课必听，学到不少陶瓷科技知识，受益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心胸。
有一次（大约是他离休后）我和任坚一起去郑州出差，去李工（通常尊称李志伊为李工）家拜访，晚上他请我们吃晚饭，和他全家围坐在一起，吃的虽不是山珍海味，但情意浓浓，愉悦之情，溢于言表。晚饭后，李工安排让我们住在他家，他家住房并不宽大，是老式三居室，因天气炎热，加之蚊虫叮咬，不能入睡。他和他的老伴及儿媳妇，都起来给我们打蚊子，折腾了很长时间。虽然没有休息好，但是他全家的热情款待，使我感触良多。当天晚上，我们本应去住旅馆，李工特意安排住他家，也是任坚乐意的。看起来，任坚在他老师家是常来常往像到自己家里一样，毫无拘谨之意，他们师生关系之亲切，只此可见一斑。在李工家使我惊讶的是，李工搞了一辈子钧瓷，家中竟没有存放一件。他清正廉洁之风，对公物一介不取的狷介性格，即此可见。他的学生任坚性格也是如此，这在禹州也是妇孺皆知的，他家同样也是家徒四壁，一件钧瓷也没有。这虽然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从中完全能反映出他们师生二人人格的高洁。
“四人帮”被打倒后，普天同庆，日月生辉，李志伊和任坚都得到平反昭雪，解除了压在他们身上多年的政治枷锁，他们虽体弱多病，重又精神抖擞，继续为祖国的陶瓷事业奋斗不息。李工离休后，因年事已高，常住郑州家中，但仍关注着禹州钧瓷事业。当时我被调入神垕钧瓷工业公司钧瓷科学研究所任所长，常去省厅汇报工作，曾得到李工的大力支持。他还根据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给我设计了钧釉配方（天青和钧红），并提供他多年来对木灰研究和使用的科技资料，我如获至宝。编写《钧瓷志》时，我曾多次去郑州向他求教，他都鼎力相助，热情支持，并提供重要的历史和科技资料。如清朝末年《钧窑瓷业公司章程》，就是李工保存多年的珍贵历史资料。《钧瓷志•工艺成就》一章，李工在审阅时逐字逐句斟酌，这都表现出他对钧瓷事业热心关注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任坚被平冤昭雪后，调入禹州国营二瓷厂任副厂长，又被国家正式命为陶瓷工程师，这是禹州有史以来第一位国家命名的陶瓷工程师。离休后，他虽疾病缠身，仍孜孜不倦，经常奔走于各钧陶瓷厂家，帮助搞建厂设计，建设和改造窑炉，改进钧釉配方，为振兴钧瓷事业不遗余力，贡献余热。编写《钧瓷志》时，他为《钧瓷志》提供了不少的文字资料和重要史料。科技部分都经他亲自审阅和修正。
如今，斯人已逝！然而他们的功绩，他们的情怀，他们的形象将永远活在重焕生机的钧瓷文化里。
附：任坚钧瓷紫红斑釉试验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