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关于钧窑烧制方法的推断
由窑址遗迹和出土器物来看，宋代钧窑窑身不高。方圆不过五尺左右，烟道设于窑后，可能为古代北方习见的半倒焰式窑。所用窑具只见有匣钵、渣饼两种。使用燃料除煤外，有的窑还发现了用木柴的现象。如在刘家门窑址打探眼时，曾自地表二米以下取出木炭数块，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北方烧窑所用燃料来说很有帮助。尤其是过去有些外国文献强调“北煤南柴”的说法值得怀疑。估计这种烧木柴作法，在当时小窑烧成的条件下，并无供应上的困难，而且对比该地釉色之美，除去釉料配方独到之外，使用木柴烧窑，火焰长而灰分少，容易燃烧，同时不含硫黄或者含量极少，因而色泽较好，当然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在几处堆积层内还发现不少素烧过的半成品，其中有碗、盘、碟等残片，有的印着花纹（图三左上，左下为挂釉的印花片）。这一方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精致的钧窑印花真面目，同时也具体说明了宋代钧窑瓷器多是两次烧成（因元瓷制作粗放，看情况可能是一火而成）。细看所有碗坯外口或腹壁均有明显的轮旋痕迹数道或凸弦纹一周（图三右下），有的盘里口边还凸起一周如意状纹（图三右上），制作相当精致。
通过对若干盘、碗残片的对比观察，几乎在造型上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即圈足里墙外撇，底心较薄，甚至有些底心与腹壁及近底处的厚度相差一倍以上。这种特点与元代青花、釉里红盘、碗之厚底重心的特征迥乎不同。一般中、小型圆器均是用渣饼垫烧法，大型碗和前述的Ⅳ式直口盘则器心无釉，当是使用叠烧方法。至于垂釉至底足、里外施满釉的盘、洗一类，多在圈足内留有支钉痕，则又是使用支烧方法。
综观以上几处钧釉残片，釉层有的较薄，几乎可以看到坯体上的旋痕，有的则肥厚过甚，达到所谓垂若蜡泪的程度。釉色也有天青、天蓝、灰蓝、葱绿、灰绿、黑绿、月白以及红紫等多种多样。这些五光十色的釉调和失透感，都是氧化铜、氧化铁釉被还原和磷酸、硅酸等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残片的边缘如碗口盘边一带，往往釉的熔融极透有如玻璃一般晶莹清彻。这种釉调与临汝大峪店一带所出钧釉片十分近似，甚至与临汝严和店附近所出青瓷也有相同之处。相反地在后两处所出钧釉或青瓷中，有时也会有和神后钧釉同样失透感的乳浊现象再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其烧成温度大约需要在1200℃以上，而各种不同的釉色变化也就在这一烧成阶段中发生。
例如：当釉中的氧化铁被还原成氧化亚铁时，即出现青瓷的釉色，但由于磷酸的作用使一部分变作磷酸亚铁，而形成钧瓷中常见的灰绿色。那种好象在青料中掺入牛乳般的天青色，是因为氧化亚铁的青色加上乳浊现象的结果。至于所谓“夕阳紫翠忽成岚”那样瑰丽的红紫斑，则是铜的红色和乳浊现象的青色结合而成。但因其原是以追求红紫色即所谓“玫瑰紫”为主体，而这种铜红釉的窑变性非常之大，加之半倒焰式的窑，温度不易均匀，而且不易烧成纯粹的还原焰，所以产生红、黄、绿、紫、青甚至白色，可以说是千变万化，绚烂多彩了。
3 钧窑的烧瓷历史及传布地区
明、清以来许多文献中关于钧窑的记载，只有清人《南窑笔记》比较具体而且时代也较早。书中曾提到“北宋钧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后人多因袭 这一说法。但也有人根据金代始有钧州之名的理由，主张窑以地名，或以为造型与釉色绝不相称，从而断为金代开始，迄未形成定论。不过根据我们此次调查所见，神后镇一带出土的钧釉残片，在造型上都是宋、元之间的产物。这些残器与今日传世的宋、元瓷相比如出一辙，只以目前金墓出土的钧窑器物极少，在严格区分宋、金、元三朝器物方面尚缺乏足够的依据。细看刘家门出土的带把洗、盖盒和苗家门出土的镂空炉、鸡心碗（图四中下）等釉色绝美，形制端秀，毫无纯重稚拙之感。这些早期精品无论在胎质、釉质以及造型各方面，都同后来许多粗犷钝重的钧器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尤其是此行无意中在距神后二十里的郏县黄道窑址发现了一向被目为“唐钧”的黑釉蓝斑残片，进一步具体看到钧窑的前身，揆情度理很难设想两窑之间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早于金代的北宋钧窑，无论从窑址情况或传世器物来看，都是无可置疑的。
至于窑名出现的早晚和“钧州”“禹州”的改称问题，乃是后人主观上对它所加的抽象名称，无足影响客观上生产的历史发展。就是说，唐代郏县黄道窑的黑釉变斑实为宋均一定之滥触，而北宋汝窑的裹足支烧方法及釉色亦曾施影响于钧釉，禹县神后镇，郏县霭主沟（俗名野猪沟）和临汝大峪店、桃木沟一带的宋、金、元之作，不过是承前人衣钵，正处在由发展到衰落的一段历史过程。到明代宣德时期前后，禹县虽仍有酒缸、瓶、罈 之贡，然而恐怕都是另起炉灶的黑、白瓷一类之物了。基于以上几点，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将钧窑的上下限定为北宋至元代。
谈到此行原拟求得解决的北宋钧窑盆、奁产地问题，据当地老艺人说：刘家门曾出土过带字码的好钧瓷片，只有一、三、五、七、九，并无双号云云。虽然我们一无所见，但是考虑到当初可能是宫中定制之物，数量既有限，而且由于先行素烧之故，废品率不会很大。若由该地出土残品的烧制 水平和时限来看，例如前面提到的印花盘口边上的如意头纹饰，正是宋均盆、奁口边所用的装饰手法。再证诸刘家门、上白峪一带釉质之润和釉色之美，以及足底具有“芝麻酱釉”等特征，则老艺人们的传说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只有留待将来再作进一步的证实。
另一个是钧釉的分布地区问题。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目前可以肯定烧过钧釉的地方窑有禹县、郏县、临汝、登封、新安、汤阴、安阳、磁县等数县。内中以禹县制品最精，临汝、郏县次之，且时代较早，其余多系元代之物。此外，据文献记载，山西省的水济县（浦州窑）、襄垣县（潞安窑）等地也有过元钧的出产，然而从来无人进行过实地调查，具体情况尚不得而知。需要提出探讨的却是修武县当阳峪窑曾否烧过钧瓷的问题。据瑞典人卡尔贝克1943年所作的调查报告说，曾在当阳峪窑发现过大批的钧釉残片，并且形容它们“坯体为灰色坚硬的半瓷质，上面挂有浓厚而美丽的钧釉。一般釉多紧密地粘在坯体上，自腰部以下露胎，以粗劣的制品较多。有的开片，有的不开，釉色因火候的变化而有天青色、深蓝色和灰尘色之别。”同时“也会发现各种小的‘釉照’，其中有十分精良的制品，而且有的刻着一、二、四、六等数码，很像是用来区分釉料的。”对于这个问题，因在1962年5月我与冯先铭同志去修武调查该窑时无所收获（三十年来也从未听说当阳峪出土过钧釉器物），所以我们未能得出结论。总而言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相当多的窑口都曾烧制过钧釉器物，至今仍难以严格区分。不过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河南省，而且以禹县神后镇为中心，这一点现在是可以凭信的。
三、扒村窑遗址
1、窑址概况和器物分类
扒村位于禹县城西北约二十五里，虽然过去文献中很少见有关于该地产瓷的记载，但是流传在世的器物很多，大都以白地 绘 黑花为主，其次如翠青地绘 黑花、白釉、黑釉、宋三彩、宋加彩等器物也时有所见。我们此次曾去该地调查了三日，主要是在扒村附近的老砦、边家坟、王家坟、瓦窑沟、猫耳朵地一带地方进行工作。地面上的残片和窑具相当多。所得的标本，主要可分为以下数类：
（1） 白釉
碗可分为六式：
Ⅰ式 侈口，口边较厚，口以下斜收，底心薄于碗身，相差约一倍，圈足较厚，里墙外撇。口径9.5、高3、底径4.5厘米。
Ⅱ式 唇口，厚边直削，浅腹，口腹与腹底相接处各有棱角一道，底心厚度与碗身相等，里心微凸起一圈，浅圈足。口径8.5、高2.5、底径4厘米。
Ⅲ式 口微内收，半圆腹，圈足，底足微凸小鸡心，口径10、高3.9、底径4.4厘米。
Ⅳ 侈口，口外微凸起弦纹一周腹壁斜收，底心较薄，圈足。口径18.2、高5.2、底径7厘米。
Ⅴ式 唇口薄边，腹壁上部斜直，下部向内收敛较甚。口径20.5、高6.8、底径6.5厘米。
Ⅵ式 唇口薄边，半圆腹，圈足。口径18、高6.8、底径7厘米。
盘可复原者只有一种，口微敛，浅平腹，腹底分界不明显，盘心凹下弦纹一周，圈足。口径15.5、高3.5、底径6.4厘米。
以上白釉碗，盘里部均施满釉，有支钉痕，外施半截釉，釉下挂有化妆土，胎色灰白，质地较粗，有的白釉出现细密的开片。
其他尚有瓶、壶、盆、罐的白釉残片数种，因破缺过甚，已无法复原。
（2）白地绘黑花
碗 有大、中、小型三种（口径由9—20厘米），造型多同于白釉3、4式碗。另有一种碗为唇口卷边，腹壁斜直，平底卧足，外部露胎，很像盆、罐，造型颇为别致（图八左下）。
碗心多绘花草纹（图八），也有不少在碗心写有“张”、“秦”、“花”、“记”等文字，有支钉痕（图九）。小型碗外多施半截白釉，另在口外边加绘黑色宽边线一圈或细圈线两周；中型碗外多施黑色满釉，口边有白釉一圈；大型碗外施半截釉。三种底足均露胎，圈足较为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