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三彩釉陶的品种很多，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四大类，即生活用具类、模型类、人物类、动物类等。
生活用具类：有储盛器、饮食用具、化妆用具、医药用具、文房用具等。如：尊、壶、罐、瓶、缶、盘、碗、洗、钵、杯、唾盂、香炉、枕、水盂及砚等等。
模型类：即殉葬明器类，如房屋、庭院、仓库、柜橱、井栏、碾硙、桩杵以及作为交通工具的马车、牛车等。
人物类：有天王、武士、文吏、贵妇、少女、男僮、侍女、牵马俑、牵驼俑、乐舞俑、戏弄俑以及镇墓俑等。
动物类：有马、骆驼、毛驴、牛、狮、虎、狗、羊、猪、兔及鸡、鹅、鸭、鸳鸯、蛙等。
唐三彩的内容包括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上述的生活用具的器形来说，凡是唐代的陶器、瓷器、金器、银器、铜器、漆器、藤编器、各兄弟民族生活用具中的形制和外域邻国人民生活用具，宗教祭祀用器等，应有尽有，有些室内陈设品，其造型和装饰纹样，实际上是自然景色的模拟缩影，如高耸的峰峦、秀雅的假山、苍翠的树林以及奇花异石等，反映了当时社会多彩多姿的生活内容，它们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唐三彩中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在数量上占唐三彩中的绝大多数。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熔铸了南北精华，即在北方原有的浑厚劲健基础上，加进了南方艺术中的清新柔润的特点。工匠们在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把社会生活的内容加以提炼和概括，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绝不忽略必要的细节刻划，所以是形神兼备的。拿各种人物形象来说，工匠们能够根据不同的社会地位，在形象上表达它们特定的情感和仪态。凡属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多是正襟危坐，或端庄而立，衣冠整齐，华丽，表现得温文尔雅或仁慈清高。
唐墓出土的那些女俑，其体态、服饰都塑造得丰富多姿，有的高髻广袖，婷婷玉立，有的悠静娴雅，裙带生风，但细辨其身分、地位高低仍有很大的差别。
1959年西安王家坟90号唐墓出土的女坐俑，头发上梳旋成双层扁高髻，黑发粉面，身穿酱色袒胸窄袖襦衫、外罩白色锦褂，长裙高束胸际，裙裾宽舒，长垂曳地，领镶酱色锦边、衣上绣出八瓣菱形宝相花，袖边绣出绿色连续的双圈纹，嫩绿色长裙，向上下作放射状褶条，每个褶条上绣柿蒂纹，脚穿云头鞋，端坐在藤条编织的坐墩上，坐墩作束腰形，镶嵌双圈、宝相花、石榴花纹，左手作持镜照面状，右手伸出食指作涂脂状，她应当是唐代宫廷中的人物，或是身分很高的贵妇形象。(图58)
图58、三彩女坐俑 唐 1955年西安市王家坟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社会地位与上面差不多或稍低一等的是那些靓妆祛服。曲眉丰颊的女立俑，塑造得也很成功。唐代社会宫廷和贵族妇女都是以丰肌为美，然而三彩女俑虽然肥胖，但却并不臃肿比较秀气。这是人物塑造上的“丰肌秀骨”的艺术风格。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两件站立女俑，站在前宽后窄的梯形方座上，身躯微向前倾，女俑头梳髻鬟，发的末端收束成一个小髻，盘在顶额上向前垂，两鬓和脑后的头发向外垂，脚着尖鞋，鞋尖上卷作钩形。一件高45.3厘米的女俑，两手藏于袖内，拱举于胸前，身穿圆领袒胸的窄袖绿色襦衫，下着黄裙，裙衣长拖至地，这件俑身上又披着一敞领的蓝色外套(短大衣)，由两臂外侧垂下，身微向左侧立，面向右斜顾，姿容丰腴，体态娴雅。(图67)另一件高44.5厘米的女俑，左肩搭一白色带蓝彩条的长巾，长巾一直绕过右肩，然后再由左肩向背后下垂至膝部，身穿窄袖浅黄色襦衫，下着带有白色小花的绿裙。这件女俑的身分似乎要低一些。因为她端端正正的站着，两手举在胸前作捧物状，头稍偏，似乎在伺候主人的颜色。1959年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几件三彩女俑，艺术手法和所塑人物的身分与这两件俑是相同的，只是该墓出土的女俑在姿态、表情、服饰、发髻、配釉、搭彩等方面更丰富。
那些专门陪伴主人游乐的年轻侍女，有的吹笛献曲，有的捧盒敬物，衣饰奇特、表情活泼，身分虽然卑微，但塑得落落大方维妙维肖，相当秀美。
图67、三彩女俑 唐 1957年西安市南河村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唐代女俑形象的塑造是人物中最成功也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工匠们特别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善于将人物主要性格特征作突出的强调，在他们的手下那些贵族妇女矜持不凡，幽闲自得，风韵典稚，但面部表情比较死板，动作拘谨，缺乏生气。那些身分卑微的侍女
则体态轻盈，容貌秀丽，表情上各有特点。有的性格沉静，含蓄蕴藉，有的单纯明朗，有的豪放潇洒。总之，唐代女俑形象塑造之妙令人赞叹不已。
还值得一提的是女俑的服装，这些服装对唐代女性起着良好的装饰、点缀和夸张的作用，非常有利于突出人物的性格。这些打扮加强了唐代女子人体固有的曲线美，给人以大方，优美的感觉，工匠们在实践中，从感性上了解到人体的起伏变化，结合她们尊卑的地位、年龄、胖瘦设计出相应的服装款式，主要以线条构成衣服的外形，符合人体的形态变化，再配以莹润绚丽的彩釉和贴花装饰，这些女俑穿的服装合体美观，既有写意性，又有装饰性，既有趣味性，又有时代性。
那些峨冠博带的文吏俑，艺术家们着意表现他们那副封建官吏的嘴脸，道貌岸然，面目阴沉，个性死板，有的双手举于胸前作捧物状，有的笔挺挺地站着，有的身躯微微向前倾斜，作伺候上司状，举头提足都要看上司的脸色。例如1956年西安红庆村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独孤夫人元氏墓出土的彩釉文吏俑，头戴展翅金鸟高帽，身穿宽袖长袍，双手拱于胸前，另一件手捧朝笏，神情比上一件更虔诚，但从模样上看，他们神态凶残，定是酷吏一类。
武士俑，都是头戴盔帽，身穿铠甲，一手抚盾，一手持剑，表情严肃，作临战前的剑拔弩张之势，或作保卫安全的警惕模样。
那些骑马的少年武士，英俊勇敢，朝气蓬勃。有的背弓佩剑，有的张弓射猎，有的背带猎犬，有的击鼓前进，姿式各异，神态逼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72年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了一件骑马射猎俑，是这类形象的优秀代表(图38)。唐代文献、壁画、铜镜装饰花纹和三彩凤头壶上的纹样都记录了大量的唐代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狩猎活动。从唐太宗开始，唐代贵族集团的狩猎活动就十分盛行。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一提倡，当然很快就形成一种风气。这件作品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写照。就马来说，马立于长方形平板上，鬃毛分梳于马的前额两侧，眉骨突出，圆睁双眼，两耳上竖，是一种静止状态，但马嘴微张，两眼炯炯有神，整个神情似乎是奔跑追猎中暂时的停息状态，为了表现马背上的主人而创造的一种气氛。骏马胸肌发达，神态矫健，马背及腹部铺毡垫，垫上置鞍，鞍上骑一武士。武士头扎幞头，身穿窄袖长衫，腰系丝带，衣摆飘扬，下着长裤，脚穿尖头毡靴，腰右侧挂长剑，左侧挂箭囊。武士在利用骏马急驰中出现的喘息静止的一刹那间，侧身仰望天空飞翔之物，拉弓射箭。从艺术上来看，工匠们以简练的手法，抓住奔马在疾驰追物中出现的间歇喘息的一瞬间，把马的动静、姿态塑造得栩栩如生，而骑在马上的武士则沉着机智地利用此机会，张弓射箭，给人以百发百中的联想。马背上驮挂的一些猎获物，加强了这种艺术效果。李白在《行行游且猎篇》中写道：“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目不虚发。”在表现手法上意境十分深远，只有对生活现象感觉敏锐，观察入微，才能抓住这样生动的题材，并通过娴熟的艺术技巧把这一跃动的瞬间充分地表现出来。
图38、三彩绞釉射猎俑 唐 1972年陕西省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陕西省博物馆
在艺术史、音乐史和中西交通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是骆鸵载乐俑，题材新颖，塑造的人物形象有鲜明的个性，骆驼也塑造得轻健优美。这件出土于西安郊区鲜于庭诲墓的骆驼载乐俑，高58.4厘米，舞俑高25.1厘米。骆驼睁开眼睛引颈望天，闭嘴喘气，鼻孔上翻，站在长方形的底座板上，四肢强劲有力，颈上和腿上驼毛梳剪整齐(图64)。身施乳白色釉,颈部上下和前腿上端生长毛绒处涂酱黄色亮釉，脸部加绘酱黑色线条，眼睛点黑色，眼角加朱色，显得灵活而有生气，背有双峰，这是中亚细亚的巴克特利亚(大夏)种的双峰驼，背上垫着厚厚的包着双峰的椭圆形毯子，毯身刻划菱形图案，上涂绿、白、黄、褐等比较浅的釉色。毯上用圆木夹在双峰之间，木架搭成平台，一条长毯铺盖在上面，作成一个平软的舞台，长毯两侧下垂，周缘是垂丝，作绿色，毯身周围有一绘有白色联珠纹的黄带，毯身是平行的五色条带，它和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使用的毛毯的色彩、编织图案几乎一样。
图64、三彩骆驼载乐俑 唐 1957年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驼背平台上的一队舞乐俑，分坐两侧的是手抱乐器的弹奏乐师，聚精会神地在演奏舞曲，中间一个体格矫健的绿衣胡人在舞蹈，乐队中只有一个人手中抱着琵琶，其他三人手中的乐器已经不存在了，这组乐器可能是胡乐系统，隋唐时代很流行龟兹乐和西凉乐。这些乐理系统，冯汉骥先生指出，他们都是“以琵琶为众乐之准，而主要的佐以鼓及觱栗”(形如唢呐)。看得最清楚的是左侧前面的胡人形象，头扎幞头，嘴唇涂朱，耳际至下颔均是整齐的髭须，身穿翻领的蓝色长衣，衣领是黄色的，脚穿黄色尖头毡靴，正在全神贯注地拨琴，左侧后方的乐俑是汉人形象，身穿圆领绿衣，双手举于颈间似乎正在拿着乐器作吹奏的样子，可能是吹觱栗，右侧前面的一个，也是汉人形象，着黄色长衣；又后侧那个是胡人，作拍击状，可能在击羯鼓。夏鼐先生指出：“在唐代胡乐中，鼓是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以两枚并击的羯鼓，唐玄宗以为是八音的领袖。”
中间站立的是舞俑，头戴幞头，深目高鼻，满脸髯须，身穿圆领窄袖，绿色长衣，前襟下摆撩起束于腰带中，右手握拳，左臂后伸，手藏在长袖中，脑后塑出扎幞头的软巾，两角打结，飘然下垂，舞人正视前方，头微上扬，身体略为前趋，正应音乐的旋律起舞。这样安排非常符合科学原理。否则一个人在动物背上活动，要保持平衡，就不容易。这正是李端《胡腾儿诗》描写的舞姿：“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西又倒，双靴柔弱满灯前。”
唐朝是我国舞蹈艺术发达的时代。在各种舞蹈中，很有特色的是西域传来的舞蹈，西域之舞，多配以乐，所以唐朝盛行乐舞。这一点从唐代的三彩舞蹈俑形象得到充分的证明，凡是舞蹈者旁边都有一队或一组乐队伴奏。唐舞主要分为健舞、软舞两种。健舞姿势雄
健，旋转度大，腾跃性强；软舞姿势柔软，轻慢文静，富于节奏感，舞时皆配以乐。健舞的舞曲有柘枝、胡腾、胡旋等。这件骆驼载乐舞俑，从其雄健的舞姿来看，很可能属于这一类。柘枝、胡腾来自石国，胡旋来自康国、米国、俱密。软舞的舞曲有回波乐、兰陵王、春莺啭，凉州、甘州、绿腰等。多来自龟兹，这类舞和唐代女舞俑的形象比较相似。
1959年西安市郊中堡村唐墓中也出土一件骆驼载乐俑。驼高48.5厘米,四腿也是站立在一个长方形平板上，驼身作灰白色,长颈前趋，头部高扬，两眼望天，张嘴露齿，卷舌作呜叫状，后脑、颈部和腿部绒毛很厚，尤其颈部绒毛几乎与脖子一样粗。骆驼不如前一件肥壮，双峰之间也架起平台，铺上厚毛毯，比上件宽而短，下面尚露出一部分骆腹。平台上是一组乐舞俑，四周乐队都是汉人形象，各人演奏不同的乐器，其中一个是弹琵琶，这件琵琶很完整，结构与上件不同，直颈，腹部圆形，可能是印度的五弦直颈琵琶。人们也是身穿圆领长衫，腰间系带，衣服颜色比上件乐舞俑丰富，有绿色的，花斑的，白色的，酱色的，蓝色的，淡黄色的，为了便于演奏，袖口都扎的很紧，盘膝而坐，头扎幞巾，面目丰腴，黑墨点画眉毛、睛瞳、短髭，有的正坐，有的身躯微微倾斜，面向也不一致，比较自然，中间立着一个女子，头上扬，黑发分梳于头部两侧，长齐耳际，额顶一个发髻，身
穿开领长衫，袖窄而长，淡黄釉，挂绿彩，一手下垂。一手上举至胸，姿态文静，动作柔媚(图179)。
图179、仿三彩骆驼驮背乐舞俑 现代 陕西省博物馆
这两件作品，把一千多年前的舞乐重现于我们的眼前。唐代乐舞艺术具有何等迷人的魅力!无论是汉族艺术家还是少数民族艺术家，分别出现或同台合演，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内容和艺术形式。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和睦相处，在文化艺术上有很多共同之处。正是这种共同的艺术创造，形成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灿烂文化。但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前一件表现得刚劲有力，粗犷放达，舞蹈动作强烈，后一件表情细腻，抒情色彩浓。正如唐代《庆善乐》表演的文舞一样：“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从这些陶塑作品可以看到唐代舞蹈艺术的表现力是很强的，凡属构成舞蹈艺术的各种要素都相当充分地表现出来。使我们看到大唐盛世的风习民情、音乐和舞蹈。好象身临其境地看唐诗中歌咏这些舞蹈的动人情景：“……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戏弄俑。那些出身于下层社会，活跃于舞台上表演说唱的艺人形象，感情奔放，无拘无束，身躯扭动，活泼动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上层社会的达官显贵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出两件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戏弄俑，都是其貌不扬，似弄愚痴而引人发笑，他们头戴软巾，身穿圆领窄袖浓绿色长衣，腰间系带，肩部宽肥，下襟长垂至地，足穿黑色长筒靴，衣着上相当滑稽。右侧那件俑。藏在巾内的是圆髻，身微向右倾，双手拱举于胸前，两眼紧盯住对方，似乎在讲述奥妙的玄理，故作姿态，逼着对方回答问题。另一件俑，头巾内发髻成扇形，因而使软巾顶部也成为扇形横列而稍向前倾，整个身体微微左侧，对对方的进攻若无其事，两手毫不在乎的交于腹下，头部微俯，两眼微闭，表情轻松。这和我们今天舞台上看到的相声演员的表演相似。它们不同于殉葬的仪仗俑类那么模拟死者的侍卫仆从，毕恭毕敬，塑造划一，没有个性。而这类戏弄俑却突出人物神情的
刻划，尽管服饰相同，但表情各异，生气盎然，这是很难得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图47、48)。
图47、绿釉男俑 唐 1957年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图48、绿釉男俑 唐 1957年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 中国历史博物馆
牵马牵驼俑，属下层劳动者，汉人形象比较少，多数是少数民族形象，人物多雄壮矫健。1955年长安县嘉里村第一号墓，属于公元690一704年武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一组牵马俑，马高63.5厘米，通体施酱黄色釉,膘肥体壮，是典型的黄膘马。人物高61.3厘米，头扎双结幞头，身穿开襟夹袍，袍长过膝，下着细管裤,腰间系宽带，两手握拳，一手高举过肩,一手举于胸前(图124)。幞头作灰白色，衣袍作浅黄褐色，翻开的双襟和腰间宽带作绿色，两眼紧盯马头，作吆喝牵引状。
图124、三彩拉马俑 唐 洛阳市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
牵驼俑大多数是深目高鼻，面有短髭或满脸长胡须的胡人形象，有的头戴尖顶毡帽，这种毡帽是中亚细亚的塞种人爱戴的。有的帽沿外翻，露出红色帽里，毡帽两侧有彩绘图案。据记载，唐初居住在天山一带的回鹘族的一部分黠戛斯人所戴的帽子，就是“锐顶而
卷末，诸部皆帽白毡”，“这种驼夫俑从服饰，形象都表现出我国封建时代回鹘族劳动者的面貌”。
天王俑(图39)。属唐三彩俑中的巨型雕塑类，形体高大,威武雄壮。唐玄宗时期的唐墓出土最多。这些形象是按照传说中的天神塑造的，用夸张手法表现出这些超人的形象，身穿铠甲，头戴金盔，盔上有猛禽大鹏金翅鸟，助长了天王的神威；人物肌肉发达，双目圆睁，一手扠腰，一手握拳，脚踏魔鬼，被踏的魔鬼往往鼓目咧嘴，作挣扎欲起之状。天王俑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制作出来镇压人民的凶神，没有人间的情趣和
温暖。
图39、三彩天王俑 唐 1965年甘肃省泰安杨家沟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
镇墓俑（图99)，形象古怪凶猛，人面兽身，有的头上长角，两膊间长有火焰形的翅膀，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一跃而起，驱赶妖邪。
图99、彩绘镇墓兽 唐 河南省巩县黄冶古窑遗址出土 河南省巩县陶瓷厂个人
动物俑的艺术性也很强，不同种类的动物形象个性十分突出，很多不易处理的形象，情节，安排得很得体。如狮子，有的抓耳，有的搔腮，有的啃爪，动作自如（图78)。又如小兔，塑成立身踞坐状，前肢紧贴腹部，两耳竖立，一双大圆眼紧盯前方，十分机敏地警惕着周围的动向，机灵活现，使人感到亲切可爱。还有骆驼、牛、羊、驴、猪等也塑得很成功。这些体形高大而又呆滞的动物，经过艺术处理之后，反而有一种健美之感。这些动物和社会生活联系密切，尤其是骆驼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被誉为沙漠之舟。
图78、三彩狮子 唐 西安市王家坟出土 陕西省博物馆
然而，在各种动物俑的形象中，塑得最成功的是各种马的形象。马在唐代社会有突出的地位，无论是保卫祖国的边疆要塞，还是与敌人战斗的沙场，无论是宫廷的礼仪活动，还是贵族们的游乐出行，也无论是民间的生产劳动，还是繁忙的商业贸易，都离不开马。唐太宗就非常喜爱马，他对骨利乾遣使朝贡的百匹良马赞美不已，并从中挑出特别优秀的骏马，根据其特征各为制名。这些生动的史实在《唐会要》一书里有详细的记载。
唐代养马业十分发达，开元十三年张说任陇右群牧使时，说四十年来养马达七十万六千匹，设四十八监以掌之。
唐玄宗李隆基择西域、大宛等地献来的良马和中原骏马，并令画师摹写。他的御厩里畜有良马多至四十余万匹。《明皇杂录》、《唐书·礼乐志》等文献记载了不少唐玄宗在宫中驯马的轶事，唐代诗歌中赞马或画马的内容更多，而唐三彩中马的形象之多，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和它相比，三彩马主要成功之点是马的健美塑造得很突出，骨肉停匀，线条流畅，神完气足，艺术家们抓住了马的精神，用内在的劲而发外在的形，有的腾空奔驰，有的缓步徐行，有的昂首嘶鸣，有的低头啃蹄，有的伸颈向天，有的张嘴欲饮，有的翘唇调情，有的追逐戏耍，各种形象都栩栩如生。有些骏马的鬃上剪留“三花”。这是宫廷里流行的官样，在马的等级上是最高贵的。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的三彩马中还有“一花”的，国外收藏品中也有“二花”的，而大量的三彩马是没有花的，说明唐代马分等级的事实。
与马的等级相应的还有用黄金等贵重金属作为辔饰，从保存齐全的三彩马，可以看到马嘴里的衔勒是黄金制的，这就是杜甫在《哀江头》一诗中说的：“白马嚼啮黄金勒”。头部的笼套有绿色的革带，上饰八瓣形的黄色花朵，鼻梁和双耳部位的革带上拴有杏叶形的垂饰，胸前的鞅饰有金色的铃铛和中央着黄点的流苏。它们都悬于花朵形金饰之下、股后两侧的带上各饰五枚杏叶形垂饰。尻上打结，交结处也有四枚杏叶形垂饰。塑造时将马头微微偏向左侧，这样稍微一扭动，整个马的线条就显得挺拔，流利而富有变化，这是工匠们为避免这些巨大形象的呆滞所采取的特有措施。马的姿态经过这样处理，显得格外生动，骏美不凡。表现出勃勃生气。这些优秀的作品虽然较之龙门石雕、敦煌彩塑有形体大小之别，但是它们的艺术成就却各有所长，足以并肩抗衡。唐三彩马同样既有大胆的堆塑，也有精细的雕刻，在釉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雕琢时留下的犀利刀锋。
然而，唐三彩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雕塑。它还有自己独特的地方。顾名思义，釉、彩的使用应该是这类艺术品的重要特色。人们常常用斑驳、淋漓这类字眼来形容唐三彩的彩色特点，这是十分恰当的。由于铅釉的流动性强，焙烧时往下流淌，每种颜色都呈现从浓到淡的层次。匠师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特点，把施釉技巧和装饰手法互相结合起来，使它错综复杂，人工加天然，产生了融和绚丽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