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仿古小组后，我们开始模仿和参照一些古代青瓷的造型，根据专家提供的古瓷釉配方的实验数据，进行拉坯、装饰、施釉和烧制。李怀德师傅第一次叫我干的活是修一把木瓜壶口沿上面的一条棱线，很细小很精细的那种线。以前我是做粗瓷碗的，粗瓷碗不需要很精细的装饰线，所以木瓜壶口沿上的线我一直都修不好。于是，我对师傅说，这个太难了。师傅说，你现在做的是仿古瓷器，不同于做粗瓷碗，你要把心静下来，要小心翼翼的，马虎不得。师傅很严厉也很耐心地批评了我。从那时起，我在师傅的指点下，知道仿古青瓷不同于普通的粗边瓷碗，这是做精品，不是放“卫星”，要心细，要把心沉下来，不能毛糙。那时候厂子里的条件很苦，碾磨、配料、拉坯、上釉、烧制，每道工序我们都得先给师傅做下手，仔细揣摩，细心领会，不然，怎么能学到真本领。经过几年的磨炼，我在师傅的指导下，基本掌握了仿古青瓷的各种工艺和技术。有次去北京参观学习，在故宫博物院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传世的南宋时期的青瓷珍品，使我大开眼界，真正的古瓷珍品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真叹服古人的精湛技艺和烧制技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像古人那样的青瓷艺术珍品。
17岁的徐朝兴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修坯
我们做仿古青瓷的时候，国家轻工业部的李国桢高级工程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梅健鹰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的邓白教授，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劳法盛、叶宏明副总工程师等都先后来龙泉帮助我们做仿古青瓷。那是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我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学习技术知识，知道了许多有关龙泉青瓷的奥妙。龙泉青瓷真是了不起，怪不得这些大专家都来这里搞研究、搞考古、搞鉴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为了破解古代青瓷烧制工艺和技术，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还对大窑、溪口、金村等古窑址进行了深入地挖掘，采集古代青瓷残片、残器作为标本供研究单位使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化工研究所、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等国家科研单位，对青瓷考古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古代青瓷的胎、釉构成的原料成分和相关数据。我们龙泉瓷厂的仿古小组，就根据专家分析出来的胎、釉成分与数据进行仿制和试验。1959年我们完成了制作建国10周年人民大会堂用瓷的任务，特别是以《凤耳牡丹瓶》为代表的一批仿古青瓷产品，使几乎失传了近三百年的龙泉青瓷得以延续。1960年，仿古小组仿制青瓷的新成果和新工艺不断，像青白瓷结合釉、青瓷堆花、青瓷开光、青瓷点彩、哥釉仿制和大件花瓶等，都是那两年搞成的，这些新产品胎质细腻、釉色稳定，仿制工艺和技术也接近古瓷，受到了专家的好评。在仿古小组的四五年里，我虚心向师傅学习，学会了龙泉青瓷传统烧造技艺的一整套工序，包括配方、拉坯、修花、烧成等，还帮助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烧制作品，像李松柴、陈淞贤，当时我都帮他们烧制过作品。
1963年徐朝兴在浙江美术学院与师生合影 徐朝兴（右三）、邓白（右四）
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机遇，我是可以在大学当教师的。那是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陶瓷系为配合毕业生实践教学，建了一座倒烟窑为学生烧制陶瓷，需要一个掌握制陶技术的工人去做教学辅导，于是就把我从龙泉借调到美院。当时陈凇贤教授还是学生，他们班里总共有6个学生，平时设计的作品都由我试烧。我和他们班同学相处得非常好，现在我和陈淞贤还经常来往，他现在已经是美院的名教授了。我本来是做几天就要走的，可是美院教学需要懂得烧制技术的工人，就索性把我留下没让我走。我当时思想很先进，是共青团员，在美院里参加教师的团支部组织生活，到教师食堂去吃饭，享受的是老师的待遇，美院没把我当外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在教师食堂吃饭，营养比较好，本来我个子是很矮的，那时我突然长得很快，我的个子几乎全是那年长的。在美院里，我还有一个好机会，就是可以随时请教老师，学习陶瓷专业理论，尤其是那些学生，与我的年龄相仿，可以非常随意地进行交流。记得我还和他们研究和试烧过官窑的产品，美院的老师都很欣赏。四个月后，美院要把我留下来当正式技术工人，专门做教学辅助工作。可不巧，我原来有一个师兄，是在仿古小组一起跟李怀德师傅学艺的，因为吃不了苦就跑回福建去了。就因为这样，我们厂的技术科长就到美院把我叫了回去。当时我家庭成分不好，领导叫我往东我是不敢往西的，如果我坚持一下是可以留在美院的，但我还是乖乖地跟他们回了龙泉。后来还有一次机会也可以离开龙泉，结果也没有走成。那是轻工业部高级工艺师李国桢在龙泉搞釉配方实验，我给他当助手协助他搞釉配方工作，我工作积极认真。他觉得我有深造的前途，就想把我调到北京，厂里还是不肯。我年轻时两次离开龙泉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
我从美院回来后还是在仿古小组工作。50年代末，我发现青瓷制作先做模型。然后素烧，完了再翻石膏模型，不仅费时、工序复杂，而且成功率低。我就想能不能直接用石膏做模母呢？那时我没有专门的时间做技术试验，只能利用下工后的业余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学徒，我几乎用了三四个月的工余时间进行试验，有时是连续几个昼夜不眠不休的，最后终于试验成功了。用石膏直接制作模母的新工艺在当时的龙泉制作行业是一种技术革新，要知道原先的老模母工艺已经延续几百年了，这显然是个突破。我虽然在仿古小组是学徒工，但我在技术也日渐成熟起来，对仿古瓷的烧制和制作也越来越成熟，并暗下决心要做出超越南宋龙泉青瓷水平的仿古青瓷。
令人惋惜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仿制传统龙泉青瓷的工作被扣上了“封资修”的罪名，厂里不能再生产仿古青瓷的工艺品，只能生产民间日常用的瓷器产品。因为我出身不好，厂里不让我在仿古小组，让我去基层干粗活，哪个人没来上工我就去哪个地方顶替，什么杂活都得干。不过，干什么我都用心地学，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不后悔，但当时真的很委屈。暗地里，我还是非常钟爱仿古青瓷，偷偷地潜心研究自己的青瓷制作工艺。有意思的是，我是“三进三出”仿古小组，运动一来，我就被轰下车间去干粗活，运动一过，我又调回来做青瓷，几番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我也习惯了。当时龙泉瓷厂有好几个分厂，总厂下一个命令，我们就得做一样产品，如茶杯、酒具、大碗等等，包括那些铁路列车上使用的水杯，“文革”时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杯。那个时候基本上是批量化的东西，个性化的东西是没有的。70年代初，周总理给了龙泉青瓷起死回生的机会。那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总理主持欢迎国宴，外交部特意指定将龙泉青瓷作为国宴专用餐具。当时还为此专门发过批文，日期刚好是1月18日，厂里神秘得很，把生产这批青瓷餐具叫做“118工程”，我也参加了研制和生产这批青瓷餐具。这批以“云鹤”图案为主的餐具是当时龙泉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而那时龙泉青瓷图案一贯都是以金鱼、熊猫、牡丹、梅花为主，以免被人打上“封资修”的罪名。
总的来说，在仿古小组也好，在车间干粗活也好，在美院当教师也好，从“大跃进”到“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虽坎坷曲折，但至今仍有很好的教益，我很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