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青瓷研究所在上洋镇的旧址
1976年，我被当时青瓷研究所所长毛松林看中，把我调进青瓷研究所工作，从事新产品设计与研制。其实青瓷研究所就是在原来仿古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也是作为总厂所属的一个设计分厂，不过，研究所设计出来的样品和做出的青瓷模母是要送到其他分厂进行批量化生产的，也就是说，青瓷研究所实际上就是出样品的。那时我虽然年轻，但在技术上还是比较过硬的，工作非常积极，在产品设计上也屡屡创新。最早我做《小鹿烟缸》，是探索性地搞设计，之后，慢慢地就有了《孔雀玲珑灯》、《中美友好玲珑灯》等。那时我们还可以参加各种陶瓷竞赛与评比，搞一些新的设计，去参加竞赛。1979年我做的《中美友好玲珑灯》，被作为外交部的国家级礼品赠送给美国友人，后来被收藏在美国的白宫里。
1980年，我36岁那年，当上了青瓷研究所的所长。1979年厂里叫我去上了几次党课，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多久就宣布我为研究所所长。我真的是一步登天的，在这之前我还是一个普通工人。那时所里有所长、副所长、设计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我才是个工人，这样一连上了六级。我忐忑不安地对领导说，我一直当工人，出勤出力，没有管理经验，还是请领导另选别人吧，这个担子我挑不起。领导没有答应我的要求。我想过，“文革”时我是四类分子子弟，政治上是抬不起头的，厂里想用也不敢用。十三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才一下子被提拔到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来，像做梦一样。后来我还是承担下了这个职务。
当研究所所长不容易，一定要懂技术，不懂技术是领导不了那些技术工人的。记得有个副所长原先是专门搞管理的，对技术这方面不是很全面。当时有批活需要加班，其中有道工序是翻模，工人说那批活加班要加七个班，副所长说那我要跟徐所长汇报，工人一听要向我汇报，知道蒙不过去，马上就说只要加三个班。后来我把工人叫到我这里跟他们分析工作，最后只加一个半的班就把那批活完成了。说明什么呢，说明领导一定要精通技术，否则很难管理技术工人。
当所长思想上也要有个门槛。1988年青瓷研究所从上垟镇搬到龙泉市里，我上面管生产技术，下面管基建工程。我做事是有原则的。有人说，徐朝兴你把研究所的基建给我做，我给你建套房子。我说不可以，你如果参加投标，投中了我给你做，但绝对不能这样来获得基建工程。我哥哥到现在对我还有意见，当时他女儿一直想调到研究所，是我铁面无私地拒绝了，我不能利用职权把亲戚调过来。当时我们所里精兵强将总共只有三十多人，个个都是技术能手。当时我是龙泉市优秀共产党员，龙泉市党代会的代表，在所里，我又是党支部书记，还管思想教育，那么多人看着我，不严格要求自己我是走不到今天的。
当所长不仅技术上要好，思想领先，还要出精品，获大奖，才能服人。1981年我做了一件一米多高的《迎春大花瓶》，被收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们行业内的全国陶瓷创新评比像奥运会一样，四年一届。第一届是1978年，那次我们整个浙江连一个三等奖都没有，抬不起头。1982年是第二届，省轻工业厅厅长鲁哲把我们省各个陶瓷厂的厂长和研究所的所长都召集到杭州，说我们省在第一届陶瓷比赛中连个三等奖都没有，这届比赛一定要拿奖。其实在前一年厂里就非常重视这件事，为比赛还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由我来主持设计参赛作品。当时我设计了一个直径52厘米的《迎宾大挂盘》，是超青瓷挂盘直径历史记录的。没想到，这个大挂盘拿了一等奖，而且获得艺术瓷总分第一，现收藏在中南海紫光阁。由于比赛中我总分拿了第一名，技术上比较拔尖，1985年省里授予我“劳动模范”称号。记得鲁哲厅长为此还专门送了喜报，表扬了我，说我为浙江争了光。到1986年第三届全国陶瓷新产品设计评比大赛，我有设计了一套餐具叫《云凤组合餐具》，一套33件。这套作品，在评比会上得到了韩美林大师的肯定和鼓励，并获得了一等奖。记得这套餐具在龙泉瓷厂投入批量化生产后，仅1987年就生产了35套，创产值一百多万。那年，省里评我为自学成才奖，就是看中了我在技术上的革新与创造，对生产带来的巨大效益。可以说，没有这些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就不能频频获奖，没有这么多的获奖，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誉。我还是说，这些成绩是大家支持与鼓励的结果。
我当所长时年轻气旺，工作起来是玩命的。曾经有两次很悬，差点送了命。一次，烧窑里的煤渣把烟囱孔堵住了。虽然窑火停了，但里面的温度还很高，如果不捅开烟筒孔，就会影响升温。于是，我对着发愣的工人说，我进窑里清除煤渣，你们如果听不到我的声音，就赶紧往外拉我。说着，我在身上绑上一根绳子，一端交给他们，就爬进窑里。当时炉温很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顾不了这么多了。每隔一会，外面的人就喊我一次。大概过了五六分钟，他们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把我拉了出来，这时我已经烤得说不出话来了。想起来，很是后怕。还有一次，我没吃早饭就骑自行车去龙泉松溪漠检查所里的基建工地。等工地看完了已经中午了，被我外甥拉到他家里吃饭。可能是太疲劳吧，我趴在桌子上，不料凳子一滑我就摔倒了，后脑着地不省人事了。外甥马上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当天市里的领导都过来看我。我那时是高级工艺美术师，也算是个人才。他们看我的时候，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眼睛不能睁开，嘴也不能讲话，手也不能动。4瓶500CC的葡萄糖输下去没有一点反应。医生说是疲劳过度，严重脱水。那次我住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恢复，有点死里逃生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原来我家庭成分不好，被人看不起，现在被重用了，所以对工作，对事业，对单位有种别人难以体味的特殊感情，工作起来就是玩命地干。这样一来，1988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我戴上了，“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称号也得来了。
徐朝兴获得的荣誉证书
那次大病，上级对我很关心。我身体恢复不好，又送我到杭州三台山去疗养了三个月。我爱人看我身体这样，就极力让我把所长的职务辞掉。无奈之下，我写了辞职报告交了上去。市里领导不同意我辞去所长职务，说徐朝兴你今年才44岁，这么年轻，这么主动地退下来，人家还以为你犯了什么错误呢。但我还是坚持请辞。1989年，在我的再三坚持下，领导折中了一下，任命我为青瓷研究所总工艺美术师，享受正所长待遇。这样一来，我也无话可说，我可以放下一些繁琐的行政管理工作，在工作室里专心搞技术革新和艺术创作了。1991年，我被省人民政府授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1992年，我还被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