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两件水仙盆，故瓷13977，口沿因磨损而镶嵌有铜口，故瓷14019的四个底足则皆已磨平。题刻于三件水仙盆底部的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从故瓷14019诗末署“辛巳孟春”的年款来看，清高宗御题完成的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其它两件作品诗后虽未署明年代，但诗后亦题“乾隆御题”及刻画出“比德”、“朗润”两方印记。
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5.6厘米 口纵15.2厘米 口横23厘米 底纵13厘米 底横19.6厘米 故瓷013977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
在台北故宫馆藏的三件水仙盆中，两件带木座，其中故瓷13977的木座底部，钤刻“静憩轩御赏”，和“清玩”、“比德”、“朗润”三方印记。故瓷17851的木座设计的非常讲究，木座中并且安置一格抽屉内置《乾隆御笔书画合璧》册。该图册共计八开，每开一幅，内为乾隆皇帝临摹蔡襄、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等宋朝四大书家的尺牍和提跋，以及他自以为得自于苏轼、米芾和赵孟頫的启发所完成的画作。写与画相互穿插，以展现皇帝的书画修为。图册中空白的页面，分别钤引“养心殿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等四枚玺印。从印文所透露的时间点以及皇帝临摹之宋四家法书皆为当时的收藏看来，此书画合璧册或创作于乾隆晚期。
照《活计清档》的记载，得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1745）五月曾透过传旨，下令：“将猫食盆另配一紫檀木座，落矮些，足子下深些，座内按抽屉”。至八月十一日，为“汝釉猫食盆”所配的“紫檀木钩金座”终于完成，此木 座“内安得抽屉盛磁青纸摺，随一面玻璃楠木匣持进安在博古格内”由此看来，清高宗于乾隆十年重新设计木座时，似尚未设想安置书画合璧册，此图册的完成与安置，很可能是日后再次把玩文物所应运而生的创意。
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诗中：“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
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6.2厘米 口纵18.6厘米 口横26.4厘米 底纵15厘米 底横21.6厘米 故瓷014019
底款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秤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急，谁识黄碁正不如。”
对清高宗乾隆皇帝而言，御制诗中：“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透露皇帝并不以为这三件“火气都无有葆光”的水仙盆是汝窑，反而认为它们是官窑。其次，诗中“便是讹传猧食器”一句，被视为是乾隆皇帝将水仙盆看成是猫食盆的典故来源，不仅如此，乾隆十年时（1745）皇帝也透露传旨下令景德镇御窑厂仿烧“汝釉猫食盆”。同时，透露大卫德爵士的文章，也得知水仙盆前往伦敦展出时，故宫的典藏人员亦持“猫食盆”即指“水仙盆”的看法。
即使时至今日，大家已经理解“水仙盆”、“猫食盆”和“猧食盆”指的是同一种器物。不过从中还是出现一些令人感到困惑的疑点，例如唐英于雍正三十年（1735）的（陶成纪事碑）中已出现雍正官窑仿烧“仿铁骨无纹汝釉，仿宋器猫食盆、人面洗色泽”一类的瓷器，表现出雍正时期已将汝窑水仙盆称为猫食盆，并且加以仿烧。同样的，乾隆十年（1745）皇帝传旨下达的旨令中也说出要仿烧的是“汝釉猫食盆”，可是在御题之中，却又以“官窑”相称而不以“汝窑”视之，是因为御题和旨令发布的时间不同，而让皇帝的鉴赏观出现改变，还是另有其他的因素，目前不得而知。
其实，深入追究的话，还能发现“猧食盆”的“猧”字，意指小狗而非小猫。由此看来，即使清高宗乾隆皇帝一时误将“猧”字解读成“猫”意，而以猧食盆来称呼猫食盆，却因乾隆朝《活计清档》的记录中，日后也出现烧造“腰圆笔洗”的记录，从该类器皿的形状及档案前后文的关系中，同时也流露出和水仙盆的关系，而得知乾隆皇帝尽管曾在题诗中说水仙盆“便是讹传猧食盆”，却也不能排除猫食盆后来也逐渐被其他的名称所取代，一如清高宗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再度提笔为水仙盆赋诗时，便以为当年“謂猧食盆诚镧语”。
最重要的，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几近完整的水仙盆、底足残件标本，以及为烧造而制作的垫圈，说明水仙盆于当时的烧造及使用情况。而传世明宣德款“霁青水仙盆”的存在，也间接反映汝窑水仙盆在流传脉络中受到珍视与鉴赏的一面。目前除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博物馆亦收藏一件相似的“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北宋汝窑青瓷水仙盆 高6.1厘米 口纵15.8厘米 口横23.1厘米 底纵13厘米 故瓷17699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四件水仙盆中，三件底部刻题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此件作品虽未题诗，但品相较为完整。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曾出土看似专为烧造水仙盆而设计的椭圆形支烧工具看来，水仙盆应烧于所谓的中心烧造区。但传世水仙盆底部的支痕一般都是六枚，此件作品不知是否因烧造过程滑落之故，还是其他不知名的原因，仅存留五枚支烧痕。
它曾是“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The l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的展品之一，于1935年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余佩瑾）
北宋汝窑青瓷胆瓶 高17.9厘米 口径3.2厘米 足径8.9厘米 故瓷004372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5）：“通体纯青缬细纹，用圜旅食古攸闻，难为兄固有其事，生二精陶寔出群”。乾隆乙未春御题。钤印一：“太㺪”。
釉面满布开片，口足皆镶嵌铜扣，底中心刮釉一圈，局部施涂黄色铁汁。沿著刮釉周边题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一首。对照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北宋“汝窑瓶”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发现其造型或如传世所见汝窑长颈瓶一样，圆腹之上拥有细致的长颈。然而或因传世过程，颈部不慎受到损伤，遂形成今日的形制。足底缘露胎，与大卫德基金会的藏品以及宝丰县清凉寺窑址出土品一样，系以垫烧方式烧造完成。
长颈瓶为十二世纪北方窑场经常出现的器形之一，除了汝窑之外，在定窑、钧窑、耀州窑和南宋官窑的作品中，皆看得到相似的作品。高度多半介于20厘米之30厘米之间，口沿存在向上开展以浅唇边收尾和外撇翻转成具有弯弧的窄折沿两种。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青瓷胆瓶”因口嵌铜扣，即或能从同类作品的比较中，而得出原来的样貌，但仍然无法据以判断其口沿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不过以腹部浑圆、最大径位于腹中心的特征来观察，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汝窑青瓷胆瓶”尽管在尺寸上和以高大形体著称的大卫德基金会藏品有所不同，但腹部形制却是十分相近，明显的表现出两者或来自同一时间、同一窑场的可能性。
同样的，具有和大卫德基金会北宋“汝窑瓶”相似的口沿，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品、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定窑“白瓷划花莲纹瓶”、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南宋“官窑瓶”以及大英博物馆的定窑“白瓷瓶”。至于圆浑腹部以及最大径接近于中间的特色，除上述口沿翻转成折沿的作品外，大卫德基金会的北宋“钧窑瓶”和一件据说出土自开封附近的“北宋瓶”，虽然口沿作唇边的处理和翻转成弯弧的折沿不同，然而腹部的形制却可视为和汝窑瓶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品。
特别是以器形的演变来观察，汝窑长颈瓶和金元之际的玉壶春瓶之间，存在一个由浑圆圆腹逐渐转变至梨形腹的变化过程。亦即以现在所能掌握的资讯来推测，浑圆圆腹且最大径位于中间点的作品，其年代比较早，而接在这个组群之后的则是腹部的重心逐渐向下移动，其形制一如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钧窑天青胆瓶”，至今元之际，浑圆腹部的最大径已移至下缘，而形成如同流行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玉壶春瓶形。
“汝窑青瓷胆瓶”器底刻题清高宗御制诗，表现出此件文物曾经乾隆皇帝典藏，只是皇帝或未识此物，在诗中以“生二精陶寔出群”来称许这件作品，看似将釉色典故指向晚明以来极其流行的章生一、章生二兄弟烧陶的故事。可是在诗题中却以咏“官窑”来界定此件作品的窑口。
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两件）
北宋汝窑青瓷纸槌瓶（其一） 高20.5厘米 口径4.0厘米 足径8.7厘米 故瓷4371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6）：“陶得纯青生二城，果然色质勝难兄。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簪朵雅意名意蕊，称怀已自息心旌。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乾隆丙申仲春月御题。钤引二：“三”，“隆”。
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其二） 高22.4厘米 口径4.4厘米 足径8.6厘米 故瓷17856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8）：“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口欲其坚铜以锁，底完而旧铁余钉，合因点笔意为静，便不簪花鼻亦馨，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乾隆戊戌仲夏御题。鈐印二：“古香”，“太㺪”。
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两件汝窑纸槌瓶其形制类似，皆圆口微奢，细长颈，斜宽肩，圆折为上丰下敛腹，平底无足，口部皆已损，编号为故瓷4371的铜扣已失。薄胎上施满淡灰蓝色釉，釉多腴润。薄釉处透明见香灰色胎，在光线照射下，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密布的浅黄色细纹。底周有芝麻支钉痕五枚。以手抚器表，胎体多有不平整处。然而X光片所摄影出的纸槌瓶器壁厚薄匀称，足见工匠技术熟练；细品其釉色，亦见因年岁而已呈黑色点状缩釉多处。
然而此工艺上的不尽完善，并未影响到其整体所呈现出的安静典雅气质。对于汝器有缺陷美的赏析，清高宗乾隆亦将此情怀表达于刻铭中，刻在故瓷4371器底的诗句中，诗云“足钉薛暴诚何碍，讵以微瑕弃美琼。”纸槌瓶支钉的缺陷，虽然被认为是一种瑕疵，但并未影响到清高宗乾隆对汝器整体美的珍视。乾隆对古陶瓷遐而无碍的鉴赏及珍惜的心情，谢明良已提出了诠译；并解译乾隆对“有瑕”古陶瓷的补救措施，镶铜扣即为其中一种方法。此亦可由纸槌瓶的御制诗“绿铜试看守口器，书座堪思防意成”及故瓷17856的“口欲其坚铜以锁”读出乾隆以铜扣来补强及美化已损的纸槌瓶口沿，并藉此铜扣以防不小心再次被损的用心。院藏故瓷17856纸槌瓶的铜扣依在，而故瓷4371的口沿边有不平整的露胎表面，且由口沿边一圈类似胶著剂的痕迹来看，过去也应镶嵌有金属扣。口沿不平整现象的产生应为成器后，器物被切磨而造成。据谢明良的考据，乾隆十九年（1754）皇帝曾下令磨去一件哥窑洗破口的一部分，并镶铜扣以固定。
早在90年代谢明良已强调院藏的纸槌瓶应该为盘口槌瓶器的看法。此亦可由1987年河南宝丰清凉寺出土了相仿的盘口槌瓶及传世高丽青瓷槌瓶，其长颈、斜宽肩及上丰下敛腹的造型，与院藏槌瓶型似，且有盘口的情况得知。
其实有关汝窑纸槌瓶，学界讨论甚多的是底款“奉华”两字。器底上，乾隆皇帝的御制诗道：“当日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憶留停”点出“奉华”（刘妃）与南宋高宗的关系。又因院藏品中尚藏有仿汝釉奉华尊及汝窑青瓷奉华碟，而器上“奉华”两字所在的位子、字体风格及成字工艺皆有所差异，也因此令学界对“奉华”器所属者及成字年代有诸多讨论。根据文献《六艺之一录》续编十二卷的记载，南宋高宗宠妃“刘夫人…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善画，上用奉华堂印”；卷四百六又记：”奉华堂乃宋高宗内待刘夫人所居之室也，高宗所得珍秘悉令掌之。用此印钤识，然非极品不轻用也。”的说法。而目前学界多采用“奉华”堂为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为高宗宠妃刘夫人所用的看法。最近学者以铭文所在的位置、书体风格，并比较定窑传世品有“奉华”、“禁苑”等铭文的藏品，且籍由伦敦大卫德基金会藏的汝窑盘盘铭“寿成殿皇后阁”等来谈“奉华”铭的镌刻时代，认为院藏汝窑奉华尊及奉华纸槌瓶为清代后刻，而奉华碟的字体古朴有南宋风格，应为南宋的琢款。
由文字的布局来看，故瓷17856瓶底的五个支钉中间刻有乾隆御制诗及款，诗的左侧刻有“奉华”楷书名。诗及款的文字共分九行，为首及结尾皆为四字，其它七行以最高的支钉点为中轴点，左右两边平均分配诗句，使文字的连线形成一个圆形，此为乾隆朝在御制诗的刻琢上常见的布局构思，是有计画性的。而刻于诗左侧的“奉华”铭亦有计画的呼应，以左上方支钉点为起首，字体大小适中的刻于器底的左侧中间。再“奉华”字体风格上，纸槌瓶的字画结构圆转匀正、字体布局严整，清代中后期的馆阁体。而不同于“奉华碟”铭（图版33）平直劲瘦的字体虽居器外底的中间，但位子偏高，为一种较随性的布局概念。整体上，无论字体或布局的表现方法，“奉华碟”铭皆较接近本展中“丙蔡”款小蝶的“蔡”字的构想，或亦为南宋刻款。
汝窑纸槌瓶原型的来源可追朔到九至十世纪的伊朗及埃及的玻璃工艺，为流行于九到十二世纪间的玻璃作品。因瓶的器型长颈，斜方肩如一把槌，西方学者再二十世纪因其型，称其为“槌瓶”，此或借用中国早在明代已用的“纸槌瓶”一称而来也说不定。Stefano Carboni猜测此为伊朗泥沙布尔特的玻璃制品，器用途可能为装油或酒。有些学者则认为盘口，细长颈，大腹的瓶子，适宜装蔷薇水。
虽然目前尚无法得知纸槌瓶于宋代的用途，但北宋宫廷使用西亚贡入的玫瑰水，文献上记载极多。《铁围山丛谈》卷五：“奉宸库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并奉承俱入内藏库。…大食国蔷薇水虽贮于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澈…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宋史·大食传》至道元年（995）载“来献蔷薇水二十琉璃瓶”。文献上虽然并无记载来献的蔷薇水以何类玻璃瓶来装盛，但纸槌瓶有可能为装蔷薇水的其中一类瓶子。
纸槌瓶的器型到达东亚的其中一条路线为经由东南亚海路而来，1997年印尼海域发现的lntan号即出土了许多纸槌瓶残器。与此批玻璃器同出的尚有北宋初年的青白瓷、白瓷及越窑系的青瓷等。依笔者之见，此船的年代应在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的北宋初年，由其装载的器物来看，海运而来可能为玻璃纸槌瓶输入中土的一条路线。
而于中国境内，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最晚在1018年入葬的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置于尸首所在的墓后室，可能为生活日用品；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上层塔室亦出土的玻璃纸槌瓶。由此得见玻璃纸槌瓶最晚在十一世纪初已进入宋朝北方的辽境内。而且前陶瓷纸槌瓶以十二世纪的汝窑器为最早见，且从此开始被中国陶工取型烧成陶瓷器。关于陶瓷仿玻璃器的记载，见于《新校本北史·列传》卷九十，其中记载何稠曾以绿瓷仿玻璃器：“何稠字桂林，…善琢玉。稠年十余，遇江陵平，随妥入长安·仕周，御节下士·及隋文帝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中，累迁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线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作，匠人无敢措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而隋唐时期的青瓷力求青绿，如越窑系所烧的秘色瓷等，通常认为是追求青玉的质感，而此纸槌瓶器型为仿玻璃器的一个例证，在釉色上，中东生产的玻璃纸槌瓶亦常为青绿色，此或为仿玻璃器之故吧！同时或之后的朝代，纸槌瓶持续的被烧造，并亦以不同的材质。如院藏中尚有青绿色的南宋官窑纸槌瓶、扁圆身的定窑白瓷纸槌瓶、天蓝的龙泉窑龙耳或凤耳瓶等，而明朝亦有雕漆花卉纸槌瓶的制作。成为一种仿西亚玻璃纸槌瓶而来的中国器物类型。（陈玉秀）
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高10.1-10.5厘米 口径15.9-16.2厘米 足径8.1厘米 故瓷16929
俯看型如十曲花瓣，口微侈，下接上丰下敛的器腹，立于圈足上，若一朵正在绽放的莲花。整器满釉，仅见外底芝麻钉痕五枚，露香灰色胎土。粉青釉色内外一致匀润，口沿薄釉处见淡淡的粉红光，釉面密布细碎开片纹，造型静谧典雅，为陶瓷工艺尽善尽美的代表作。北宋时期除了汝窑烧造有莲花式温碗外，举凡南方景德镇青白瓷，北方辽境内的定窑白瓷等窑厂皆有之。此种流行亦远播至位于辽边境的高丽，传世品中可见类似院藏莲花式温碗的高丽青瓷。
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时常成套出现，温碗径略大于执壶，因为盛热水用以温酒而得名。有关注碗的记录，文献上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十，记录北宋汴京《会仙酒楼》提供客人的饮酒器皿：”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站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碗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双。”孟元老的记述除了道出温碗、注及高足台盏在北宋时期的流行，并说明注子和温碗并成为注碗，而带托的盏似为必备品的事实。
瓷器注碗与台盏配套出土的例子，可见于陕西彬县后周显德五年（958）的冯晖墓，该墓出土一件青瓷灰形器盖、一件青瓷深腹广口碗，前者当为执壶的盖子，后者则是温碗，同时出土的尚有两幅青瓷高足台盏。在北宋图绘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亦以温碗、注及高足台盏来描绘两人对饮时桌上饮品的盛装器；院藏北宋徽宗所绘的《文会图》，其中描绘文人相聚宴饮及僕从备酒或茶的景象，约及注肩高度的莲花式温碗中，置一宽折肩瓜棱形执壶，细长颈上套一长摆的火焰型顶盖。除了注碗，桌面上尚见大碗、小蝶及高台盏等宴饮配件。类似此种宴饮器具组合的实景，在河北宣化张匡正墓中已发现（改葬于辽大安九年（1093）。其中，墓后室木桌前方的黄釉温碗中置一造型丰腴瓜棱式执壶、桌面的右方为高足台盏，左后方的龙首柄碗碗内于出土时尚见鲜润的红枣，其它小盘散置于桌面上。此类厚胎低温的黄釉器常出现于辽墓中，是否为辽地区的陪葬用品，有待日后进一步确认。
目前此种饮器配套的考古出土，多见于（907-1124）境内。如大辽故始平军节度使韩佚及其妻王氏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此墓出土于1981年北京西郊，乃在辽圣宗统和十五年及二十九年（997、1011）入葬，墓主韩佚为辽的汉族官吏，出土的器物有浙江越窑青釉画花瓜棱型注子，同出的有划花温碗及高8.1厘米的瓜式刻划蜂蜜和草叶纹台盏一副、碗两件、碟四件；另外，辽墓中尚有出土于辽宁朝阳耿延毅与耿知新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黄釉注及碗，其分为葬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及太平六年（1026）。除了实物的出土，辽墓石室壁画常绘有备茶或备酒的画面，其中注碗及台盏实为主题画中桌面上的备饮器具；比较著名的壁画有河南禹县白沙宋墓一号前室西壁、二号及三号墓西南壁壁画、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卿辽墓（葬于1116年）后室南壁壁画的《备宴图》及张恭诱（葬于1117年）的《宴乐图》。辽境内普遍被使用的注碗、盏及壶等器皿，其来源以宋境内用瓷造型如瓜式、花口或圆型器为主。执壶的器型常见短颈、宽肩及有丰腴器腹，其肩高近乎等分器身，并有长颈，如《文会图》中的执壶类型。
薄胎的花式温碗，以北宋中期瓷都景德镇附近出土的影青瓷为多。而温碗常与台盏配套出现，器型亦类似院藏《文会图》中所见。此类如院藏坐于高足上的莲花式温碗，造型雅致，有若半开的莲花或郁金香，为唐宋以来陶瓷仿金银器造型的一种流星标记。由考古出土的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类型来看，执壶的器身高度常及温碗的口沿，细长的颈上设一长摆的盖子，并以坐狮为盖顶，皆此以平衡宽肩、细颈的执壶造型比重，并营造一种另类造型的趣味性。除了以上所谓的执壶类型，莲花式温碗亦常配有瓜式执壶，如东洋陶瓷馆藏的韩国青瓷瓜形水注，辽境内亦出土定窑系白瓷莲花式温碗及葫芦型执壶。由此可见北宋时期莲花式温碗所配的执壶样式甚多，而非定于一。院藏的汝窑莲花式温碗虽无注子的配套出现，但由英国大卫德基金会藏有花口汝窑青瓷盏托及清凉寺窑址汝窑盏托的出土，或可想见此温碗的配套情形！（陈玉秀）
北宋汝窑青瓷“丙蔡”碟 高1.5厘米 口径10.9厘米 足径8.2厘米 故瓷18224
院藏汝窑“丙蔡款碟”，平底无足，器外有支钉痕三枚，开片线纹呈黑色，底刻“丙”、“蔡”二字。如果将“丙”字及“蔡”字置于显微像机下来看，“丙”字的琢工浅，线条中尚见琢磨后，剩余釉面的痕迹。而“蔡”字刻于盘底中央，“笔道”平直劲瘦，略有隶意，带有琢味。“蔡”字线条的刀法切入深及胎面，在显微镜下，见胎表气泡被切破的坑洞表面。
而此“丙”字的琢工亦类似故瓷17698中心的“丙”刻款，如果将两件器物上的“丙”字以透视的方式重叠起来比较，两字的差异只在“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两束长于故瓷17698的“丙”字，其他笔划长短及刀法深浅皆类似。故瓷17698的“丙”字与其御制诗中的“丙”字雷同，同为乾隆时的刻款。在此亦可推测“丙蔡款小蝶”的“丙”字亦皆为乾隆时期所刻。
由《造辦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得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如意馆》载：皇帝传旨要王裕玺将内廷所藏一件底部有“蔡”字的汝窑，找補过字的李世金刻字。以目前汝窑传世品中，除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之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同时也收藏一件器底刻题“蔡”字款的汝窑碟，从档案原文“将碟底蔡字”拿给王裕玺看来，至少当时所看到的汝窑碟底部已存在一个“蔡”字款。至于，王裕玺找李世金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丙蔡”碟，“蔡”字之旁尚有一“丙”字，而北京故宫典藏者，“蔡”字之旁并无其他款识，故以为《活计清档》所记载的或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丙蔡”碟。（陈玉秀）
北宋汝窑青瓷“奉华”碟 高1.9-2.1厘米 口径12.8厘米 足径10.1厘米 故瓷018048
此碟圆口、浅弧形壁、平底无足。相似的标本，亦见于宝丰县清凉寺汝窑窑址。口沿嵌一铜扣，底部留存三枚细小的支钉痕，中心刻”奉华”两字铭款，刻痕内填跦红，为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中，三件后题有“奉华”铭款的作品之一。从刻铭本身的刻题书风看来，此品之”奉华”铭与同样收藏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其他两件不同，却反而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典藏之”北宋定窑白瓷圆盘”，而透露两件作品铭刻的时代或相差不远。
“奉华”铭的含意，从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及诗注中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得知其与南宋高宗时期的刘贵妃关系密切。乾隆皇帝于”题汝窑奉华盘”中（1778）以为：“为阁为官不可知，华两字底镌之，尺凫集里传名氏，见说风流女画师”，诗后并且以诗注的方式补充：“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宋高宗刘贵妃有奉华大小二印”来说明奉华为刘贵妃私人的印记。其后，清高宗乾隆皇帝又在“咏汝窑瓶”的诗注中（1779）指出：“内府有汝窑盘，底镌奉华二字，考奉华乃宋高宗刘贵妃之号，妃善画，每月奉华印”。从中再次指出刘贵妃别号奉华，擅画，画毕又曾于作品上落盖“奉华”印。此外，乾隆题咏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的“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时（1776），亦以“昔日奉华陪德寿”来说明刘贵妃和南宋高宗的关系，特别是“奉华陪德寿”之句，正是日后大家以为“奉华”全称奉华堂，是宋宫室中德寿宫的配殿，也是南宋高宗时期刘贵妃居所的典故来源。
至于，“奉华”铭刻题于何时？大陆学者李仲谋在奉华铭的研究中指出，传世“奉华”铭的作品中，仅有定窑瓷器上所出现的刻铭是原创，其余皆为后仿铭款。亦即依照李仲谋的推断，奉华铭使用的时间，大约是南宋绍兴至乾道年间，而所谓的原刻款或应指刻制于此一时期的铭款而言。据此，就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研判，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之“奉华”款青瓷碟，依据刻写的书风看来，和青瓷纸槌瓶明显不同，但比较相似于大卫德基金会收藏的定窑盘。若再比较李仲谋认定的刻题于南宋时期的“奉华”款标本，以及出土自南宋皇城的“奉华”款碟之后，也发现此件“奉华”款碟的刻字书风似介于两者之间。但刻题的时间是否可以上述至南宋，尚待进一步确认。此处，将汝窑青瓷“奉华”款碟置于此一展区，主要是籍由“奉华”款背后存在的历史渊源，来说明北宋汝窑曾在南宋内府收藏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