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 定窑玉壶春瓶 高24.4厘米 斯坦利·赫兹曼为纪念阿黛尔·赫兹曼于1991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定窑碗 直径18.4厘米 斯坦利·赫兹曼为纪念阿黛尔·赫兹曼于1991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钱志坚摄影
2012年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以2.786亿港币成交的宋代汝窑天青釉葵花形笔洗，激发了国内藏家们对宋瓷的好奇和渴望。正如不少业内人士指出的：宋瓷的艺术和市场价值在国内因为种种的原因长期以来被严重低估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我认为多数藏家对明清瓷器——尤其是乾隆朝前后的宫廷瓷器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陡然富裕起来的藏家们对于代表皇家富贵和奢华文化的向往。在一个大众文化被娱乐化了的清宫文化所淹没了的当今时代，收藏家们的趣味也难免会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在艺术史的光谱上，宋代陶瓷的辉煌成就，是后来的历朝历代所难以企及的，尤其是宋代单色釉陶瓷器，无论在极端的品位追求还是在精绝的制作技艺上，都无愧为中国陶瓷艺术的最高典范。从长远来看，我相信宋代陶瓷的市场价值还会有乐观的表现。
宋瓷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上不会像明清瓷器那样容易见到，一是因为现存宋瓷在数量上远远不及明清瓷器，更重要的原因是内行的藏家们——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私人收藏都不会轻易地出手。而多少令人纠结的是：现存宋代瓷器中很是可观的一部分是在海外博物馆或私人手中。自从19世纪末以来，海外的收藏者即对趣味高雅的宋代陶瓷——尤其是单色釉瓷器青睐有加，并长期进行搜集、整理、展示和研究工作。我对海外收藏宋瓷的最初了解，来自20多年前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研究生时叶喆民先生的中国陶瓷鉴赏课。叶先生一直推崇宋代陶瓷的伟大成就，他在其集毕生研究成果的巨著《中国陶瓷史》中有关宋代陶瓷的章节，第一句就直言“我国陶瓷历史的高峰期是在宋代”。他更使用诸如“精美绝伦”、后人“望尘莫及”等高度的溢美之词表达他对宋代陶瓷的激赏。记得他常常把自己收藏的宋瓷实物和大量的瓷片带到课堂，让我们用他的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学习。他也是我在美院学习期间唯一把我们带到北京故宫瓷器馆现场讲授、解惑的教授。他对宋代陶瓷的精到分析，令我受益至今。而他对海外中国陶瓷收藏的关注，也让我多年来一直对所到过的海外博物馆的中国陶瓷藏品多加留意。
宋代陶瓷器在海外的收藏，以日本、英国和美国为多，其中不乏相当数量的精品。日本对宋代陶瓷的收藏，可以追溯到宋代日本派遣到中国的佛教僧人对于建阳窑天目釉茶碗的迷恋。今天日本的博物馆里和私人藏家手中的宋代陶瓷器的数量，在中国之外可能是最多的，并且涵盖了众多窑口。日本博物馆尤其热衷于建阳窑、吉州窑、龙泉窑、耀州窑、定窑和磁州窑器的收藏。东京文化厅、静嘉堂文库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收藏有上等的建阳窑和吉州窑茶碗，东京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救世热海美术馆则有很好的定窑藏品。
英国的宋代陶瓷收藏精品，主要集中在自2009年4月纳入大英博物馆的坡瑟沃·大卫爵士中国艺术基金会收藏 (Si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无论是汝窑、定窑、钧窑、官窑，还是龙泉窑、磁州窑和耀州窑瓷器，都有不少堪称极品的稀世珍宝，因而长期以来备受行家瞩目。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也有多达数百件的宋代瓷器，其中不少属于精品。
美国的宋代陶瓷器收藏，虽然没有像英国的大卫基金会那样荟萃精品和极品，但是收藏宋瓷的博物馆之多和私人收藏数量之大，却是英国所无法比拟的。除了本文要特别介绍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外，其他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密尼阿波纳斯艺术研究院、福瑞尔和萨克勒画廊、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研究院等等，都有相当可观的宋代陶瓷器收藏。而美国私人手中的宋代陶瓷器收藏之多，就很难有精确的统计了。
大都会博物馆目前陈列的宋代陶瓷器，是2012年夏末重新整理、展出的中国陶瓷馆中的一部分。这个陶瓷馆占据了整个二楼的开放式回廊，涵盖了从汉代至清末的中国陶瓷史，此前的陈列在过去30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过。以往的陈列品中以明清瓷器、中国出口瓷为主；重新整理过的展品中，虽然明清瓷器仍然比重很大，但宋代的瓷器增加了不少，在300多件展品中占据大约三分之一的分量。陶瓷馆另外增设了一个当代部分，收藏当今世界上陶瓷艺术家的作品，意在与中国陶瓷艺术进行比照，既突显中国陶瓷艺术在人类艺术史中无可替代的位置，又体现了陶瓷艺术在当今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的延续性。整个陶瓷馆的主策展人是该馆亚洲艺术部的策展人德尼斯·派陲·丽迪(Denise Patry Leidy)，协同策划的是现当代艺术部的副策展人简·艾德琳(Jane Adlin)和欧洲雕塑与装饰艺术部的策展人杰夫·芒格(Jeff Munger)。策展团队的构成很好地体现了当今西方艺术博物馆策展实践中的跨文化倾向。
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宋代陶瓷器藏品中，官窑器以定窑瓷为多。在陈列的4件白定和一件黑定器中，以白定玉壶春瓶最为精美(图3)。器身的上半部呈喇叭形的内敛撇口，细长的瓶颈几乎占了整个瓶体的一半，可以想见制作难度之高。瓶颈与瓶口和瓶身的连接处呈优美舒缓的弧形。瓶身从瓶颈处向下逐渐外张，而将近瓶足处突然向内收敛，在瓶足上方形成一个近乎半圆弧的漂亮球体外形。瓶底是稍矮的宽圈足。整个器形无论在各个部位的比例控制还是在整体流线型的强调上，都近乎完美。瓶身除沿口和瓶足外通体施白釉，浅象牙白的釉色淡雅、温润。釉面上有非常细微的密密麻麻的开片，和少量不易察觉的斑点。整个器物给人以高雅、优美的视觉享受。这件白定原为中国陶瓷收藏家斯丹利·赫兹曼(Stanley Herzman)的旧藏，于1991年馈赠给大都会博物馆。赫兹曼馈赠的定窑器中还有一件。黑釉定窑碗(图5)，器形像一个仰立的斗笠，因而也常被称作斗笠碗。碗口宽敞，圈足较小，碗的高度不足直径的三分之一，因而碗壁大幅度外斜。胎体偏薄，除腕足外通体内外施黑釉。因为采用的是仰烧法，沿口的黑釉流淌后形成一圈非常具有装饰感的酱口，十分漂亮。白定器莲花纹大碗，碗外壁和碗内均布满了刻划莲花纹。器身内外通体施以象牙白釉，采用覆烧法制成，口沿无釉，镶以铜圈。此碗直径将近25厘米，深11.5厘米，这类大件的定窑碗，因为胎体较薄，在覆烧的过程中会有走形的可能，因此这件大碗在器形的完整保持、纹饰布局的大方和施釉的均匀宜人方面，都让人体察到制作者在技艺上的不凡。这件定窑器原是20世纪初美国煤炭大王、亚洲艺术品大藏家萨缪尔·T·彼得斯 (Samuel T. Peters) 的旧藏，在他去世后由其遗孀于1926年捐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
北宋定窑莲花纹大碗 高11.5厘米 直径24.8厘米 萨缪尔·彼得斯1926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在重新整理、陈列的6件钧窑器中，有一件瓷枕以往曾被普遍认为是宋代的，其面书写着一个大大的“枕”字，如今它被确定为金、元时期的作品。3件标明为宋代钧窑器的作品，都是小件器物，其中的钧窑带盖小罐是一件十分精美的钧窑小罐通体圆润，自口沿处向下逐渐外张，至罐腰下身陡然收缩内敛，至圈足处形成一个规则的圆弧，非常优雅。小罐除了低矮的小圈足外，通体施以厚重的天青釉，在外壁下方的一边随意地点刷出如云如水般自然晕染的紫斑，似不经意却用心独到，呈现出天然的意趣。盖钮顶部因釉彩的稀薄所形成的金黄色效果，与罐盖周边同样原因形成的金属色泽的圆圈遥相呼应，妙趣无穷。这件小罐原是收藏家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的藏品，她1950年去世，此罐是她遗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众多中国艺术品之一。
北宋钧窑带盖小罐 高9.8厘米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钱志坚摄影
南宋官窑洗 直径21.9厘米 弗莱彻基金1924年购藏 钱志坚摄影
新陈列的官窑器只有一件葵瓣口洗。洗身斜壁，底有低矮的小圈足。洗身内外除口沿和圈足底之外，通体施以天青釉。沿口镶金属圈。洗内侧斜壁上近沿口处有一条明显的纵向缩釉痕迹，洗底部除了四处或明或暗的釉泡之外，还有一处明显的磕伤。洗身内外布满了比较稀疏的不规则的开片，斜壁处开片稍大，洗底则稍细而密。通体的片纹相对较深，虽然没有哥窑器中常见的深浅交织的所谓金丝铁线片纹，但窑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抽象线型图案，使这件历史久远的官窑古瓷器在当今观者的眼中透露出一种现代艺术的意味。加之官窑高雅单纯的釉色、简约明快的造型，与西方现代艺术所追求的艺术趣味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因而这类宋瓷作品自19世纪末以来即长期受到西方藏家们的青睐。这件官窑笔洗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通过弗雷彻艺术基金(Fletcher Fund)于1924年所购得。这个艺术基金缘起于埃塞克·D·弗雷彻 (Issac D. Fletcher) 馈赠给大都会的艺术藏品。弗雷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大银行家和美国东岸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他1917年去世，所藏近300件藏品全数遗赠给了大都会博物馆，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古代埃及、伊斯兰和东亚的艺术品，当年的市场价值就达300万美元之巨。大都会博物馆不仅专门开辟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画廊，还设立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艺术基金——弗莱彻基金，用于该馆艺术品的购藏。这件官窑笔洗被纳入大都会之际，也正是现代艺术在西方兴盛之时，不难想象购藏者的审美取向可能多少会受到当时艺术风潮的启发。
南宋龙泉窑双龙耳直壁瓶 高17.1厘米 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1950年遗赠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南宋龙泉窑胆瓶 高21.3厘米 罗杰斯基金1917年购藏
非官窑器的类型中，陈列最多的要数龙泉窑的青瓷器。这与西方收藏家长期对青瓷情有独钟很有关系。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历代青瓷，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是比较可观的。这次陈列的7件龙泉窑瓷器，在器形、釉色上都颇具代表性。其中的双龙耳直壁瓶(俗称棒槌瓶，图8)，宽口平底，瓶颈与瓶身各占瓶体的二分之一左右。瓶口由颈部向上外张，但在顶部内敛，形成浅碟状。瓶颈笔直，瓶颈向瓶身的过渡陡然外张，但稍有倾斜，形成一个平稳的瓶肩。瓶身虽显挺直，却在下行时稍微收敛，在接近瓶底时又形成一个不易察觉的缩腰圈带。通体所施的厚重青釉使得瓶身各部位的连接和过渡舒缓有序，十分的雅致。双龙耳上雕刻的纹样在厚重的青釉下若隐若现，让人难以分辨究竟是龙纹还是鱼纹，所以才有馆方在陈列标牌上写为“鱼耳”，却在其网站上标明“鱼龙耳”的困惑。通体釉彩之下有大开片，但没有受到尘污的沁入，因而看上去若隐若现，十分的迷人。这件龙泉窑瓶也是玛丽·斯蒂尔曼·哈克内斯于1950年的遗赠品。又如由罗杰斯基金购藏的龙泉窑胆瓶(图9)，其器形在宋代不太常见。瓶口稍稍外翻，从瓶口往下稍作收敛后慢慢在瓶身的腰部向外扩张，在接近瓶底时形成一个近乎扁平的器身，然后突然内收，这样使瓶身看似坐立在一个稍高的大圈足上。整个器形舒畅优美。施釉的控制也十分精到，但在瓶口、瓶底部位，尤其是瓶身的一侧，出现大块的不规则黑斑和线纹，不像是陶工故意所为，而可能是施釉过程中出现的意外。
南宋景德镇青白瓷梅瓶 高31.4厘米 罗杰斯基金1923年购藏 钱志坚摄影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器中，一件青白瓷梅瓶(图10)在造型、纹样和釉色上均十分的雅致。这也是罗杰斯基金的购藏。小碟形状的瓶口下是一段短小的瓶颈，连接着宽阔而圆浑的瓶肩，瓶身向下慢慢收敛，至瓶底处呈现垂直状，使瓶身看上去有亭亭玉立之感。深度刻划的花卉纹样被厚重的釉层包裹，却因为釉色的半透明性而呈现清晰的纹路。刻划处积聚的釉色呈淡青色，而未刻划的部分呈浅白色，青白两色自然而和谐地相互辉映，透露出一种蓄意的淡雅情调。还有一种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图11)，在人物的塑造和弧形枕面的控制及纹样刻划上，都算是难得的精品。仕女脸部圆润，姿态安详，衣纹流畅，多少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特征。而枕面刻划的繁复却有致的牡丹花纹饰，也是青白瓷中少有的杰作。枕面与作为枕座的仕女之间构成的既空灵又坚实的视觉感受，绝不输于常见的定窑瓷枕。唯一遗憾的是枕面靠近仕女头部的一端有一块黑斑。这件青白瓷枕也是萨缪尔·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品之一。
南宋景德镇青白瓷斜倚仕女瓷枕 高11.1厘米 长22.9厘米 萨缪尔·彼得斯1926年馈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供图
北宋耀州窑凤纹龙首提梁壶 高21厘米 直径15.2厘米 萨缪尔·彼得斯1926年馈赠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
耀州窑瓷器部分虽然只有3件藏品，但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尤其是凤纹龙首提梁壶(图12)，器形独特，近乎圆球状的壶身由三个兽首状的壶足支撑着，但微微向着壶嘴的方向倾斜。壶嘴是雕刻的龙首，龙身由龙首后面向上拱起，跨过壶口在壶身的另一边贴塑在壶身上，形成一个圆弧形的提梁，上面骑坐着一个可能是驾驭祥龙的仙人。壶身四周用娴熟的刻、剔技巧装饰出振翅飞翔的凤凰和花卉纹样，设计繁复却井然有序。壶身除了壶底之外，通身施以匀而薄的一层青釉，深刻和剔划处呈现深青色，而凸起处呈淡绿色，整个器物无论在造型、纹样和釉色上都精美无比，交相辉映。这件也是萨缪尔·T·彼得斯夫人于1926年的捐赠品，可见其眼光和品位之不俗。
南宋建阳窑兔毫釉茶碗 高7厘米 直径12.7厘米 爱德华 C. 摩尔1891年遗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南宋吉州窑树叶纹茶碗 高5.4厘米 直径 14.3厘米 H.O。哈维梅尔藏品 H.O。哈维梅尔夫人 1929年遗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钱志坚摄影
同属于宋代黑釉瓷器的建阳窑和吉州窑，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陶瓷藏品中也占据相当的数量(图14)。建阳窑兔毫釉茶碗敞口、斜壁、小圈足的造型，和碗壁厚重的黑釉，碗外壁欲滴又止的施釉效果，黑釉流淌过程中呈现的细而短的线条，都是典型的宋代建阳窑瓷器中所常见的。而吉州窑的树叶纹茶碗(图15)和黑釉剔花梅瓶(图16)，都称得上是该类型中突出的作品。尤其是树叶纹茶碗，在现存的吉州窑瓷器中不多见。大都会博物馆这件茶碗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黑釉树叶纹茶碗在造型、施釉和树叶纹使用的技术性和装饰性上，都可以相媲美，实在是难得的作品。
大都会博物馆这次重新整理陈列的中国陶瓷器，可以说是该馆长期收藏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汇报。策划人无疑在这个成果中融合了中国最近30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令人钦佩。但无论对于行内的陶瓷专家还是行外的陶瓷爱好者来说，30年的陈列周期似乎有些太长。况且陶瓷史的研究在中国正在不断深入，成果也在不停更新，我个人希望不要再等30年才能看到大都会博物馆对中国陶瓷艺术研究成果的更新和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