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博物馆收藏了一批西安北郊出土的窑藏白瓷50余件，其中带有“官”字款白瓷30件，这批瓷器制作规整，胎体轻薄细腻，釉色白中闪青，其精美程度堪比中国古代白瓷的翘楚之作。
窑藏发现
这批瓷器出土于西安市火烧壁东村南部。1985年3月的一天，西安华光劳动服务公司的建筑队在西安火车西站北部施工时，在距地表0.6米处发现一灰色陶罐，内装瓷器百件，因为陶罐当时已被挖破，罐内的瓷器也多有破碎。经随后赶到的西安市文管会工作人员清点比较完整的瓷器有52件，其中带”官“字款的白瓷33件。这批瓷器有3件调拨陕西历史博物馆，其余均收藏于西安博物馆。这批窑藏瓷器中的2件青瓷、盘仅余残片， 还有1件白瓷瓶同样仅余足部与口沿的残片，本文暂不予介绍， 余者皆为碗、盘类圆器，包括“官”字款白瓷、无款白瓷两大类。
“官”字款白瓷器33件，包括三尖瓣花口盘、五双脊瓣花口盘、五尖瓣花口盘、五宽瓣花口盘、五宽瓣浅口碗、敞口碗等6种类型。
“官”字款三尖瓣花口盘，数量最多达17件.口为三瓣花形，尖状花瓣，花瓣间有凸起状直线筋脉，口径11.7厘米。
唐“官”字款三尖瓣花口盘
“官”字款五双脊瓣花口盘，盘口为双脊五花瓣形，口径14.4厘米。
唐“官”字款五双脊瓣花口盘
“官”字款五尖瓣花口盘，盘口为尖状五瓣花形，口径13.5厘米。
唐“官”字款五尖瓣花口盘
“官”字款五宽瓣花口盘，盘口为五宽瓣花形，口径13.6厘米。
唐“官”字款五宽瓣花口盘
“官”字款五宽瓣浅口碗，共4件，碗口均为五宽瓣花形，形制相同，大小略异，口径13.8-21厘米。
唐“官”字款五宽瓣浅口碗
“官”字款敞口碗，敞口斜直腹，口径16.8厘米。
唐“官”字款敞口碗
这批“官”字款白瓷制作异常精细，胎体轻薄，形制规整，通体施釉，釉质均匀纯净，釉色纯白或白中略泛淡青色，器底外部刻划“官”字款，款识是在施釉后加以刻划，然后再烧制而成。
无款白瓷器17件，包括拍腹花口盘、折腹圆口盘、弧腹敞口盘、壁形足碗4种类型，其中折腹盘9件，数量最多。
折腹花口盘，敞口折腹圈足，器沿作六缺口花边，缺口下内壁凸起5道直线为饰。胎白质坚，内外施釉，圈足底与足内无釉，釉白闪青，外壁下边釉厚，有流釉“泪痕”，呈淡青色。口径15厘米。
唐 折腹花口盘
折腹圆品盘，敞口折腹，素面。胎白坚硬，釉色白闪青，外壁有明显修整痕迹和流釉“泪痕”，圈足较宽。口径15.5厘米。
唐 折腹圆品盘
弧腹敞口盘，敞口，弧形壁，圈足较宽.胎白坚硬，釉色闪青.口径14.3厘米。
唐 弧腹敞口盘
璧形足碗，碗口边沿凸起，腹较浅.胎白坚硬，瓷化程度高，釉色有两种，一种白中闪青，一件白釉.外壁均有明显的轮旋刀痕和流釉痕迹。
唐 壁形足碗
这部分无款白瓷器的胎、釉特点与“官”字款风格一致，可以断定为同一窑口生产但其精细程度明显逊于同出的“官”字款白瓷。
窖藏“官”字款白瓷窑口归属
火烧壁窖藏一经问世就引起业界广泛关注，其中的“官”字款白瓷更是关注的焦点。“官”字款白瓷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但数量不足10件出土较多的有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18件，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14件，而火烧壁窖藏一次就出土30余件，而且制作精良，造型多样，数量、品质均堪称全国之最。
有关“官”款白瓷器的研究，如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年第12期)、权奎山《关于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问题》(《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五“)、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年第5卷第2期)等都有专门的论述.对“官”字款白瓷的窑口归属，主流观点认为是北方河北南部定窑生产的精细白瓷.有人根据辽墓出土的白瓷数量相对较多，且赤峰缸瓦窑出土有“官”字款窑具，提出本地区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应为辽官窑缸瓦窑生产。但是缸瓦窑并未见“官”字款瓷器出土，是否实际生产过“官”字款瓷器，尚待考古资料的证实。浙江和湖南的考古工作者在当地晚唐至五代墓葬中时常发现有“官”字款瓷器出土，且有些品种比较独特，比如普遍出土的白瓷盒在其他地区较少发现，据此推断这些白瓷的产地或为本地出产。但至今未在江浙地区找到晚唐五代精细白瓷的生产窑址，专家们还是倾向于浙江、湖南地区的“官”字款白瓷大部分还是北方的定窑系产品。
虽然近年来河北南部的井陉窑、内丘邢窑窑址陆续也发现有“官”字款白瓷残件，但出土数量最大的还是定窑。截至1999年，“官”与“新官”字款白瓷在定密遗址出土约30余件，还有“会稽”“定”等款识，与全国南北各地的墓葬及塔基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器的胎、釉特征有一定的共性，所以从产地判断，“官”字款白瓷主要还是由定窑生产。
定瓷以烧制白瓷著称，是继唐代邢窑白瓷之后兴起的一大瓷窑体系，位居宋代五代名窑“柴、汝、官、哥、定”之列，主要产地在河北曲阳县，曲阳县在唐代时期归定州管辖，故称定窑。定窑白瓷以造型纤细典雅、釉色纯净明丽著称于世，历来为文人雅士所推崇，也受到瓷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叶麟趾先生首次确认定窑遗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分别于1960年、1965年年、2009年三次对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根据考古调查与窑址发掘出土情况与地层叠压关系看，确定定窑创烧于中、晚唐时期，五代时得到迅速发展，北宋时期是定窑白瓷的全盛时代，直到元代末期定窑瓷器才停止规模生产。
创烧初始的定窑以烧制、黄釉、黄绿釉瓷、以及单纯粗陋的器物为主，仅有少量白瓷。定窑窑址早期堆积层出土的典型器物、匣钵、窑炉与邢窑遗址的相同或相近，可以看出定窑在发展初期借鉴、吸收了邢窑的工艺技术。
邢窑位于河北临城、内丘两县境内，北距曲阳涧磁村160公里，是唐代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窑场，与当时名扬天下的越窑青瓷齐名，时称“南青北白“。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定窑受邢窑影响很大，又得益于曲阳灵山盆地丰富的瓷土和釉料资源，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定窑工匠在唐代末期已经能烧造胎釉质量俱佳的精细白瓷。
唐末五代涧磁村窑址的堆积层中白瓷数量大增，瓷器的胎、釉质量都大为提高，其中的精细白瓷胎质轻薄，胎质洁白细腻，般不再施化妆土，通体施釉，釉层均匀稀薄，釉色白中泛青，足底刮削露胎，碗类多外卷成唇口，盘类多仿金银器的造型做成花瓣口。这一时期的定窑白瓷以华美的花式造型和洁净莹润的素釉取胜，烧造方法是采用一匣一器的仰烧法，为了使坯体避免与窑具粘合，其间以石英砂垫隔，因而烧成后在器物的底部近釉处往往粘有石英砂粒，这是早期定窑的一个特征.这一时期由于是以木柴为燃料，并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因此它的白度很高，还具有一定的透明性，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定窑时发现五代时期烧还原焰的窑址一座，经对早期定窑进行分光反射率与透光度计测结果证明“唐后期及五代的定窑白瓷是用还原焰烧成，北宋和金代的白瓷是用氧化焰烧成，故白瓷的呈色有明显的差别。
北宋时期是定窑白瓷的创新与大发展阶段，具有独特风格.定窑此时为了提高产量，创造性地采用覆烧工艺，剔、划花装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釉色从前期的纯白或白中闪青转变为白或白中泛黄，精细的胎釉烧造水平已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境界.烧造工艺的改变，使北宋的定窑瓷器带有芒口、刻划花等鲜明的时代特征.1960年年在定窑遗址北宋地层考古发掘出土了外底刻“尚食局”的所谓龙凤盘，说明在北宋时期定窑已经为宫廷烧造器物，跻身宋代五大名窑之列.涧磁村北的山峦里还发现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瓷器商人赵仙重镌)五代马夔的碑刻，记录了北宋时期定窑制瓷业的盛况。
金元时期是定窑瓷器的衰落阶段，地方志记载北宋末期“靖康之变”后，定窑以兵燹废.考古资料证明，金、元时期定窑并未停烧，依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但是烧制质量比较粗陋，多为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器具，到元代末期定窑瓷器才逐步停烧。
西安火烧壁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器形仿金银器皿的花式造型，胎壁轻薄，精巧细腻，釉色纯白微微闪青，仅足端刮削露胎，可见少量粘沙痕迹，符合早期定窑白瓷一匣一器正烧法的产品特征:尚未出现代表独特风格的北宋定窑白瓷的刻划花装饰， 以及因覆烧
工艺的应用出现的芒口现象。可以确定， 火烧壁窖藏瓷器是定窑早期也即唐末五代时期的产品， 它们与定窑遗址出土的白釉唇口碗、“新官"款花品瓷盘并无二致。
白釉唇口碗
“新官”款花品瓷盘定窑遗址出土
纪年墓出土“官”字款白瓷
“官”与“新官”款白瓷在辽宁、河北、湖南、浙江等地均有出土，据1999年的考古资料统计，全国各地共发现唐代晚期至北宋晚期“官”“新官”款白瓷计有169件，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烧造，但绝大多数当为定窑生产.我们选取具有断代意义的纪年墓予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火烧壁窖藏“官”字款白瓷主要为碗、盘两类，所以我们也选取纪年墓出土的圆器予以比对，琢器暂不涉及。
纪年墓资料显示，最早的“官”字款白瓷器出土于浙江临安晚唐时期钱宽墓(唐光化三年，900年)，出土15件精细白瓷，其中10件花口盘均有“官”“新官”款。随后又发掘了钱宽夫人水邱氏(卒于901年)墓，出土了17件白瓷碗、盘，其中3件有“官”字款，11件有“新官”款.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辽应历九年，959年)出土花式镶金口足“官”字款白瓷盘2件、花式“官”字款白瓷大碗2件.最晚的“官”字款白瓷器出土于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墓(辽开泰九年，1020年)，出土“官”字款盖罐1件。可以看出，“官”与“新官”款白瓷流行于晚唐至北宋早期约120年的时间里。
北方“官”字款白瓷有不少出自塔基，比较著名的有河北静志寺塔基出土瓷器115件几乎全部是北宋早期的产品，许多瓷器在器底刻有“官”字款，具有北宋定窑的独特风格，有掩饰芒口的金银镶饰，有刻划花装饰，这与火烧壁以釉色取胜的纯净、素雅风格迥异。
另外需要提及的纪年墓是吴大和五年(933年)墓，此墓)出土白瓷器14件，其中有底足沾有砂粒的花瓣口白瓷盘4件、三瓣花式白瓷碟1件、大白瓷碗1件。这几件白瓷器虽然并末标识“官”字款，但与西安火烧壁出土的白瓷器在造型上相似度很高，对火烧壁窖藏瓷器的断代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笔者观察大和五年墓出土的白瓷，发现其光洁度相对不足，应为墓主生前所用之物，实际生产年限很可能偏早数年。
将西安火烧壁窖藏出土的“官”字款白瓷与纪年墓、塔基的出土物比对分析，相似度最高的是晚唐时期浙江钱宽墓(900)年)出土的五花瓣口盘，其夫人水邱氏墓出土的“新官”款白瓷扣银花口盘、“新官“款白瓷碗，以及吴大和五年墓出土的三瓣花式白瓷碟。由此可以确定火烧壁“官”字款白瓷的时代在唐末至五代偏早期。
唐 白釉花口盘900年钱宽墓出土/唐 末水邱氏墓土“新官”款白瓷扣银花口盘/唐 末水邱氏墓出土“新官”款白瓷碗
三瓣花式白釉碟 五代吴大和年（933年）墓出土
“官”字款分析
关于瓷器上“官”字的涵义目前说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官窑，“官”是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另一种观点认为“官”“新官”是“官样”“新官样”的省写，均为收取实物税的标准实物样。
笔者认为，“官”字款瓷器是皇宫或各级官府向窑场专门订烧之器.北宋以前并未有“官窑”之说，宫中或官府用瓷多为“官搭民烧”或者官府白营监烧。“官”“新官”款代表一种标识，署有这类款的瓷器就是官方认可的供官方征用瓷器参考所应达到的最起码标准质量的器物。从出土“官”字款白瓷纪年墓葬看，墓主都是皇亲国戚，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权贵.如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夫人水邱氏墓，均出土有“官”字款白瓷，墓主钱宽是吴越王钱之父；赤峰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花式镶金口足“官”字款白瓷盘等，墓主属于皇亲贵戚；河北静志寺塔基出土许多刻有“官”字款的瓷器，当是宫里或官府礼佛时供奉佛祖的珍贵物品。
因“官”字款瓷器为官府订烧之器，不计成本，只要精工细作，所以“官”与“新官”款白瓷均是造型规整、胎质轻薄细腻、釉色莹润的精细瓷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窑烧造的民用粗瓷，在各时代的瓷片堆积层里所占比例巨大，并且在周边墓葬与遗址中屡有出土，显示定窑一直是以商品生产为主的民窑窑口，“官”字款白瓷仅是官府向定窑订烧的高端精品白瓷。
窖藏的具体地点与时代
火烧壁窖藏瓷器的出土地点位于唐长安城的安定坊遗址.安定坊位于皇城西之第二街，街西从北第一坊为安定坊，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东南隅，千福寺，本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舍宅立为寺西南隅，福林寺，其地本隋律藏寺:东北隅，五通观.隋开皇八年为道士焦子顺所立，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第五守进宅.“窖藏的出土地点是火烧壁东村南，地处唐代安定坊的东侧偏南部，与史籍记载的唐千福寺位置相近，依此推断这批窖藏或与唐千福寺有关。
千福寺本为武则天之子李贤即章怀太子的府邸，咸享四年(673年)舍宅为寺.)唐代佛教兴盛，长安各坊均置佛寺，自皇帝、达官显贵直至百姓无不信佛、崇佛，捐献田宅家业供奉佛祖，著名的法门寺地宫珍宝就是唐王室迎供佛祖靓献的皇家宝藏。火烧壁“官”字款白瓷或是作为珍贵宝物供奉给千福寺.后在唐末战乱长安城遭破坏，寺院僧众避祸外逃时匆忙将这些瓷器埋藏地下，希望世道太平之时折返取用.孰知自此天涯沦落归期无望，这些宝物也从此静置地下千余年，一朝出世就惊艳了世人。
火烧壁出土的白瓷埋藏时间不应晚于唐代末期.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国势由盛转衰。特别是唐代晚期社会矛盾激化，朝廷内部南北二司争斗不断，权力日盛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唐长安城出现多次劫难:广明二年(881年)年)黄巢率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逃往成都，长安城遭遇空前劫难；乾宁二年(895年)因河中节度使继任之争，节度使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三地起兵打长安，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互相割据混战，唐昭宗逃奔终南山；乾宁三年李茂贞借口朝廷对凤翔用兵，又率兵攻长安，唐昭宗出逃华州.尤其是天祐元年(904年)朱温(全)忠)迫使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宫室及民房以营建洛阳，长安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据“旧唐书·昭宗纪“载：“(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遗)牙将冠彦卿奉表请东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自渭河而下，连薨号哭，月余不息。“唐末的数次战乱使长安城屡遭破坏，几成废墟。这批瓷器是在朱温对长安城彻屋迁居之际被埋于地下，时间不会晚于公元9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