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文化源远流长，精深博大，不可低估。有据可查、有迹可寻的是6000年前(约公元前4040年一2240年)，山东大汶口出土的陶器铭文“日、火、山”(见图)，自上古结绳而后，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当然，严格地讲，陶器文字与陶瓷铭文是两种概念。然而，不论是记载、镌刻，或是在器物上表现哪一类文辞，在先民生活中并没有明确界定。所以，笔者以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陶瓷铭文。
山东大汶口出土“日、火、山”铭文
大汶口文化以降，至西周、战国时期，其纪事和表现性铭文已出现在当时的陶器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新颁并规范通用小篆，使用文字在此前象形、会意、指事的基础上渐趋统一。至汉晋隶书、楷书及行草书的出现，陶瓷铭文书体，更加丰富、多样化。唐宋以来，定瓷铭文已蔚然演绎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诸如“官”、“新官”等(见图)荟萃历史，纵览古今，林林总总形成了中国陶瓷铭文的独立体系。
“官”字铭文（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藏）
“新官”铭文（曲阳县文物保管所藏）
讲铭文文化，首先与社会政治、经济分不开。唐、五代定窑为创始与过渡期，北宋为成熟期。以北宋为起点，赖以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定窑从烧成工艺到形制特征，健步登上新台阶。定窑开始由内销转为内外销两条渠道。一时间，定窑历史地扮演着当时名窑瓷都的角色。朝野上下无不慕定窑威名，而生景仰之感。时有御前世胄，达官显贵纷纷订作，并加铭款，以示庄重。居以现北镇村(旧时称龙泉镇)以南法兴寺处，即为官窑驻地，正是为宫廷上下烧造瓷器及铭文用瓷之所。现遗凤纹、龙纹器皿大都出于此处，还有一些瓷器进入宫廷后，由玉工錾刻，诸如“奉华”、“聚秀”、“禁苑”、“德寿”等题款。据冯先铭先生考证，大都为宋代宫殿用名。民间窑更不示弱，为有效融人当时瓷器销售的经济大潮中，也是为生意隆兴而打造品牌，更是为自家作坊铺垫实力，是时民间窑以蜂涌之势与官窑相抗衡，尤以精湛技艺、精美瓷器为世称道。但当时皇帝是否也向民间窑采集宫廷用瓷，按理说是有可能的。笔者怀疑，一些无款瓷器，进入皇宫，由玉工錾刻铭款的有可能大部分为民窑所制。猜测终归为猜测，尚有待于新的发现再论证这一问题。所见金代民窑的“张记”、“刘六郎”范铭皆含此义。
定瓷铭文即这浩瀚的中国古陶瓷文化之一束小小浪花，既闪烁着它美丽的瞬间，又映示着它久远的历史光华。记述和昭然着定窑瓷器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艺术格调。自历史上定窑第一把火成功地点燃后，铭文就已无条件地打上自己的烙印，就已经成为人们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民俗宗教不可或缺的佐证。通过这星星点点支离破碎的文化积累，再造了中国整个陶瓷文明及艺术大观。形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文化观念和艺术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推动着我们民族灿烂的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奔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