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学者、中国古陶瓷专家小山富士夫根据叶麟趾先生的考证，专程来中国考察定窑并证实了这一发现。现存于日本根津美术馆的定窑1205片瓷片就是当时从定州采集的。据已故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讲，小山富士夫把这1205片定瓷带回日本后，特搞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国定窑瓷片展”，在日本引起轰动，并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定瓷文化的重要依据。这部分瓷片分青白、牙白、米黄、土黄等，按历史年代根据形制特征、装饰方法等一一进行排列整理。1983年日本根津美术馆、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联合编辑出版了《定窑白瓷》一部。书中以图文结合，欣赏与研究并举。比较全面和慨括性的介绍了定窑的基本情况。其中，弓场纪和所撰《纪年出土的定窑》考证有据，深入浅出结合中国研究成果进行了详尽论述，颇具学术价值。阿久进长则之《定窑研究史》从定窑历史的形成到诸时代不同风貌，制作工具、方法、纪年、纹饰、造型等无不涉及。
中国古陶瓷专家，日本荒井幸雄（左）第二次考察定窑遗址
日本还有一位中国古陶瓷专家名叫荒井幸雄。在他的中国古陶研究档案里，有10个省市2百余县、乡近三百余处古遗址和博物馆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并参阅了自1954年以来的《文 物》等资料，按照其文献及发掘报告，对每个窑址考察之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些本来并不著名的民间古窑，根据记载或传说，他都亲临其境。定窑遗址，他已是第二次考察。
英国有一位陶瓷专家叫史蒂分·布舍，19世纪末曾驻中国北京英国公使馆，是个“中国通”。其间所著《东方陶瓷艺术》（纽约·1899）赞叹“中国定窑瓷器上的凤凰及其一些精致花纹是无法超越的。”这是他在接受和研究定窑实物基础上发出的由衷的结论。
大英博物馆的一位名叫何布森的工作人员，也著有《中国陶瓷》，其中有一章是专讲定窑的，他最早注意到定窑瓷器的出产地和其玻化程度。更讲到其倒置（即我们讲的覆烧）烧造和不上釉的边口等。更有甚者，还提到宋以后历代的“土定”等仿制品。到1922年，英学者黑润盾在其《中国早期陶瓷》一书中就提到定窑釉外面的泪珠（我们称淋釉或泪痕）并开始对黑定器与紫定器有了初步认识。
综上所述，伦敦三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裴西瓦大维德中国美术馆）都收藏着精美的中国定器，都拥有大批专家，甚至就连何布森一个普通的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都能发表著述。
据以上专家著述研究后的100年来，英国学者维多利亚现博物馆馆长柯玫瑰女士，携带着定窑标本研究成果再来中国切磋。说明西方国家对中国陶瓷文化的痴迷程度。
英国、美国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中国不同时期的定瓷，并拥有一批陶瓷专家，设有专门的定瓷研究机构。据新西兰中国古陶瓷研究专家路易·艾黎所著《瓷国游历记》讲：赫尔林顿在他的《中国的早期陶器》一书中写道：“我们无需进一步去讨论黑定的问题，在英国和美国还没有经过鉴定的样品”。看来，中国黑定在英、美陶瓷学者眼中还十分生疏。而这种生疏已经过了很久，作为深一层的课题研究，恐怕又已被解析无数遍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多个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投入人力、财力研究中国定窑。谁能断定，国外研究定窑进展是否已领先于国人，也未可知，好在他们在恢复生产方面还没有我们条件便利。
在有些国人看来，区区千年定窑究竟有多大价值赢得这些外国人如此青睐？定窑与当代江西景德镇、河北唐山、湖南醴陵有何异同？外国人不去研究景德镇、唐山，反舍近求远研究曲阳定瓷。并设有国立、私立研究机构，动用大批学者、专家用毕生精力潜心于这项研究。殊是莫名其妙？
作为中国人，炎黄的子孙，我们究竟有多少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历史割开数典忘祖。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第一批走向繁荣的国家之一，应当反思我们的历史，以史为鉴。我们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振兴民族文化。做到自强不息、自我尊重。中国的特色，就是一种世界优势，只有拥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有可能产生超前世界性这个实质。经济是躯体，文化是血脉，悖于这个道理，理想的实现永远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