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说》载：“陶至唐而盛矣，……至唐始尚窑器。”强国唐朝，国力大增，经济振兴，而体现在陶瓷领域更令世人刮目相看。南越北邢、唐三彩，各类花瓷应运而生，名声鹊起。今河北省临城(一作内邱)邢窑，即诞生于隋末唐初，至唐开元、贞元时期，其规模已是相当可观。工艺精细，品种繁多，时为社会家庭所必需而不能不备。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当时邢窑盛况及其影响：“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邢窑非定窑之直接前身，而邢窑却直接影响和间接扶持了定窑，使定窑能以超凡之神姿标新领异于当时陶瓷业。至宋时，邢窑之名已被定窑之势所掩。邢窑属中国白瓷之鼻祖，是最早迎着历史风雨和人为障碍而改造物质并获得成功者。使土石之躯化为晶莹之魂，开天辟地第一次。人们发现邢瓷之细白润泽的釉面上，隐隐暗递着淡淡的黄韵，初生活灵之象，故世称邢窑“类银”、“类雪”。这并非诗，而是真切的形象概括。至此，邢窑刷新了历史记录，建立了白瓷体系。
继承邢窑，超越邢窑。定窑创造者在邢窑之优良基础上，驱散怀抱，大胆畅想，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探讨。首先在釉色灵动效果上，努力打破邢白的沉寂，使其更具有跳跃感，使活灵之象更臻奇妙。终于，一种白中泛青、泛黄，如晨雪、若凝乳，胜瑜琦之透亮，有天工之胜慨，与世殊伦的定窑釉色诞生了。作品宛如出水芙蓉，立世固卓尔不群，因此风靡整个神州而形成庞大之定窑系。当然，在古定遗址寻觅中，不时见到一些釉面呈青灰色的残片，可以认定，这纯属于氧化焰烧成史上的偶像现象，即氧化焰烧成气氛中带进了还原气氛。所谓“带进”是指烧窑工在操作过程中的习惯做法，是不经意的，更是难以尽善的。因为在唐宋时期，窑炉一般较小，构造较简单，以直焰窑为多见，也即我们所说的“馒头窑”。由于它原始性较强，焰火在炉堂内的氧化过程难以在一定时间内顺利完成，往往容易形成焰火的还原气氛，或称之为弱还原气氛。这种氧化焰烧成气氛中参人和带进了还原气氛，有时是局部的，有时是全部的。在古代定窑烧成史上，这已成为一种普遍性。
在定窑烧成气氛问题上，笔者原认为唐、五代时期一直烧氧化焰，北宋早期或中期烧过一段弱还原焰。后经过反复考察、研究认定：由于北方气候之原因，不利于产品在窑体内进行充分的还原过程，釉面常出现青灰过重或局部产生青灰色斑块的情况。因此说，在北方定窑烧还原焰是失败的。研究北宋早期定窑烧成的还原现象，不过是氧化焰烧成史上的偶然性。正是这种偶然和弱还原气氛，才从根本上改变和强调釉面的晶莹度及对产品的装饰效果。
邢窑及定窑早期(五代以前)，均曾使用陶衣。胎质的粗与细，均可感其釉面润洁，瓷质紧密硬朗。形多粗犷大气，器多玉璧底。这正是定窑承袭邢窑的一个鲜明的例证。在其窑具方面更是如此，定窑早期所使用的匣钵和垫砖，包括三脚垫片同邢窑又是极其相似。北宋以来，盘、碗覆烧工艺的研制成功和利用，仰烧历史基本结束(瓶罐类、人物类及个别盘碗类除外)，垫砖、三脚垫片逐渐消失。从此，定窑窑具的创新改革便与邢窑窑具的基本特征拉开距离，定窑终于走出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定窑产品，一立世即以清新之气而形成面对社会和市场、面对当时诸名窑的全新格局。定窑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形制上一反隋唐以来的磅礴、厚重、雄浑之气象，而是从雅典、清秀、奇逸领域找突破口。宋代梅瓶、盘、碗皆呈挺拔俊美，如舞蹈之轻盈，如剑侠之潇洒，赋予形制以淋漓尽致之时代美感。据傅振伦先生称苏东坡有诗曰：“若把梅瓶比西子，曲直刚柔总相宜。”看来，宋代梅瓶确乎已达到超凡之形制。玉壶春瓶向为历代诸窑所仿效，唐以来，宋以后各窑口多有佳制。尤其明清以来制品，别出心裁，除形制外，在器壁上大作装饰文章。无论如何去堆砌装饰，其形制之佳丽程度终难胜过定窑。定窑玉壶春瓶，腹甚饱满；足呈方状，讲求直立；从腹顺上渐瘦至颈部长长一段，平缓顺畅；至口部则如孔雀开屏，徐徐而展。形式上虽不乏足重头轻之感，而视觉上却满带亭亭玉立之姿。可谓，体态盈盈，令人不暇忘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