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创造萌动于伟大思想。没有人的艺术天才和艺术劳动，石璞永远不能成为精玉。定窑刻划花艺术的形成，首先迎合了社会审美趋向，符合了物质材料这个前提条件，恰当地运用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灵活驾驭，因势利导，才使定窑从总体上充分再现了优秀的文化积淀与艺术才华。
“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是老子道德思想的中心。认为要实现所追求的目标和完成一项使命，必须首先符合客观规律，而不是悖于这个自然之道。这就好像人要去某地，首先明白某地方向所在，然后是脚踏实地、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努力才能到达目的地。只有如此，人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否则，逆天道而行使，异想天开，只能趋向问题的反面。同属一个道理，结果的优与劣、成与败，主要看人的借鉴利用和发挥如何，能不能作到二者的统一。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
定窑艺术风格的形成，首先给以肯定的是“天”赐予的自身优势，即区域性特点。定窑烧造之原料合成，皆取于太行山遗脉之曲阳、唐县、阜平诸县近域。其石料晶莹质净，土料细腻绵软，水质源深清冽。其经过严格配制的坯、釉均为精到加工而成。以坯体而论，与其他窑口陶瓷相比，在器壁同等薄厚的情况下，借灯光映照，定窑呈现不透明或半透明状。而其它如景德镇陶瓷，尤其是薄胎瓷，透明效果相当好，可作灯罩用。但定窑釉色与其它窑口相比则胜一筹。定窑釉色玉润空灵，流动感强。釉过之处，如明纱透日，充满着岚光瑞气。这就是定瓷独特的地方，也是它毫不愧色地登上“五大名窑”艺术殿堂之固有实力。
第二个条件是人的因素。为创造史无前例的定窑花瓷，在深谙定窑原料的基础因素上，定窑人试手刻划，并初见装饰效果。循序渐进，随之诞生了三把刀具：即单线刀、双线刀、组线刀(笔者自定名)。以刀代笔，可把大千世界万物赋予其下。任人物、动物、花卉、山川无所不能。刻划花几经摸索，终于形成“外斜刀法，以线托形”的定窑刻花理论。智运理念，巧施材质，使坯质、釉质的先天优势与刻刀功用产生艺术灵魂的契合，以致产生神奇的效果。
以定窑著名的手刻鱼纹为例：一只盘子内部，用刻刀表现出两条鱼，周围为波浪纹，仅寥寥数刀，线条宽窄不同，而均依鱼纹形象为约，波浪簇簇相绕，俨然洪波浩淼。在定窑釉色玉润映衬下，豁然清晰。有识者将其斟满清水，摇晃之间，鱼若游动，甚是奇妙。故世传定窑手刻鱼纹盘斟水鱼自游之说，其实不过是世人用故事来说明定窑材质美与刻工之高超技艺而已。一种与世殊伦的工艺效果产生了，这恰是先贤将物质与文化相结合的成功的例证，是实践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
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成功，推助了定窑艺术大势的形成。回首定窑早期在迷茫无际的装饰领域里往来跌撞，而今终于择出头绪，看到了曙光。继而定窑人开始规范操作的综合过程，将刀法宽窄、线条深浅同烧成效果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再创作。按照“人定胜天”的原则又反过来改进原料配方，以便更具有鲜明的色感效果，也更具有圣洁美与典雅风尚。从五代时期白中泛青到北宋的白中泛黄，足以体现定窑在改变呈色的同时，定窑白瓷以及创作者艺术思维也在不断升华。在这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仅是因果关系，更是相成相辅关系，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观的艺术表现。
另一个例子，1127年，定窑南迁后，流落到景德镇的北方陶工，开始利用在北方烧制定瓷的工艺，力图在景德镇唤回历史旧梦，结果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当时在定州烧造时的那种感觉。这并非我们的陶工之过，而主要问题在于南方气候温而湿，原料成分之差异而所致，形成一种影青呈色。有人称之为南定，严格地说这种称谓是错误的。南定自逊色于北定。其原因可追溯到原料的区域性问题。因为在北方用小麦面做成的面条与在南方用大米粉做成的面条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味道，尽管作工相同。这个道理就好象我们用同样的技术、工艺去雕刻同样一尊佛像，由于四川汉白玉与曲阳汉白玉所产生的质感效果之异，而其两尊同样的佛像给人的艺术感觉就不同。因为我们手中的锤钎无法改变这些石料的质感和肌理效果。工艺技术只有在符合物质材料性能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作用和艺术感染力。只有做到“天人合一”，理想才能得以实现。离开物质材料，去想象任何一种艺术风格的神话，都是有悖科学，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先贤制瓷虽缺乏今人的高科技设备手段，采料、粉碎、制备均属人工的原始机械，但在利用与迎合自然之道上却动了脑筋。定窑刻划花在装饰寻择的苦闷中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定窑六七百年生产史上的主要装饰方法而被后人喷啧称道。可谓先贤陶艺家智慧力量的最佳体现，也是对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