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运河遗址入选十大考古发现，临沂纪王崮发现春秋诸侯墓，章丘发现元代砖雕壁画墓墓群……从1990年至今，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已评选了22届，我省共有16项考古发掘入选，其中7项出自济南。在惊诧于那些琳琅满目、价值巨大的出土文物时，很多人或许还不知道，它们的最初发现往往很“意外”。采石、取土、挖树坑、砍树枝等看似与考古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都可能是某个重大发现的导火索……而这，或许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意外发现城子崖遗址的吴金鼎
1928年章丘城子崖 在这块台地上最早挖出了“龙山文化”，想不到吧，这里当年是极不起眼的“鹅鸭城”。
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中，章丘市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位居其一。此次考古明确发现了“三城叠压”现象，即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该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明晰的考古学证据。
谈及城子崖的最初发现，时间应回溯到1928年。当年春天，27岁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专业学生吴金鼎对济南东边的汉代东平陵古城产生了兴趣。同年4月4日，在第二次赶赴东平陵的途中，他注意到在龙山镇至平陵城的路旁，有一个高出平地三五米的台地。当地人说，这个台地就是城子崖，俗称“鹅鸭城”。传说是古代养鹅鸭之城。吴金鼎好奇地赶过去查看，并在附近捡到陶片、贝壳和两枚粗糙的骨锥，这使他敏感地意识到，城子崖极可能是一处古文化遗址。
此后，吴金鼎对城子崖念念不忘。1929年7月至10月，他又先后四次前往考察，又发现石斧、油光黑陶片等大量遗存。吴金鼎的发现引起其老师、考古学家李济的重视。1930—1931年，中央研究院先后两次对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吴金鼎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一起参加了发掘，其成果在1934年编为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典型陶器
由于当时龙山镇尚属于历城县，该书副题为“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城子崖出土的大批蛋壳黑陶被誉为稀世珍品，其代表的黑陶文化被认为是起源于东方而与仰韶文化不同系统的遗存，不久即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它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大辛庄出土的带字甲骨文
1935年东郊大辛庄 大辛庄农民在挖土时偶然挖出一堆青铜器，抗战爆发后研究一度中断。
历年来，考古工作者多次组织对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掘，其收获可谓惊喜连连。1984年，在此发现商代房址和墓群，首次出土成套的青铜礼器；2003年,在此发现了商代甲骨文，为殷墟以外首次发现商代卜辞；2010年，在此发现大型商代建筑基址和贵族墓地，出土青铜器等大量文物，让人有理由相信大辛庄应当就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统治中心。这次发掘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最先对外介绍大辛庄遗址的是个英国人，他叫林仰山，生在山东，对商代文化如痴如醉。1935年，济南东郊大辛庄村民在村东蝎子沟挖土时，意外挖出一批满身绿锈的青铜器。起初，这件事儿并未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一年后，在齐鲁大学任教的林仰山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
林仰山当时在齐鲁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受加拿大籍同事、甲骨文收藏研究大师名义士的影响，林仰山对中国商代文化如痴如醉。1936年冬天，他亲自赶到大辛庄东面的蝎子沟进行调查，正巧看到沟边挖开的墓坑。在清理完墓中的残留器物后，林仰山还幸运地买到一件残碎铜觚的上口，这令他如获至宝。而5年后，他又戏剧性地从朋友那里得到了铜觚的下部。
对于大辛庄遗址的考古发现，林仰山曾发表过两次专门报告，并大胆地提出大辛庄遗址与安阳小屯殷墟商代文化处在同一个阶段。林仰山的论述虽被国内学者及时翻译成了中文，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学者们谁也无暇顾及此事。直到1955年，考古工作者才重新展开对大辛庄遗址的探查。
已故山大考古学教授蔡凤书生前曾讲过一个故事:1960年，刚参加工作的他曾和同事刘敦愿步行来大辛庄调查。蔡凤书一眼看见，蝎子沟沟壁上挂着的一个完整灰褐色陶盆，两人兴奋不已地将其取回。这件现存山大博物馆的陶盆是该校在大辛庄采集到的首件完整商代器物。
1973年长清仙人台 村民砍树碰到“铜香炉”；山大考古系教学实习，一场穿越时空的“接力”掘出六座周代贵族墓。
在长清区五峰山镇北黄崖村南边，有一座建于1958年的钓鱼台水库，水库边的崖头被村民们俗称为“仙人台”。1973年(或1974年)夏天，村民张建新游过水库到仙人台砍树枝时，一镰刀砍下去，猛听到“当”的一声金属撞击声，定睛一看，只见崖壁土中露出一只三条腿的“铜香炉”，扒拉出“铜香炉”后发现里面还有东西，于是他回家拿来铁锨，在崖壁上先后挖出八九件“铜香炉”和“铜盆”，此外还有一些陶器。
只上过小学的张建新没有意识到，他不经意中挖出的是春秋时期一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铜香炉”和“铜盆”实际上是铜鼎和铜簋。虽然如此，但他隐约觉得这些老家什应该上交国家。于是就选了几件交到了县文化馆和市博物馆，并因此获得了奖状和作为奖品的图书。
斗转星移，1994年底山大考古系在选择教学实习场地时，栾丰实、方辉等几位老师在长清博物馆见到了张建新上交的4件青铜簋。循着这条线索，他们找到了仙人台，并决定将这里作为下学期教学实习的发掘地。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1995年3月-5月，在为期两个多月的发掘中，考古队在面积不大的仙人台上接连发掘出6座古墓，其中一座为张建新发现铜器的残墓，其余5座均保存完整。所出土文物共计340多件(套)，其中铜器220多件。
从铭文推断，这应是一组周代东方小国邿(shī)国的贵族墓，出土青铜器百余件的6号墓当为邿国国君之墓。次年，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被无可争议地评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西河遗址出土的陶罐
1991年章丘西河遗址 王建国晨练散步时，在窑厂捡回十几片红色陶片，国内第一个“西河文化”遗址由此诞生。
在1991年之前，恐怕没有几个外地人会知道广饶县博物馆有个王建国。而1991年3月底的一天，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却改变了这一切。
那年春天，龙山文化命名地城子崖遗址又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章丘市龙山镇政府压缩办公用房，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了较为宽敞的场地。鉴于此，省文化厅从外单位借调了几位专业人员，集中在龙山镇政府整理1988年在章丘宁家埠和女郎山遗址考古发掘的资料，王建国就是被借调人员之一。3月底的一天，习惯起早散步的他从附近龙山三村的窑厂捡回十几片红色陶片，带给省考古所所长张学海等专家看。张学海等人虽然对山东史前至商周时期的陶器谱系比较了解，却对这些红陶片一时感到不曾相识。
接下来，在文物专家建议下，龙山镇政府出面协调让龙山三村窑厂暂停向发现红陶的西、北两面取土。1991年7月，对红陶片遗址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各种造型古朴的红褐色、青灰色陶器破土而出，一个距今约7700——8400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出现在考古专家的视野中，这是当时山东地区所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根据考古学命名惯例，此遗址地属龙山三村，应该叫龙山三村遗址，但附近又有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为了避免引起学术混乱，于是商议采用小地名作为遗址的名字。考古人员向村民一打听，窑厂附近还真有个小地名叫“鳖盖子”。可倘将遗址命名为“鳖盖子遗址”，又大伤风雅。最后，得知从西至北环绕遗址的小河名“西河”，于是将此遗址定名为“西河遗址”。
1997年，省考古所在西河遗址又进行第二次发掘，使房址发现量达到30余处，并确定其年代为距今约9000——7700年。该遗址发掘入选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2001年，西河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清双乳山出土的玉覆面
1995年长清济王北陵 双乳山村民采石时，发现类似人工开凿的石壁，考古发现，这里原来藏着一座完整的济北王陵。
在长清西南约15公里的归德镇双乳山村，原有两座形似乳房的小山头，故名双乳山,该村也由此得名。历年来,由于村民不断取土取石,此山已面目全非。
1995年5月的一天,归德镇双乳山村民在开山采石时,赫然发现,石层竟然有类似人工开凿的石壁。县文化局得知这一情况后,随即派人前去查看,从已经暴露出的部分墓道看,这里像是两座东西并列且十分隐蔽的古墓,原来位于其上的“双乳”应为大墓上面的封土。为了进一步确认,长清文物局特邀山东大学考古系任相宏教授前去探查。任教授仔细考察完现场后,判定这是大型古墓无疑。
1995年10月,经国家文物总局批准,省文物局、山东大学考古系与长清县文管所联合组建考古队,对双乳山汉墓1号墓实施抢救性发掘。考古人员历时10个月,终将这个墓室墓道总面积1447.5平方米的大墓清理完毕,共出土文物2000多件,其中,铜器千余件。综合史料推知,墓主为西汉济北国最后一位王刘宽。
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入选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据介绍,截至当年,全国已发掘汉代王陵40余座,双乳山西汉济北王陵特色独具,其凿石量在凿山为陵一类的王陵中是最大的,规模也是最为宏大的。
洛庄汉墓出土的鎏金马饰
1999年章丘洛庄汉墓 修路取土引发的新发现，考古发现这里是吕后侄子的墓。
1999年7月至2001年1月，伴随着对章丘市洛庄汉墓陪葬坑、祭祀坑的抢救性发掘，先后出土文物2000余件，证实该墓是西汉初年的王侯墓，墓主人应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妻子吕后的侄子、吕国首位诸侯王吕台。该墓的发现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
当世人为洛庄汉墓所出土的精妙绝伦的编钟、造型奇美的鎏金龙马造型当卢而兴奋不已时，也有细心的人注意到了相关报道中的微妙之处。那就是，引发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导火索事件在相关表述中语焉不详，甚至有些遮遮掩掩。
2003年9月16日，一场名为“移交洛庄汉墓盗窃案涉案文物仪式”的活动在省博物馆隆重举行。直到这一天，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故事是这样的：1999年6月，在修路取土时，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的土丘(洛庄汉墓)发现大量青铜器。受利益驱使，出土现场遭到人为哄抢，随后还发生了更为恶劣的盗墓事件。事发后公安部门在当地追回部分被哄抢文物，但被盗掘的文物是什么、有多少?没人说得清。
一晃4年过去了，2003年2月，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五大队民警在办案中，获悉有人欲出售洛庄汉墓文物。于是顺藤摸瓜，将7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追回全部11件被盗青铜器，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件。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这批珍贵文物最初是枣园镇村民郑维亭、门振生合伙盗掘洛庄汉墓一陪葬坑所得，得手后郑将其中6件青铜器以总价3万元出售，然后它们在三年内被四次倒卖。
2003年章丘危山汉墓 挖坑植树，村民一镢头下去惊醒了汉代兵马俑仪仗队。
在200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章丘危山汉代墓葬与陪葬坑及陶窑位居其一。
此次考古发掘共发现汉代陪葬坑三座(其中4号坑遭破坏)，墓葬30余座，陶窑3座，出土了大批彩绘陶车、马、仪仗俑群等文物。在一号陪葬坑中，车马俑摆放反映了王侯贵族出行的盛大场面。共出土陶俑173个、马56匹、4辆陶马车、90余面盾牌。危山车马俑坑中，出土陶车5辆，有双辕车和单辕车两类，车的构件除车轴及伞盖的杠外，均为陶土烧制而成，一辆车的构件多的达100余个。
这场闻名全国的考古发掘，也是源自一场意外。2002年11月23日上午9时许，章丘市圣井镇寨子村村民赵庆芳、张其元等在危山风景区北坡植树刨坑时，一镢头抡下去，只听“喀嚓”一声刨到了一件硬物。开始还以为是石头，但随即惊讶地看见那硬物竟然是一个陶制的马头。他们怀着好奇心再往下刨，又一个马头露出地面。稍懂一点文物常识的他们，赶紧跑下山去向村委会高主任报告：“快去看看，挖出宝贝来了!”高主任看过现场后，立刻向镇政府汇报……经过层层上报，当年11月29日由山东省、济南市和章丘市三级考古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现场对危山兵马俑陪葬坑进行了正式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