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镇而得名，在济南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如城子崖遗址、嬴城遗址、邢亭山遗址、乐盘遗址、大康遗址等。济南古城区天地坛街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对重新评估济南古城人类活动的遗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之前介绍的西河遗址、焦家遗址、周河遗址、董东遗址等也都包含龙山文化层。龙山文化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又分为多种类型，济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以城子崖类型为主，让我们从城子崖遗址说起吧。
城子崖遗址
2021年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布了“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有着“中国考古圣地”之称的城子崖遗址毫无悬念地得以入选。因为此处不仅是中国首次发现的史前城址，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创立之初、背负民族复兴使命的重要考古实践，更是与安阳殷墟等齐名的、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古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1921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第一代考古人走上了重新发现古老中国的真相、理清文明嬗变的历史轨迹、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格局的探索之路。
1928年3月，齐鲁大学助教吴金鼎和崔鸿泽两位先生，到章丘考察汉代重镇东平陵古城。当时，中央历史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先生凭借有限的史籍及器物知识，推测海边及临近地域存在一种固有文化，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应在沿渤海、黄海省份开展考古学研究。吴金鼎的调查正是施行此设想的前奏。他们到达章丘龙山后赶往东平陵，在跨过与古城相距约2公里的武源河时，发现了城子崖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吴金鼎之后多次实地考查崖壁上的土层及其间的陶片、石块和骨器，尤其关注遗址里埋藏的大量薄胎而带黑色光泽的陶片，他称其为“油光黑陶片”。
吴金鼎（左）和梁思永（右）
1930年10月，李济先生考察城子崖遗址，“黑陶文化”为学界所重视。此后，史语所考古组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现城垣遗迹，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器物。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被称为“中国第一位专门考古学者”的梁思永先生在第二次发掘中，首次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地层学，对地层、土质、土色、堆积状态、出土文物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整理。两次发掘后，史语所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大量的发掘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梁思永在《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中，因遗址正对着龙山镇，而将其命名为“龙山文化”。他通过对比之前发现的仰韶文化、小屯文化，确认三种文化之间存在叠压关系，从而开创了“三叠层”理论。
一处重要文化遗址的系统研究，通常需要几代考古人接续努力。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过两个阶段的发掘，确认遗址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城垣互相叠压的地层关系，对各时期城墙的结构、形制及工艺技术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对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有了新的认识。
城子崖遗址的多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龙山文化陶器。泥质陶以黑、光、亮为主要特征，还有灰黑陶、灰陶、红陶和白陶。当时轮制技术发达，器型规整，多为素面，器类有鼎、杯、罐、盆等。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范，应为当时的礼器。长颈白陶鬶体现了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还发现大量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出土的动物骨骼以猪、狗数量最多，马、牛次之，还有兔、獐、鹿、麋等，反映了家畜驯养和狩猎情况。
陶鼎
陶罐
陶三足杯
白陶鬶
对城子崖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仍在继续！
参考文献：
①张学海：《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②张学海：《“城子崖”寻梦》
③张万春、何德亮：《城子崖遗址与山东龙山文化》
④靳桂云：《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分期》
⑤朱超、孙波、吕凯：《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2013-2015年发掘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