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具有极为鲜明的民窑特色，
所生产的瓷器被称为白与黑的艺术，
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它创造性地将中国毛笔书画，
巧妙而生动地绘制在瓷器上，
开创了我国瓷器书法绘画装饰的新篇章。
它自北朝创烧，
于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
经明清至今，历千年而不衰。
它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蜚声中外，
形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
它，就是中国北方民窑的杰出代表——磁州窑。
在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滏阳西路上，有一座特别的建筑——朱门、灰瓦、青砖，古香古色，造型朴素而不失别致。
门楣上鎏金的“中国磁州窑”几个大字和旁边的标识，让人轻易就能认出，这里是大名鼎鼎的磁州窑盐店遗址博物馆。博物馆内，有元代、明代、民国窑址各一座，老作坊三间。
而在距此几公里外彭城镇富田村的南山坡上，是磁州窑富田遗址博物馆。遗址内，两座完整的元代馒头窑，数座明、清、民国时期的馒头窑被保存至今。
在彭城镇，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磁州窑窑址有数十处。而在彭城镇数米深到数十米深不等的地下，更是有数以百计的古窑址在沉睡。
这些窑址，无不彰显着磁州窑——这个延续千年老窑旺盛的生命力。
然而，磁州窑真正为人们所熟知，却不过百年时间。
重现人间：巨鹿古镇的惊人发现
“虽然磁州窑历史悠久，但因其民窑的身份，历史上关于它的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都没能认识磁州窑，直到上世纪初巨鹿古城的那次出土……”磁州窑艺术文化研究会会长郭光华的一番话，把记者拉回到90多年前。
1918年，巨鹿县遇到罕见的大旱，当地人掘井自救，意外挖出了被埋在地下6米、已淹没长达810年的宋代城邑——巨鹿古城。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古城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白地黑花的古代瓷器。惊人的发现让欣喜若狂的人们忘了挖井的初衷，一时间奔走相告。
然而，这个足以载入中国陶瓷史册的事件，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却演变成了一场文化灾难。
“巨鹿出土大量精美瓷器的消息不久就传遍各地，一时间，国内各地的古董商云集巨鹿，大量购买这些瓷器并运到京城，销往欧美等地区，获取巨额利润。获利后的古董商还纷纷组织人力对巨鹿古城遗址进行更大规模的盗掘。”郭光华说，这批精美的文物陶器也因此流失到了世界各地，如今世界各国著名的博物馆中，均收藏有当时巨鹿出土的瓷器。
古董商和外国商人的狂热追捧，引发了国内考古界对这批瓷器的关注。
1920年，天津博物院组织力量对巨鹿镇遗址进行了较详细和全面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况载入《巨鹿宋器丛录》一书。1921年，北京历史博物院也对巨鹿镇遗址进行了发掘，又出土了大量的古瓷器。
然而，对于这批瓷器的来历，国内研究者们却意见不一。
“当时的陶器研究专家们只知道宋朝著名的五大官窑——定、汝、官、钧、哥，而不知世上还有磁州窑一说，于是某些研究者就把这批器物定名为土定，按现在话讲，就是假冒的仿定窑产品，但这些陶器的造型和艺术风格与定窑产品并不相符，因此这种叫法并没有被世人广泛认可。”郭光华表示。
大批人们从未见过的精美瓷器的发现，也吸引了西方学界的关注。于是，西方学者也纷纷来到这里进行广泛调查研究。他们很快发现，不止巨鹿古城，以巨鹿镇为中心的华北各地出土的大量宋、金、元代的古瓷器中，似乎出自一个和其他名窑无关联且从未听说过的窑场。他们还注意到，这个窑场生产的瓷器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施化妆土的白地上用铁锈色的颜料描绘纹样，这正和当时磁州烧制的某些瓷器很相仿。
为了给自己的猜测寻找理论依据，学者们开始翻阅古代文献典籍，试图寻找蛛丝马迹。在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陶》中，他们找到了这样的记载：“磁窑，出磁州，宋时所建，磁石引针之磁石，即产是州，取石炼陶，磁器之名，乃专指此。今人辄误，以磁与瓷用矣。器有白釉、黑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膏药无异”。
文献中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学者们的猜测。通过对巨鹿宋瓷的深入研究发现，1925年，一名叫霍普逊的英国学者在他的学术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磁州窑”的概念。很快，这一概念就被世人认可接受。
“可以说，巨鹿镇遗址的发掘使磁州窑得以重新面世，特别是‘磁州窑’一词的使用，在学术界确立了一个独立窑口的概念。”郭光华评价。
这一命名，让这个传承千年的窑口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名字，世界范围内的磁州窑研究大幕也随之拉开。
全面探究：数次发掘厘清磁州窑发展脉络
“磁州窑自北朝创始，历经隋唐，到宋金元时期达到鼎盛，经明清至今，历千年不衰，是我国历史上烧制时间延续最久的窑口之一。从广义来讲，其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7500年前。”中国磁州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告诉记者，早在75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太行山东麓的一块叫磁山的土地上，先人们就烧出了素面夹砂陶，并开始了人类文明的繁衍。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磁山文化”，从而确定了这个地区作为古老陶器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2010年会暨磁州窑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磁州窑艺术达成普遍共识，认为古老的磁山文化便可以看作是磁州窑的前身。
据史料记载，隋开皇十年（590年），在漳河、滏阳河流域（今磁县、峰峰矿区）设磁州，故两河流域上的窑场后来被称为“磁州窑”。
“然而，由于记载磁州窑的文献很少，因此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对磁州窑的历史脉络仍未有清晰的认识。”赵学锋说。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进入快速恢复发展时期，考古工作也有了惊人的发展。
1951年，国内古陶瓷研究家陈万里先生最早考察了中原、河北的古窑址，写出了《调查中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
1959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到磁县北贾璧村调查窑址，并将窑址定为隋代，写出了《河北磁县贾璧村隋青瓷窑址初探》。
以此为开端，以后又发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磁州窑及相关窑系窑址，使磁州窑研究局面焕然一新。
后来的窑址调查表明，磁县的贾璧窑、峰峰矿区的临水窑自北朝就开始生产瓷器，创立了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场，这被认为是磁州窑的开端。
“冯先铭和陈万里早期的调查为磁州窑遗址之后的发现、发掘工作奠定了基础。著名的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就是陈万里先生在调查中亲自发现的，之后，这个窑址一度成为磁州窑研究的主要基地。”赵学锋告诉记者。
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磁县观台磁州窑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发表了发掘简报。
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北方地区对古瓷窑遗址最早的考古发掘之一。这次发掘根据地层情况和各地层中出土的年号铜钱，将观台磁州窑遗址分为四期，北宋元丰年以前、宋末金初、金代和元代。
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外再次掀起了磁州窑研究热潮，为了深化对观台磁州窑遗址的分期探索，获取更翔实的地层资料，以期对磁州窑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认识，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当时的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磁州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
在那次发掘中，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领队人物是当时尚未研究生毕业的秦大树，而28年后的今天，秦大树已经成为国内陶瓷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北大博士生导师。
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面积480平方米，清理窑炉遗迹10座，地层基本覆盖了观台磁州窑从创烧到停烧的各个阶段，共出土瓷器和其他遗物9870件，瓷片30余万片。
“通过那次发掘，我们当时基本确定了观台窑创烧于北宋初年或稍早，停烧于元代末年到明初。另外，发掘成果也为我们研究磁州窑的制瓷工艺、装饰艺术和生产规模提供了第一手系统的科学资料。”秦大树表示。
“当时，由于磁州窑的另一个主要产地——峰峰矿区彭城镇窑火一直延续，从未断烧，还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磁州窑作坊遗址。因此人们顺理成章地推断，磁州窑早期的中心窑址在磁县观台镇，到元末因故停烧之后才转移到峰峰矿区彭城镇。”秦大树说。
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直到一次施工中的意外发现才被改变。
1998年至1999年间，峰峰矿区对彭城镇进行大规模旧城改造，在城市主干道滏阳路西延工程及其配套设施的建筑工地，人们意外发现了大量的白地黑褐花瓷片、瓷器及一些窑具。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会同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立即对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出土金、元、明、清各类完整或可复原瓷器数千件，瓷片近30万片。
在之后彭城镇的各种城建施工中，又数次出土从宋到民国不同时期的瓷器、瓷片。通过多次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专家们认为：彭城窑始烧于北宋，繁荣于金元，并历经明、清、民国持续烧造至今，长达千年之久。
这些发现，也推翻了之前所谓“元末观台磁州窑停烧，窑场转移，彭城才代之以兴”以及“彭城是明代窑场”的论断，得出了“观台、彭城两大窑址自宋以来就长期并存，观台窑断烧之后彭城窑仍持续发展”的结论。
至此，千年磁州窑的传承脉络，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两大贡献：毛笔绘画装饰和最早的釉上彩瓷
磁州窑瓷器被很多人称作“黑与白的艺术”，提起磁州窑，多数人会首先想到其经典装饰风格——“白地黑花”、“黑地白花”。
“黑白对比的装饰风格是磁州窑瓷器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却不是磁州窑的全部。事实上，在不同历史阶段，磁州窑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就连其最经典的‘白地黑花’也是经过长时间学习、摸索形成的风格。”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任双合告诉记者。
据专家介绍，唐代以后，全国陶瓷生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大格局，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窑为代表，有哥窑青瓷、龙泉窑青瓷和南宋官窑青瓷，而北方则以邢窑白瓷和定窑白瓷为代表。唐末五代，磁州窑也由早期生产青瓷转而加入了烧制白瓷的行列，但因磁州窑所用的坯土是当地所产的大青土，泥质粗，且富含氧化铁，故烧制的器物胎质发青或呈青灰色，这和“似银类雪”的邢窑白瓷和“声如磬、薄如纸、白如玉”的定窑白瓷相比，在市场上就失了先机。
“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磁州窑的工匠别出心裁，发现和使用了化妆土。化妆土也是产自当地的土料，俗称大碱土，工匠们在坯胎上外施白色化妆土，以达到增白效果。”任双合说。
在坯胎上施化妆土来弥补原料自身的不足，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但即便如此，原料“先天不足”的磁州窑的白瓷仍无法超越定窑和邢窑。于是，磁州窑的工匠们开始学习借鉴其他窑口的装饰工艺，以期找到新的突破。
北宋以来，磁州窑借鉴河南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和剔花装饰技法，生产出一批此类装饰技法产品，并超越登封窑，打出了白釉剔花、白釉黑剔花的精品品牌。
同时期，磁州窑还学习了陕西耀州窑白釉点彩和黑釉装饰技法，充分利用“斑花石”画料（含氧化铁，高温下变为黑褐色，类铁锈色），逐步由点彩、点梅花纹、绘草叶纹等简单模式，向引用传统毛笔书画技法转变，最终形成了以毛笔书画装饰技法为主流的独特风格——“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的装饰特点是黑白对比、反差强烈，它开创了毛笔技法在瓷器进行书法绘画装饰的先河，彻底打破了南北陶瓷单色釉装饰的局面，引领了新潮，迅速占领了北方陶瓷市场。”任双合认为，毛笔绘画装饰技法的更大意义在于其产生的独特文化价值。
借助毛笔技法的便利，磁州窑的工匠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文化，移植到了瓷器装饰上，开创了一个“以瓷为帛”的书法绘画时代。
“磁州窑开创的在瓷器绘画的装饰技法，对后来的很多名窑也产生了影响，举世闻名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的装饰技巧，就极有可能来自磁州窑。”任双合分析，元青花瓷器出现以前的景德镇，是一个生产素白瓷和青白瓷的窑场，未曾烧造过以毛笔为绘制工具的瓷器。由此推论，景德镇窑场的窑工在开始烧造青花瓷器时，其美术基础是不太好的，但元青花瓷却突然在此成批诞生，而且没有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阶段，一露头角就那么成熟、那么工整、那么完美，以至明清时代的同类产品都难以望其项背。根据有关文献分析，当时绘制青花瓷器的工匠应是因战乱南迁、具有较好绘画基础的磁州窑工匠，而非缺乏绘画基础的景德镇瓷工。
古陶瓷学家冯先铭先生也曾指出，磁州窑“白地黑花”技法的成熟和发展，直接导致了元明青花瓷的产生和发展。
宋末金初，磁州窑又在黑白瓷器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红绿彩”。红绿彩是用红、绿两种色彩或以红、绿两种色彩为主要色彩，在烧好的白瓷胎上绘画纹样，不上釉，再入窑，经低温二次烧成的彩绘瓷器。
磁州窑红绿彩瓷是我国最早的釉上彩绘瓷器，为明清时期大放异彩的各种釉上彩瓷打下了基础。而景德镇开始烧造红绿彩瓷的时间，比磁州窑整整晚了一个世纪。
正是由于其独特的装饰风格和艺术价值，宋金元时期，之前名不见经传的磁州窑一跃成为全国的知名窑场，和当时的“官、哥、汝、定、钧”五大官窑相媲美。后来，磁州窑还影响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西、内蒙古、安徽等地窑场，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
顺应潮流：千年窑火不断的秘诀
元代以后，位于漳河流域的观台磁州窑断烧，而滏阳河流域的彭城窑却依然蓬勃发展，延续至今。
对于之前烧造规模很大的观台磁州窑突然断烧的原因，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其中最被人们所认可的说法是漳河泛滥。
“在古代，一个地方想生产瓷器，有几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瓷土，瓷土是制瓷的原料;其次是煤炭，煤炭是烧制瓷器的燃料;还有就是水运交通，因为古代陆运交通不发达，瓷器又有重量大、易碎等特点，因此瓷器的外运主要依靠水运。观台窑和彭城窑能形成大规模的窑口，就是因为具备了以上几个便利条件。”邯郸市博物馆馆长马小青告诉记者。
据史料记载，在元代末期，漳河水流极不稳定，曾经5次泛滥。“这等于切断了观台窑产品的外运通道，观台窑也就慢慢衰落了。”马小青说。
1976年7月，在古漳河河道中出土了一艘沉船，人们在沉船中发现元代磁州窑器物363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观台磁州窑“因漳河泛滥而衰落”的推论。
观台磁州窑衰落之后，彭城成为磁州窑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到明代，彭城磁州窑的产品已不像宋代那样追求完美画工、精益求精，但其顺应市场需要不断扩大产能，产业规模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在峰峰矿区北响堂山石窟的隋代佛龙洞前，置立着一块碑刻，碑刻上记载着明代彰德府推官张应登于万历十五年游览滏水、鼓山时的一篇游记文章《游滏水鼓山记》，文章中详细描述了明代彭城磁州窑的生产情况：“……彭城陶冶之利甲天下，由滏河达于京师。而居人万家，皆败瓮为墙壁，异哉！晨起，视陶陶之家，各为一厂，精粗大小，不同锻冶……似此作者曰千人而多，似此厂者曰千所而少。岁输御用者若干器，不其甲天下哉！……”
明洪武年间，南方的景德镇已形成为制瓷中心，并逐步影响到全国。几乎在同时期，彭城镇成为北方的制瓷中心。因此，民间才有了“千里彭城，日进斗金”以及“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赞誉。
清末民国，磁州窑逐渐失去宋元时期典型的艺术风格，白地黑花为青花所取代，彭城窑开始生产青花、五彩等当时社会流行的瓷器品种。这也正解释了为何1918年巨鹿古城出土大批宋代磁州窑“黑地白花”瓷器时，人们却不知其出自哪个窑口。
“磁州窑正是以其民窑特有的兼容并包、顺应市场的特点才延续至今，成为持续烧造时间最长的窑口之一。而这，也正是磁州窑窑火千年未断的秘诀。”马小青认为。
从清光绪年间到20世纪20年代，彭城先后派出60多人到景德镇学习，受到景德镇青花瓷装饰艺术的影响。除大批生产缸、盆、碗、罐等日用青花瓷外，还生产了大量的青花艺术瓷。同时，磁州窑还受唐山窑五彩的影响，烧制出釉下五彩和釉上五彩，并将青花技法融入五彩之中，使磁州窑的装饰品种日趋丰富。
20世纪上半叶，彭城一带虽然屡遭战争的破坏，但制瓷业从未断烧。建国初，彭城镇还保留有馒头窑440余座，其中有180余家窑场仍坚持日常生产，成为北方制瓷中心，千年古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陶瓷名家叶麟趾和他的弟弟叶麟祥、儿子叶广成，均曾长期驻扎彭城镇，从事磁州窑的生产研究工作，为磁州窑的发展、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叶广成去世后，他的遗骨也被安葬在了彭城镇河泉村南。
如今，当年由叶广成亲手培养出的阎宝山、刘立忠、刘志国、任双合、郭连生等磁州窑工艺传人和研究学者，已经成为活跃在磁州窑前沿的中坚力量。
千年不断的窑火传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