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磁州窑；考古工作；研究成果；百年历程
【摘要】磁州窑是宋元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巨大的窑场之一，其生产的瓷器是宋代庶民艺术的典型代表。对磁州窑从古代文献记载的发展、变化，到近代考古工作的肇兴和多年来开展的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可知，磁州窑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较少，且多有失公允，但其却是近代以来陶瓷考古开展较早、考古发掘较为充分的窑口之一，而且从瓷器的生产到使用等各方面的相关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磁州窑是晚唐、五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地区兴起的著名的民间窑场，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制瓷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具有鲜明的民窑特色，以质朴、挺拔的造型，豪放、生动的装饰驰名中外，影响深远，成为古陶瓷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磁州窑概念的界定及特点
磁州窑是指从晚唐、五代起，一直到近代，在古代磁州范围内存在的一批制瓷窑场。这些窑场在其生产的主要阶段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日用器物为主，而不以贡御著称。当然，这不代表其在全部生产历史上都是完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北宋后期，特别是金代和元代，磁州窑的部分产品可能是用于贡御的。到了明清时期，文献上则明确记载磁州窑有部分产品用于贡御，如明万历《大明会典》中有钧、磁二州贡瓷器的记载：“凡河南及真定府烧造，宣德间题准，光禄寺每年缸、坛、瓶，共该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钧、磁二州，酒缸二百三十三只……”“嘉靖三十二年题准……通行解部，召商代办。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烧造，免派钧州。四十二年奏准，钧州脚价邦贴，尽行除豁。”稍早的正德《大明会典》也有相关的记载：“岁造内府供用库……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因此，分析磁州窑的特点不应以其是否是民窑为要素，而应以其独具特色的产品为准。
磁州窑的窑场均以本地出产的瓷土为制瓷原料，受本地瓷土特定品质的影响，烧成成品的胎体较粗，颜色较深，为了生产出洁白的白瓷，实现粗瓷细作的目的，磁州窑的主要产品都在胎釉之间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以这层化妆土为基础，磁州窑发展了丰富多彩的装饰，特点是黑白反差强烈，色彩鲜艳。因主要是供民间使用，磁州窑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艺术具有强烈的民间艺术特色。
磁州窑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化妆土和胎体的呈色差别而创造出丰富的装饰技法。有学者对历年来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磁州窑瓷器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指出磁州窑装饰技法多达57种。笔者也曾做过统计归纳，结果与此数字大体相合。具体来看，磁州窑的典型瓷器有如下特点：
1.化妆白瓷是磁州窑类型瓷器的基础，从窑址发掘情况看，化妆白瓷在所有产品中占了绝大多数，是磁州窑的主流产品（图一）。
2.在化妆白瓷基础上，磁州窑的窑工们发展了各种装饰技法，从类别上可以分为：①胎面装饰（包括化妆土），有划花、刻花、印花、剔花等；②胎体装饰，包括模制、模印等；③彩绘装饰，如白地黑花、白地绘划花等；④釉上装饰，如白釉绿彩、白釉酱彩、红绿彩等；⑤彩釉装饰，这里主要指低温彩釉，如绿釉、黄釉和黄绿釉等。这些装饰技法可谓是继承和发展了南北方众多窑场之所长，包罗万象，丰富多彩。
3. 磁州窑的产品种类以白釉瓷器为主，还有黑釉、棕黄釉、翠蓝釉（即通常古玩界所说的“孔雀蓝釉”）以及多种低温彩釉。磁州窑各类产品的装饰都体现出一个特点，即化妆白瓷上使用的各种装饰方法同样用于其他釉色瓷器的装饰。如宋元时期磁州窑黑釉瓷器上也采用了划、刻、剔、加彩和彩绘等装饰方法，使黑釉瓷器在汉唐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有了一个飞跃性的进步，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同样，白釉瓷器上的各种装饰技法也用于具有透明性的棕黄釉、绿釉、黄釉等彩釉瓷器中，突出表现了磁州窑产品装饰丰富的特色。
唐代开始，白瓷的生产出现了精细白瓷和化妆白瓷的分野，磁州窑成为化妆白瓷的代表性窑场。磁州窑以施化妆土为特色的粗瓷细作的工艺，丰富了陶瓷的装饰效果，也赋予了这些窑场极强的生命力。因此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北方地区，甚至南方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大批以化妆白瓷为主要产品的窑场。同时，磁州窑在化妆土上施加的各种装饰，尤其是由其开创的釉下彩绘、釉上彩绘和彩釉装饰，产生了黑白对比强烈，色彩鲜艳、明快生动的装饰效果。磁州窑以这种强烈的色彩反差效果为手段，采用极为自由潇洒的画风来表现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题材，形成了独有的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特色，深受人们的喜爱，从而跻身于名窑之列。
二、磁州窑的历史记载
磁州窑的产品大部分是供普通民众使用的日常生活用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其风格和装饰特点也以民间喜见的质朴和豪放见长，属于庶民艺术的层面，因此不为士大夫阶层所赏识。宋人的一些著作中对当时一些较著名的窑口都有记载，而关于磁州窑的记载竟告阙如。
有关磁州窑的最早记述见于明洪武年间曹昭所撰的《格古要论》。清修《四库全书》所收录的《格古要论》为三卷本，卷下《古窑器论》“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相类，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五卷本《新刊格古要论》钞本卷四“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佳，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目前最为流行并广泛为人们引用的版本，是明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1456—1459）王佐根据曹昭洪武二十一年（1388）修撰本校增的十三卷本《新增格古要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天顺六年（1462）徐氏善德堂刻本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其卷七“古磁器”条载：“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器，新者不足论也。”以上三个版本在主要内容的记载上是一致的，关键是对磁器的评价有出入。英国大维德爵士认为其所收藏的明成化年《新增格古要论》刻本为最早版本，其中“高”字很不清楚，因此以后版本中的“高”字应是“低”字的误写。然而笔者前文所引徐氏善德堂版本更早，其中的“高”字并无不清，因此应是王佐增补时将“低”字改为了“高”字。此外，《四库全书》所采版本是“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应该是比较权威的版本，所用“低”字应可信。一般来说，宋明时期对定窑的评价极高，认为磁器高于定器的可能性不大，王佐改“低”为“高”，令人不解。
另一个明代有关磁州窑的重要文献材料，是成书于嘉靖年间的《宋氏家规部》，其卷之四“窑类”条下记：“古白瓷（河南彰德府陶，比定次，亦有佳者，惟不露足质，底无滴蜜痕，其积油水处微青，亦有划花、印花）。”此后的清赏类著述和陶瓷专著大多传写《新增格古要论》的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如清朱琰所撰《陶说》中载：“磁州窑，在河南彰德府磁州。《格古要论》：好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高于定，新者不足论。”清蓝浦所撰《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磁州窑”条载：“始磁州，昔属河南彰德府，今属北直隶广平府，称磁器者盖此。又本磁石制泥为坯陶成，所以名也。器之佳者与定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其素者价高于定，在宋代固著，今人讹以陶窑瓷器概呼为磁器，不知另有是种窑。”另，该书卷八《陶说杂编上》引《窑器肆考》：“磁、瓷字不可通。瓷乃陶之坚致者，其土埴壤；磁实石名，出古邯郸地，今磁州。州有陶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非是处陶瓷皆称磁也。闻景德镇俗概从磁字书称，余所见商侣亦多以瓷为磁，真可一噱。磁州今尚烧造。”
从以上有关磁州窑的记载可以看出，至少在清代前期（嘉庆朝以前）之前，对磁州窑的记载是不确切、不公允的，而且不乏驳杂混乱之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上述文献记载大多将磁州窑独具风格的产品与定窑产品相比拟，只记述了磁州窑中并非主流产品的仿定窑的划花、绣花产品，而对磁州窑最典型的产品，如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等未予记载，也未提及当时非常有名的磁州窑瓷枕。这至少说明清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很不全面。
第二，关于磁州窑是以磁石为泥的记载纯属望文生义，毫无根据。这一记载出现较早，后世的文献力图为其做注解，如《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曰：“磁石制泥为器，非吸铁引针之磁石，亦非烧料为磁粉之类，乃别一种石。其色光滑而白，其性埴而松，其器美而不致，实与瓷土异，惟磁州、许州有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半叶的民国时期，在吴仁敬、辛安潮著《中国陶瓷史》第九章“磁州窑”条下仍有“磁州窑以磁石制泥为坯烧成，故曰磁器”的记载。这样的误解今人已不会再出现。
第三，正是由于清代前期以前人们对磁州窑本身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故而从对器物的描述看，在之后的文献中许多磁州窑产品可能被称为“ 器”，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定窑”条记：“今之西窑也，自宋已陶。土黎质粗而色白微黑，器皆厚大，盆碗殊无可观。人呼之曰 器，即平定州烧者。”也有归为其他窑口的情况，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平阳窑”条载：“亦西窑也，平阳府所烧，唐宋皆陶，有砖窑，大而容器多，有土窑，小而容器少。土壤白，汁水欠纯，故器色无可传者。”从书中描述看，平定窑和平阳窑产品均与磁州窑产品相似，且今天两地的产品也常被称为“磁州窑系”。
然而，磁州窑之所以能够在宋金以后成为名窑，不仅仅是因为其在明清时期成为贡御的窑场，还在于其在宋金时期就已有较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民间。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
第一，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北宋末到金代初年，磁州境内就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窑业。当时磁州一带的窑工已将当地的窑业称为“磁窑”。邯郸彭城出土有一件白地黑花椭圆形瓷枕残件，枕面上用黑彩书写了一阕《西江月》，其中第一句为“自从轩辕之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间”（图二），这件瓷枕应是金代晚期到蒙古时期的文物，说明至少在这一时期已有“磁窑”之称，这是磁州窑“窑以州名”的最早材料。
第二，磁州窑的瓷器在宋金元时期妇孺皆知，尤以造型和纹饰繁多的瓷枕最为著名。明代传奇作家汤显祖（1550—1616）创作的《邯郸记》中有一段曲子，专门描写吕洞宾黄粱一梦所用的瓷枕：“这枕呵，不是藤穿刺绣锦编牙，好则是玉切香雕体势佳。呀!原来是磁州烧出的莹无暇，却怎生两头漏出通明罅?”《邯郸记》是根据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改编的，《枕中记》中关于此枕的记载是“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在唐代说青瓷枕，是与今天的考古发现相符合的，而《邯郸记》中的“莹无暇”自然是从“其枕青瓷”演变而来的，但却加上了“原来是磁州烧出的”的描述。事实上，磁州并不烧青瓷，而且入明以后磁州窑也极少烧瓷枕，因此，这一句的增加应完全是因为宋金元时期磁州窑的瓷枕早已名传遐迩。
第三，早在中国宋代，“磁”和“瓷”字就已通用，如《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邢州钜鹿郡……土贡：丝布、磁器、刀、文石。”
然而，由于磁州窑在宋元时期的繁荣生产，“磁器”的名声广为传扬，明代时人们反而认为“磁”与“瓷”字的混用是磁州窑产瓷很多的缘故。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提到，“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延名之”。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明代时人们已将磁州窑视为很重要的窑场了。
清代末年，人们对磁州窑的认识逐渐接近实际。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曰：“磁窑，出磁州，宋时所建……器有白釉有黑釉，有白釉黑花不等，大率仿定居多，但无泪痕，亦有划花凸花者，白釉者俨同牛乳色，黑釉中多有铁锈花，黑花之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此书中虽附会了磁州窑磁石制坯的说法，但对其釉色、彩色的描述比较贴切，尤其是记载了白地黑花和剔花（凸花）这些磁州窑的典型装饰技法。
综上，在古代的文献中，对磁州窑的评价和记录总的来说是不准确、不公允的，与磁州窑的实际地位和声望不相符。
三、近代以来对磁州窑开展的考古工作
对磁州窑的重新认识发端于20世纪初。1918 年在河北钜鹿县（今河北巨鹿县）发现了宋代的古城，其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由于黄河泛滥而被埋入地下，该县宣和三年（1121）所立《三明寺妙严殿记》碑的碑文对此有所记载：“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所存塔与罗汉阁尔，水既东下，退淤之地高余二丈，政和五年即覆邑。”1918年，当地农民偶然挖出宋代瓷器、漆器和铁器，立即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重视，古董商们也蜂拥而至，钜鹿故城内的盗挖活动盛极一时，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了国外。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瓷器都明确地标出其出土于钜鹿，如芭萝女士（Barlow）、崔福斯（Dreyfus）以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所藏的部分器物。西方学者曾对钜鹿故城出土的瓷片进行集中收集和著录，如比利时人尼尔斯·帕尔姆格林（Nils Palmgren）于1936年前往清河县和钜鹿县等地旅行，编著了《宋瓷片》一书，收录了大量瓷片，并对其釉色和制作技法进行了分析，成为国外学界判定钜鹿瓷器的重要参考资料。此书为收录钜鹿、清河出土瓷片最多的著录，代表了当时人们对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认识。日本则专门出版了钜鹿故城出土瓷器的图录。当时的北京有不少商号以出售钜鹿出土器物而著称。1920年，天津博物院派员前往钜鹿县收集出土的文物，共得到瓷、漆、木、铁等器数百件，并于1923年对瓷器中带墨书题记和黑彩书文字的80余件器物进行了编辑整理并付梓，另有部分器物分别发表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 4、6、7、8、19、21、23、24、29、33、40等期上。1921年，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也派出裘善元先生带领的考古队，在钜鹿故城的三明寺附近进行了正式发掘，清理了王姓和董姓两户人家的宅院，出土了200余件瓷器及其他文物。这项工作与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同时，并且是由当时的国立机构组织开展，影响至今，但在纪念考古百年的活动中却鲜有提及，殊为不公。今天我们来审视各种文献著录的钜鹿故城出土的器物，大体上有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等，而最多的则是化妆白瓷，以及白地黑花、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黑剔花、白釉酱彩、白釉绿彩、黑釉、铁红釉、黄绿釉等磁州窑或北方其他窑场生产的磁州窑风格的产品（图三）。
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激发了人们探寻其产地的热情，加之20世纪初考古学工作方法在西方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时比较注意其来源、产地或出土地点，因此，他们开始对照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寻找其产地。1925年，英国人赫勃逊（Robert Hobson）最早指出钜鹿故城出土的瓷器就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磁器”，进而提出了“Tz`u Chou Type Wares”的概念，译为“磁州窑型”或“磁州窑风”，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磁州窑系。2018 年是钜鹿故城发现100周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对钜鹿故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了倒塌的房屋，出土了一批日用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磁州窑的产品（图四），进一步印证了赫勃逊的观点。
由于20世纪初钜鹿宋瓷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生产此类瓷器的古代窑场。他们在钜鹿县及周边地区挖出瓷器残片，拿到古董市场上出售，这样，一些淹没了数百年乃至近千年的窑址被发现，如位于漳河流域的东艾口窑、观台窑等。叶麟趾在《古今中外陶磁汇编》第四章第二节“磁州窑”条中言：“……闻宋代磁州窑之佳品，多有出自河南之安阳县者，抑或曾用其原料，该地名隘口（按：即东艾口），在镇南五十余里，现已无窑迹，常有掘出之品云。”陈万里在《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中提到：“观台在以往二十年来，出过不少宋瓷，厂估都知道这么一个地方，可是有窑没窑，谁都不能肯定的。”在收集和销售宋元时期瓷器的过程中，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收藏者和研究者的影响，国内的一些学者和瓷器经营者对磁州窑的研究也日益贴近实际。如20世纪30年代郭葆昌在为赴英国展出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所做的说明《瓷器概说》中指出：“磁州窑质白，粗而燥”，“磁州窑最初亦为白泑，后更有色泑，黑花、青花以及杂彩者”。成书于民国年间的《瓷鉴》，在“磁窑真伪之分别”条记载：“磁窑黑花一种真者，其白色之光如新出之牛乳，其黑花之色如贴残之膏药。伪者其釉薄而透亮，其白色如将莜麦面与荞麦面调成稀糊贴于其上者，然其黑中亦略闪黄绿。磁窑黑釉一种真者，其釉色与贴残之膏药无异，釉中且间有铁锈花。伪造者绝无是据也。伪质之釉，其色如桐油所调之黑烟子，黑中且透有火光。”这些内容至少是在较多地接触磁州窑器物的基础上所归纳的经验之谈。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出于研究的目的，开始根据文献记载对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如叶麟趾曾调查了一系列的窑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定窑和耀州窑的遗址，并调查了邯郸市彭城镇，在此基础上对磁州窑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述：“……（磁州窑）釉有白、黑、淡黄、淡黑等色，黑釉或呈铁砂色，其中多有铁锈花，此外有白地黑花者，尤属特品，又有黑地白花、黄地黑花者，尚有红、绿、黄三种彩色者。……磁州窑之特征，在乎白釉甚薄。而最滑，胎质佳者，白而细密。釉亦有纯白如牛乳者，有开片与不开片之二种。……亦有印花或划花者，墨彩花样较多，皆在釉下，亦挂白土而施釉，或利用白土层，而为雕刻，亦特色也。”这些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远比此前的那些记载翔实、准确，不仅指出了剔花（利用白土而为雕刻）、划花、印花、白地黑花等磁州窑的主要装饰技法和黄绿釉等颜色釉以及红绿彩等釉上装饰，而且指出了施化妆土这一磁州窑的基本特征。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对彭城镇进行了调查，记录了当时彭城镇的瓷器生产情况，并拍摄了照片（图五）。
1950年，故宫博物院为确定一些瓷器藏品所属的窑口，开始对见诸文献记载的窑址进行调查，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新窑址。之后，连续多年对古窑址开展调查，取得了重要成果，仅新发现的窑址就达29 处，大多是民窑，不见于文献。在新发现的很多窑址中都发现了磁州窑类型的产品，其中较为重要的收获是陈万里在1951年的调查中发现并正式报道了观台窑址和冶子窑址。陈先生明确指出：“发见所谓磁州窑瓷枕的烧造地点（在观台窑及冶子窑）。”“磁县西南乡发见冶子窑，无疑地为古代磁州窑之一。”
20世纪后半叶对磁州窑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漳河流域的窑址，其中又以对观台窑址所做的工作为多，而滏阳河流域彭城镇一带窑址由于大多被现代城市所压，考古工作不易开展，仅有叶麟趾、陈万里在早期进行过一些粗略的调查。直到21世纪前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开展，在漳河流域和滏阳河流域才陆续开展了一些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
1958年，观台镇实施引漳灌溉工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工程对窑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发表了简报，发掘工作由刘来成负责。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是北方地区对瓷窑遗址进行的最早的发掘之一，把古陶瓷研究推进到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来进行研究的新阶段。这次发掘根据清理的地层和地层中出土的年号铜钱，将观台窑的遗存分为四期，分别为：北宋元丰年以后、宋末金初、金代和元代，并据此提出观台窑创烧于北宋后期的观点。可惜的是，此次发掘面积较小，简报撰写内容过于简单，甚至对各地层中出土器物的主要器形、器类及装饰手法的种类都没有充分说明，之后也未发表正式发掘报告。
1960—1961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配合岳城水库工程再次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此次发掘仍由刘来成主持。由《光明日报》1962年12月18日的一则简单报道可知，此次发掘面积达2100平方米，发现了一些瓷窑和作坊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遗物。但迄今未见此次发掘的简报或报告发表，仅发表了出土的部分完整器物（图六）。
1964 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对观台、冶子、东艾口等3个窑址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发表了调查报告，同时对观台周边地区的窑址也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这次调查获得了较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在东艾口窑址的一个灰坑中出土了“祥符通宝”和“天禧通宝”，有助于推断该窑址的创烧时间。
1984年，在全国文物普查中，卫本峰对河南安阳县境内北善应镇、天僖镇、北齐村等地瓷窑遗址的分布与现状进行了考察。
为了对观台窑址进行考古学分期研究，以期对磁州窑的发展阶段有一个综合、全面的认识，1987年3月至7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对观台窑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此次发掘采用了散点布方的方式，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窑业堆积，清理了若干重要遗迹（图七），出土物十分丰富（图八）。在长期、认真整理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对观台窑址开展了分期研究，将其生产历史分为四期七段，同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出土瓷片进行了理化分析和研究，取得了多项成果。在发掘观台窑址的同时，考古队还对附近的观兵台窑址进行了调查，虽未发现瓷窑及作坊遗址，但了解了观兵台窑址的主要产品与观台、冶子等窑址以往调查、发掘的材料并无不同，对漳河流域窑场的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调查报告中，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邺城工作队的调查工作成果，梳理了漳河流域各窑址的主要特征和时代。这一系列深入细致的考古工作，使我们今天对于磁州窑，特别是漳河流域生产中心的总体面貌，以及其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过程有了相当清晰和深入的了解。
1987年发掘观台窑以后，针对磁州窑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开展，但主要集中在滏阳河流域的彭城镇和临水镇一带。
1988年，峰峰矿区文保所配合基建工程清理了彭城镇东南二里沟窑址的一处窑炉遗迹，出土元代典型器物白釉双环纹“王”字碗、鱼藻盆、“内府”瓶和黑釉铁锈花敞口直壁碗等。
1999年，配合峰峰城区滏阳路拓展工程，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对彭城盐店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并在彭城半壁街东侧“大庙坡”布探方2个，对已遭施工破坏的2座窑炉和1个灰坑进行了清理。此次发掘累计布探方6个，发掘总面积221平方米，共发现窑炉4座、料浆池1座和灰坑12个，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器物千余件，瓷片近30万片。这是对滏阳河流域彭城镇窑址的首次发掘，通过对出土遗物的整理，可将盐店和大庙坡两地窑址分为三期，年代初步推定在金灭亡之后的蒙古国时期到清末、民国初年，为确定明清时期磁州窑烧制中心彭城镇的始烧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依托盐店村遗址的考古发掘，邯郸市政府又搬迁保护了部分彭城镇保存较好的明清窑炉，建设了盐店村磁州窑遗址博物馆（图九）。
临水镇是滏阳河流域的又一处制瓷中心，是磁州窑创烧年代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心窑场之一。2002年，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和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为配合峰峰矿区临水镇三工区购物中心建设项目，对项目地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5.5平方米，另清理料池12座、灰坑27个和陶窑 1 座，发掘清理了北朝至隋和金至元两个时期的遗存。其中，北朝到隋代地层出土瓷器主要为青瓷，与宋以后的磁州窑没有工艺上的承继关系。金代以后地层中出土的瓷器以白釉和黑釉为主，还有低温黄釉、绿釉、红绿彩（图一〇）、翠蓝釉和钧釉等，均属于磁州窑的主要瓷器品种，可作为滏阳河流域磁州窑产品的代表。
2009年，庞洪奇等对峰峰矿区临水一带的古瓷窑遗址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总结了这一区域的瓷器生产特点，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2015年5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文物保管所等为配合磁县都党乡冶子村旧村改造项目，对冶子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布探方10个，发掘面积296平方米，共发现窑炉、灰坑等遗迹16个（图一一），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瓷器1万余件，各类瓷片标本近6万片。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遗存较为丰富的10世纪的地层，丰富了对磁州窑漳河流域早期产品种类和特征的认识，弥补了1987年发掘观台窑址时早期遗存发现较少的缺憾（图一二）。
国内各地在窑址以外出土的磁州窑瓷器数量也十分可观，限于篇幅，难以在此详述。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两艘出土大批磁州窑瓷器的元代沉船，即河北磁县南开河沉船和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图一三）的发现，为研究磁州窑瓷器的销售路线、规模和范围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磁州窑研究的推进与主要成果
自1958年发掘观台窑址至今的60多年间，学界对古陶瓷的研究不断深入，陶瓷考古也快速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其中，磁州窑是考古工作开展最为成熟、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窑口之一，也是在学界研究视野中最为活跃的窑口。归纳相关考古发现和成果可知，磁州窑的研究以考古学分期和区域调查为基础，涵盖了产品种类产生与发展、烧成技术进步、装饰技法的源流，产品流布与使用，生产体制和民窑特色等诸多方面，对其艺术风格、文化背景、工艺和艺术交流等相关内容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当前关于磁州窑的研究涵盖面十分广泛，各种论述连篇累牍，这里仅对其基本面貌和涉及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
1.磁州窑研究的肇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出版了多达48册的《陶瓷大系》，其中有长谷部乐尔编撰的《磁州窑》专册，汇集了国外收藏的磁州窑瓷器精品，并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这是世界范围内出版的首部磁州窑的专本图录。1981年，美国印第安那波利斯美术馆（The Indianapolis Art Museum）举办了磁州窑的专题展览，收集了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收藏的磁州窑系瓷器精品，蓑丰博士以其在美国哈佛大学美术史系所做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了《磁州窑特展图录》，标志着对磁州窑的专门研究在国外率先兴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的著述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作为磁州窑制瓷技艺传承者的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为了探寻磁州窑的制瓷传统和渊源，成立了《邯郸陶瓷史》编写组，先后举办了两次磁州窑的学术研讨会，汇聚多方面的学者，对磁州窑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内部印行的论文集。研讨会从国内藏品、产品种类和科技分析，以及窑址地质条件等方面对磁州窑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尽管相关研究都比较初步，但无疑显示了磁州窑全面研究的肇兴，为 1987年开展第一次磁州窑的主动性发掘和随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邯郸陶瓷史》编写组还对邯郸市临水窑址和磁县贾壁窑址做了踏查，并报告了这两处窑址的基本面貌。同时，组织人员收集和翻译了国外研究磁州窑的系列文章，如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陶瓷研究所的刘志国将日本出版的《陶瓷大系》中《磁州窑》一书的研究部分译成中文，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刊出，还翻译了数篇日本学者关于磁州窑研究的论文等。
关于磁州窑的研究史，在观台磁州窑址还未发掘之前，刘志国即已对其研究状况做过初步综述。随后，秦大树又对磁州窑的研究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总结，从磁州窑的含义开始，将人们对磁州窑的记载和研究分为明代初年到20世纪初、20世纪初到50年代末期、50 年代末期以后三个阶段，并详述了每个阶段的研究状况。
随着窑址发掘和整理工作的开展，磁州窑的产品概貌、阶段发展及技术传播等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突破点。以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磁州窑研究得以从更广泛的视角，向更多样的维度推进。
2.分期研究
磁州窑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是1997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观台磁州窑址》。此报告全面展示了1987年观台窑的考古发掘成果，廓清了观台窑产品的基本面貌。根据出土资料，报告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观台窑开展了分期研究，将其发展历史分为四期七段：第一期前段大体从北宋初年到真宗朝以前，不早于后周（10世纪中期—997）。第一期后段为11世纪前半叶，即宋真宗咸平年间到仁宗庆历年间（998—1048）。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有一段缺环，约从宋仁宗皇祐年间到英宗治平年间（1049—1067）。第二期前段从宋神宗熙宁年间到哲宗元符年间（1068—1100）。第二期后段的时代是 12 世纪前半叶，包括北宋末的徽 、钦 两 朝 到 金 初 海 陵 王 朝 以 前（1101—1148）。第三期是金代中后期，从金海陵王天德年间到蒙古军队攻占磁州窑所在地——彰德府的金宣宗兴定三年（1149—1219）。第四期前段为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即蒙古太祖十五年到元成宗大德年间（1220—1307）。第四期后段的时代为元后期，始于元武宗至大元年，不晚于明建文年间（1308—14 世纪末以前）。通过分期可知，观台磁州窑始烧于唐末五代时期，北宋后期到金初迅速发展，金代中后期繁荣鼎盛，元末到明初停烧。四期的划分正好代表了磁州窑漳河流域窑业生产从产生、发展、繁荣到衰落的过程。《观台磁州窑址》是第一部依据考古资料向人们诠释磁州窑漳河流域生产中心从兴起到繁盛再到衰落的发展概貌的学术著作，成为后来陶瓷考古窑址报告撰写的范本。基于1987年观台磁州窑的发掘，秦大树作为主要发掘者撰写了两篇学位论文——《磁州窑的分期研究》和《磁州窑研究》，对磁州窑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就磁州窑的分期、工艺技术的发展，装饰技法的产生、发展及源流，磁州窑与周边窑场的互动关系等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为磁州窑的后续研究构建了时空框架。这项分期研究得到了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除了后来冶子窑址发掘将漳河流域的磁州窑生产时间上推到唐末五代时期，之后基本没有人再就磁州窑的分期进行研究。虽曾有学者认为磁州窑的创烧时间可以前推到北朝末期到隋代，但实际上早期在临水窑址及贾壁窑址发现的遗物主要是青瓷器，应该属于当时安阳相州窑的生产体系，与后来以化妆白瓷为主要特征的磁州窑没有什么技术关联和传承。
3. 综论性研究
最早对磁州窑进行介绍的是陈万里、冯先铭，尽管论述简略，但具有开创之功。由叶喆民、马忠理主编的《中国磁州窑》是研究磁州窑的重要著作。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分述磁州窑的总体研究概况、造型及装饰艺术特点，并依据前述的考古分期论述了磁州窑的发展史及其装饰工艺，下卷为国内外磁州窑收藏精品的图录。王建中所著《磁州窑》，基本框架大体同于《中国磁州窑》，不仅论及磁州窑与其他瓷窑的关系和相互影响，还附有磁州窑艺术风格的海外传播等相关著述。2017年出版的由北京艺术博物馆编著的《中国磁州窑》中亦收录多篇关于磁州窑的研究文章，包括2015年冶子窑的发掘与主要收获，磁州窑馆藏瓷器、装饰题材、器类等多方面的研究内容，为近期磁州窑研究的重要成果。王建中的《磁州窑瓷鉴定与鉴赏》着力于产品分类和工艺探讨。亦有学者着重图录刊布，如《磁州窑陶瓷》、《磁州窑古瓷》等。
中国学界之外，部分国外学者对磁州窑也有独到见解，如长谷部乐尔的《中国の陶磁·磁州窑》即为早期研究中比较典型的著作。书中收录10世纪至13世纪的90件磁州窑制品（包括北方其他窑口生产的磁州窑类型器物），以实物图片介绍了磁州窑独特的技法和艺术珍品，勾勒出磁州窑的发展历史，提出了一些著名论断，书后还附有磁州窑年表、磁州窑系范围划分图以及磁州窑系诸窑一览表。
4.窑场兴衰与技术发展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先后有陈万里、刘志国、张子英、秦大树、杨静荣等刊文论述。秦大树根据1987年观台窑址的清理情况，对窑炉遗迹进行了复原研究，并根据各种遗迹的分布和规模，探讨了磁州窑所代表的民窑商品生产的水平和特点。但遗憾的是，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磁州窑的生产管理体制所进行的探讨尚较缺乏。
分阶段讨论磁州窑面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代和明代两个阶段。秦大树根据观台窑发掘的资料，总结了金代磁州窑繁荣的表征，并从五个方面讨论了金代磁州窑繁荣生产的主要原因。郭学雷关注到了磁州窑在明代以后的生产情况，将北方地区明代仍在烧制的窑场统称为磁州窑，分析了明代这些窑场的技术发展与产品特征，把其产品分为彭城磁州窑类型、禹州磁州窑类型、耀州磁州窑类型、霍州磁州窑类型以及壶关磁州窑类型。郭先生的研究实际上是区分了明代以后北方瓷器生产的几个中心窑区，厘清了各窑区明代产品的面貌与技术互动。郝良真则注意到明、清磁州窑的装饰技法对当地近代窑业的影响。
5.装饰技法与纹饰研究
在20世纪后期的研究中，蓑丰在《磁州窑特展图录》中按装饰技法将磁州窑的主要产品分作19类；长谷部乐尔在《中国の陶磁·磁州窑》一书中，将磁州窑的装饰技法分为13类，在汇总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磁州窑的形成、发展及装饰技法进行了论述。这些研究成果后续也以中文发表，对早期的磁州窑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秦大树就磁州窑白地黑花、白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白釉绿彩、红绿彩、翠蓝釉等诸多装饰技法的产生、发展和源流发表系列专论进行讨论。刘涛以使用剔花、绞胎、黑釉跳刀刻花、红绿彩和孔雀蓝釉等几种装饰技法的磁州窑类型瓷器为研究对象，对这几个瓷器品种的年代与产地作了进一步细化。郑媛则讨论了磁州窑类型瓷器将化妆土与黑彩剔填相结合的艺术成就。郭学雷对宋元时期北方地区的黑釉瓷器进行了研究，主要讨论了多被认为是磁州窑系产品的山西地区的黑釉瓷器，对磁州窑的黑釉瓷器也多有涉及。《磁州窑装饰图案》汇总了磁州窑白釉刻划花、黑釉刻划花、宋三彩、红绿彩等装饰技法及图案。郝良真等在《磁州窑古瓷》一书中描述磁州窑装饰技法有刻、剔、划、印塑、绘画和彩釉六大类，装饰品种共60多种。
6.磁州窑专题器类研究
目前对磁州窑的专题器类研究涉及瓷枕、梅瓶（各类瓶）、瓷盆和酒具等。其中以磁州窑最具特色的瓷枕的研究开展得最早、最为系统深入，不仅有宋金元磁州窑瓷枕的综述研究，还对枕画题材、诗文题写与工艺等论题多有涉及。此外，近年来官私收藏机构也陆续刊布了一批宋元磁州窑瓷枕藏品，著录颇多。
7.技术交流与相互影响
宋元时期磁州窑与其他窑口的技术互动，是最早引起学者们关注的课题。磁州窑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的制瓷业有着密切关联。陈万里是最早将磁州窑与北方众多的民间窑场一道进行讨论的学者，他用“宋代北方民间瓷器”的概念替代了西方学者最先提出的所谓“磁州窑系”的概念。磁州窑与河南地区主要生产化妆白瓷的窑口的密切联系也是最早引起学者讨论的问题，就磁州窑与河南地区一些重要的窑场如当阳峪窑等的关联学者多有讨论，讨论还扩及磁州窑对江西吉州窑、河北定窑、广东雷州窑、山西诸窑，以及韩国高丽青瓷、粉青砂器等的影响。此外，于陆洋、彭善国、谢明良等均对包括磁州窑在内的北方有加彩工艺的窑址的产品异同与技术互动研究有所推进。郭三娟则对冀南豫北的三个主要瓷器产区磁州窑、鹤壁窑和当阳峪窑进行了综合性的对比研究。
8.科技检测与研究
对磁州窑瓷器的科技检测主要有：陈尧成、郭演仪、刘立忠利用观台窑和彭城窑的采集样品对历代磁州窑黑褐色彩瓷进行的研究；观台窑址发掘以后，陈铁梅、刘伟、秦大树对出土的瓷器标本开展的系列科技分析研究；王全玉、秦大树采用现代分析手段，对观台窑出土瓷片进行的性能测定、成分分析和显微结构观察，以探讨其工艺特征，从工艺技术的角度为研究观台窑的产生、发展和衰亡提供了可靠资料；梁宝鎏、陈铁梅等从成分分析的角度对观台窑出土的标本进行了研究；等等。河北省地矿局的程在廉工程师根据北方地区制瓷业所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白垩纪形成的煤系地层的夹层或底板的次生高岭土，探讨了磁州窑系诸窑址的分布，并分析了其与含煤地区，尤其是含煤田边缘地区煤系地层自然出露地带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针对磁州窑的黑釉、铅釉、绿釉等瓷器品种的科技研究。
9.会议文集与展览图录
随着窑址调查发掘资料的刊布与整理，磁州窑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持续关注，相关会议、论坛及展览陆续举办。
为配合前已述及的1981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举办的磁州窑专题大展，日、美、英、加4国的学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举行了“磁州窑国际讨论会”，并在美国进行了4国收藏的磁州窑精品的专题性巡回展览，出版了图录和《国际磁州窑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由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牵头，先后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从磁州窑系的内在联系、工艺、科技分析和艺术及国外研究成果介绍等方面入手，力求把磁州窑的研究引向深入。
2002年10月1日，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白与黑的竞演——磁州窑瓷器特别展》在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举行。展览由大阪市立美术馆和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河北省文物局和邯郸市文物局协办，历时68天。此展览清晰地展示了磁州窑的发展脉络，亦出版了相关图录，展览期间还召开了“磁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
此后，自 2010 年至今，由磁县人民政府和磁州窑博物馆牵头，先后与中国古陶瓷学会、河北省文物局、邯郸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合作，在河北磁县举行了五届国际磁州窑论坛。论坛每两年一届，每届讨论一个主题：第一届论坛主题为“磁州窑面向国际”，第二届主题为“宋元时期磁州窑与诸窑场工艺的相互传播和影响”，第三届主题为“磁州窑装饰题材研究”，第四届主题为“磁州窑文化之传承与创新”，第五届主题为“磁州窑与吉州窑文化传承交流之研究”。各届论坛都出版有相关论集和图录。该论坛是全国各古代瓷器产区举办的专题学术研究论坛中最具学术影响力、持续时间最长的，有效地举全国学界之力推进了磁州窑不同专题的研究。中国古陶瓷学会也曾以磁州窑为主题召开年会，会议成果涉及窑址调查与试掘、管理体制讨论、藏品介绍、磁州窑系探讨及技术流动比较研究等方面。
结 语
综上，尽管在宋元时期主要的瓷器生产传统中，磁州窑并非古代文献记载多、评价高的窑口，但经济实用的生产技术，丰富多彩的装饰表达，贴近生活的纹饰题材，广泛的使用阶层，使其产品在宋元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接受度，是宋代社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之一。因此，近代以来，受中国古代文献影响较小，更具有社会和民众意识的西方和日本学界率先对磁州窑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研究，随后引发了中国学界研究磁州窑的热潮。人们发现，磁州窑所承载的宋代文化内涵超过了一些所谓的官作产品，与全国制瓷业的关联更密切，分支研究内容也更丰富，因而关于磁州窑的研究得以向更广泛、深入的维度持续开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磁州窑的考古学研究开展得较早、较充分，可靠的分期研究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约自20世纪末期以来，磁州窑研究的时空范围持续扩展：时间维度上，开始从宋元向明清时期延伸；空间维度上，古磁州境内的两个生产中心都开展了考古工作和研究，对磁州窑与周边乃至全国窑口的关联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开展。如果我们引入陈万里“宋代民间瓷器”的概念，则在与磁州窑同为民间窑场并密切关联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众多制瓷中心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限于篇幅，这些成果我们难以尽揽于本文之中。对磁州窑的微观研究则深入到各种釉色、各种装饰和具体的器物与纹样之中。
磁州窑的研究成果丰硕，著述连篇累牍，我们所述及的难免挂一漏万，只能请方家见谅。
尽管磁州窑研究的成就斐然，但难免有不足之处，这里略举一二。首先，关于磁州窑兴衰原因的探讨还严重不足，即将磁州窑的生产与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的研究较欠缺，也鲜少涉及磁州窑窑业生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使人有磁州窑的研究还跳不出就瓷器言瓷器的窠臼的感觉。其次，对磁州窑产品的流布研究，运销路线、范围以及外销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与磁州窑研究的总体水平不匹配。第三，从磁州窑生产的时间线看，明清时期磁州窑在全国制瓷业中的地位高于宋元时期，而这一时段的研究却相对较弱，在全国陶瓷考古研究大幅度向明清时期延伸的当下，磁州窑的研究就显得比较滞后了。
理清以往研究取得的成果，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磁州窑的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