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窑址在河南禹州。史书记载，大禹治水有功，在此受封为夏伯。禹子启继位后，于钧台大宴天下诸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竹书记年》：“帝启之岁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战国初，周威烈王十八年(公元前408年)，韩景侯虔在禹建都，史籍上自此称禹为阳翟。其后行政区划多有变动，但阳翟之名一直被沿用。金代阳翟县属颍顺州，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因有古“钧台”遗迹，改颍顺州为钧州。明洪武初年，撤销阳翟县制并入钧州州治(沿用1700余年的阳翟县名，至此告终)。 万历三年（1575年），避明神宗朱翊钧讳，改钧州为禹州。1913年3月1日，禹州改为禹县。1988年6月25日，撤县建市，为禹州市。
禹州是钧瓷的故乡，经考古调查，目前发现140余处烧制瓷器的窑场，从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遗迹，包括在沟河两岸到处暴露着堆积的匣钵、瓷片等丰富的遗物，仍然可以窥视到当年“遍地窑烟起，到处放光辉”的局面。在这140余处古窑址中，有的时代较早，有的技术精良，也有的产品丰富，或富于艺术装饰。其中禹州城内钧台窑，无论其生产规模、产品种类还是工艺技术，均在其他各窑之上。
但有关史料对钧窑的记述不详，钧窑创烧年代众说不—。1960年代，古陶瓷专家、学者，对钧窑遗址曾进行过数次调查，但都未得到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如1964年3月，故宫博物院叶喆民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记述他在神垕镇西刘家门一带发现的早期钧瓷残片，“但大都为盘、碗之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钧，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陶瓷界对钧窑的起始年代，因何命名，窑变技术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钧台窑
钧台也称夏台，是禹州的标志。古钧台原址在禹州市区南三峰山的东峰，毗邻颍水。《水经注》记载：“水(即颍水)东经三峰山，东南历大陵西，陵上有启筮亭，启享神于大陵上，即钧台也。"《元和郡县志》云：“（钧台在）阳翟县南十五（华）里，钧台下有陂，俗谓之钧台坡，盖陂指台取名也。”城南钧台陂之钧台早废。唐代曾在禹州城北门里建汤王庙立台基，并将城南古钧台移居于此，也称钧台。现存古钧台，系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禹州知州于国璧筹资重建。台上原有楼阁建筑，民国时期毁损，1991年禹州市政府拨款重修。
1964年8月，禹县县委、县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钧瓷史考察组”,成员是焦俊昌、王熙兆、谢相林、田松山。调查组的工作虽然仅历时不足半年，但收获很大，共发现古钧窑遗址110处，收集到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瓷片、窑具标本，写出了《钧窑遗址考察笔录》，为恢复和发展钧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资料。特别是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了钧台窑，引起了陶瓷界的关注，为研究钧瓷发展史和中国陶瓷发展史，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并为“钧官窑”的全面发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考察组于1964年11月和省文物工作队共同进行考察定点，为全面发掘做准备。接着“四清”运动开始，继而又是“文化大革命”，一直拖了10年之久。
1974—197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县八卦洞及钧台的古瓷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发掘面积700多平方米,清理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窑具、瓷器及瓷片标本一千余件。器形有各式花盆、盆托、洗、炉、钵等器物;釉色有天蓝、月白、紫红多种色调。盆、托及尊等宫廷使用器物的底部均刻一个由一到十的数目字。发现的瓷片数量最多的为钧瓷，其次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瓷。出土的标本中，有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传世宋钧”相一致的标本，有底刻与定窑、汝窑铭文相同的“奉华”字样的器皿。更重要的是，在该窑址发现有用钧瓷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其上还滴有一点钧釉，经化验与钧瓷产品的釉完全相同。这证明其不仅是当时制作的，而且是与钧瓷同窑烧成的。“宣和元宝”钱模的发现成为钧台窑断代的最重要的实物佐证。1974年发掘的最重要成果是，认定“官钧”瓷器的年代为北宋, 禹州古钧台窑为宋钧官窑 ，明确地提出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
1974年只对八卦洞及钧台的古瓷窑址进行了局部发掘,以后又不断配合基建施工前的勘探进行发掘。1994年禹州城内古钧台东数百米处的老县衙（武装部）进行改造，发现大量的花釉注子、花釉钵、黄釉、黄褐釉注子、罐等瓷器标本。1997年位于古钧台和老县衙之间的北大街进行扩建，发现唐代窑炉两座并出土大量的黄釉、白釉、黄褐釉、花釉注子罐等残片，其中一部分器物较为完整。1998年县衙东部北街小学进行房建，除发现少量的花釉瓷标本外，其中一内施白釉，外施蓝黑釉的标本十分少见。2003年到2005年钧台窑附近的工地不断有完整的黄釉、黑釉、花釉瓷出土。特别是2004年5月八卦洞处制药厂进行搬迁，发现大量的唐代器物标本，其中以花釉器的大盖、唐代青花器标本十分罕见。
遗址内除发掘出窑炉、作坊、泥池、灰坑等遗迹外，还发现大量的窑具、工具、瓷器残片、瓷土、泥料、石英、釉药、彩绘料等。瓷器品种，以钧瓷为主，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白地黑花瓷、宋三彩等。在武装部院内发现7座窑炉遗址，有较完整的窑炉4座，残窑3座，均埋入地下2米以下。这里的窑炉一般都是就地挖筑的土质窑，除了烧造天目瓷的窑炉门向西外，其余均坐南向北。窑炉挖筑比较集中，有的呈一线排列，有的三窑鼎立，中间充作坊，并与各窑相通。窑炉有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发掘时保留了两座窑炉供研究和参观之用，按发掘编号为1号窑炉与7号窑炉。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试，断定为北宋所烧。特别是1号窑炉(钧台窑双乳状火膛长方形窑室)是中国历代瓷窑中较为特殊的一例，这种窑炉结构更有利于窑内还原气氛的形成，比较好地解决了高温阶段还原火不易升温的问题，烧成的钧瓷易于呈色，“窑变”效果明显自然。
据考古钻探与发掘证实，钧台窑的窑址规模相当可观。其范围东起城墙界，西至古钧台，北靠城墙边，南达马号门街路南，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约350米，总面积达38多万平方米。窑址内堆积层一般在1米左右，厚者达2米以上，可见当时这里的瓷业之盛。该窑场虽以烧制钧窑闻名于世，但也兼烧别样的瓷器，在生产瓷器的品种上，有着明显的分工，各个不同的区域，各有侧重。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该窑大体分四个不同的窑区，即钧瓷以区、汝瓷与青白瓷区、白地黑花瓷区、河南黑釉天目瓷区。各区虽有侧重，但又兼烧别样，各种瓷艺的交汇，对于产品的质量和工艺技术的提高，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各区的烧造品种及其特点：
第一，以梨园地（即窑场的东北隅）为中心，东西长约340米，南北宽约243米，系钧窑生产区。生产品种除以钧窑为主，也有极少数的白地黑花瓷器。并在该区域内发掘出窑炉、作坊、灰坑等重要遗迹。其中7号窑炉保存完好，为典型的北方倒烟式馒头窑，而1号窑炉为一长方形双乳状火膛，其形制为窑炉发展史上的孤例。据钧瓷研究所按照原图纸新建同样窑炉模拟试验结果证明，这类窑炉由于建在地下，又是双火膛轮烧，既适宜保温，更有利于还原焰气氛的烧成，这对钧瓷铜红釉窑变机理起着特殊的作用。
第二，以八卦洞（即明代奇形建筑——七星八卦以已圮）为中心，东与钧瓷区相接，西至古钧台，南至马号门，北至城墙界，则为汝瓷（即临汝瓷）与青白瓷烧造区，但同时也兼烧钧瓷和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民用瓷器。在该区域内发现有灰坑、窑炉等。发掘出的6座窑炉，可分为椭圆形、铲形与马蹄形等，其中多数为3个烟囱设在窑炉后壁，但也有后壁不见烟囱，然上顶早已塌毁，烟囱是否设在顶部，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以八卦洞以东至迎下街西侧，南至康家拐为具有河南地方风格的黑釉天目瓷生产区。这个区域范围小，品种单一，重要遗迹有灰坑、水井及窑炉等，窑炉4座，皆为典型的北方倒焰窑，三个烟囱设在窑炉后壁，而门向西北，是否利用自然风力鼓风值得重视。
第四，从该窑场的东西隅，西至迎风阁，北临连堂村，钧台以北、老北门以西的地区，为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瓷烧造区，但也兼烧钧窑、汝瓷与青白瓷，同时也兼烧少量的黑釉天目瓷。发掘出的遗址有窑炉、灰坑等，窑炉也为典型的北方倒焰窑。)
在钧台窑的考古发掘中，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钧台窑址的西区（原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进行发掘，对后来的研究影响较大。发掘者将地层划分为七层，时代分别为：第一、二层为近代，第三层为元代，第四、五层为宋代，第六、七层为唐代。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出戟尊、鼓钉洗、花盆、钧瓷盘、青釉碗、孔雀蓝釉鼓钉洗、碗等。跟以往相比，有一些新的发现：出土大量孔雀蓝釉陈设类器物标本，如：鼓钉洗、花盆等；白釉花口出戟尊标本（口部和底部两块）；酱釉花盆标本（底部两块）；大量盘碗类器物标本（少量白釉、孔雀蓝釉、大量钧釉）；大量钧釉高足杯、高足碗标本；素胎高浮雕如意纹长方形花盆标本；钧釉方形壶嘴，桃形壶器物标本；钧釉大罐标本；等等。
一些研究机构根据2004年发掘的标本，对官钧的出身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2005年上海博物馆根据这里的标本，公布了应用“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的测试数据，认为“官钧”瓷器的年代为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时期。
2006年，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到一批2004年河南钧台窑遗址流散的钧瓷标本。他们认为，这些标本出土地点明确、品种较丰富，在经过文献考察、器物排比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后，他们在专著《“官钧”瓷器研究报告》中，从多方面否定了“官钧”烧造于北宋的传统观点，正式提出了“官钧”烧造于明代永乐宣德年间的论点。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提出，传统认为的宋徽宗“艮岳”与“花石纲”之役与“官钧”花器并没有必然联系，所谓钧窑位列“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是根据部分明清文人的推测和伪书《宣德鼎彝谱》的演绎而以讹传讹，钧瓷“北宋说”的重要依据“宣和元宝”钱范同样存在重大谬误，是伪品。(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令人称奇的是，钱范背面竟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因此，钧瓷“北宋说”的观点缺乏论据支撑。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明代说”的主要证据是，2004年标本中的方流鸡心扁壶、出戟尊等典型器物与明代的永乐宣德时期的瓷器、珐琅器形制特征相同，标本中的孔雀蓝釉、茄皮紫釉等皆为明代所出现。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的结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在拍卖市场上，香港佳士德，苏富比所拍卖的钧瓷已采用这一新说，标明是“明代钧瓷”。
有研究者对1974年和2004年的发掘及其标本，作出了一些比较，认为2004年的标本与1974年的标本明显不同。
第一，两次发掘的地层关系。1974年在钧台窑中心区的发掘，有不足之处：首先受自然地形的限制，发掘区域不够理想。当时的发掘现场，因兴修水利和平整土地，已被挖去一米多深，有的窑址已被破坏，仅余一米多深，文化堆积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这给弄清楚全部地层关系带来诸多困难。其次，受财力所限，没有能够扩大发掘范围、发现更多的遗存、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信息。这些均导致因发掘所获信息的不足而带来后期研究过程的困难。冯先铭先生生前曾说到“遗憾的是，当时脉络没有搞清楚”。2004年9月的发掘比1974年发掘的文化层厚度多出了一倍，可作为1974年发掘资料的重要补充。但是2004年发掘的地方仍属于钧官窑址保护区，经过1974年的发掘，文化层已很难确定，瓷片的考古价值就更难说了。在考古发掘中，采集品和发掘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考古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地层关系、出土先后对结果都可能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乱了一片，就可能乱了一层。而且，保存方式、时间等也会影响到后期的科学测试。相对而言，随意采捡的采集品可信度要打很大的折扣。如，被深圳考古鉴定所视为重要物证的方流鸡心腹壶，仅看到了标本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不知道标本是在哪一个文化层出土的，根据这一器型为典型明代器型判定官钧不是生产于宋代，似乎说服力不够。
第二，两次发掘出土的标本。（1）填埋方式不同：1974年的发掘为数个小坑集中填埋，且无日常用器同坑；2004年发掘为同一大坑填埋，伴有大量日常用器。（2）制作工艺不同：造型上1974年发掘的器物比例适中，口径大小、器物高低、口沿制作、鼓钉厚薄、足子宽窄肥厚、底码数字刻制等等均精工细作；2004年发掘的器物，型大者如鼓钉洗、出戟尊，口径或高超过30cm，型小者只有15cm左右。鼓钉洗口沿双线及鼓钉大小随器物大小的比例差别不大，鼓钉高高突起，近乎球型。足子大多窄而薄，底码字基本刻于足内侧，且用笔草率随意。更有甚者圈足浅而薄厚不均，无刻数码字，显然制作粗糙、水平高低参差不齐，对工艺要求没有严格控制。（3）制釉工艺不同：1974年出土的器物无孔雀蓝、酱、白釉等釉色；2004年出土的器物除少数量白、酱釉外，大量的孔雀蓝釉出现，这在钧窑中几乎是最大的变异。高温窑变釉和低温釉形成强烈反差，孔雀蓝釉无论是陈设和实用都与瑰伟雅丽的窑变官钧极不相符。
二、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群
除了钧台窑，禹州境内还有众多窑场遗址，以神垕镇大刘山脚下最为集中。禹州现存最早的《钧瓷志》中说：“磁窑在州西大刘山下。”《河南通志》（雍正本）中也说：“禹州瓷器出神垕山，山在州西六十里。”这里陶瓷原料储量丰富，煤、柴都可就地取材，生产陶瓷有着优越的便利条件。在已发现的窑址之中，其烧瓷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下线则晚到元代。
(一)唐代窑址
在唐代瓷窑遗址中，其中除浅井乡扒村窑外，钧台窑、神垕镇下白峪窑、苌庄乡瓷窑遗址群都生产花釉瓷器。其中，苌庄乡唐代瓷窑遗址规模为最大。上世纪80年代，苌庄窑、玩北窑、红石崖窑就被发现，且均产花釉瓷。2003年至2005年，禹州钧瓷研究所重点对苌庄乡进行了考察，发现苌庄乡数个行政村，几十个自然村，均有唐代瓷窑遗址，并且大量生产花釉瓷器。根据其地理位置，以苌庄公路和苌庄河为界，把它分为三线。分别是东线的缸瓷窑遗址群（后庄、上仙庙、西尹湾、东尹湾）；中线上的苌庄村窑、李沟村窑、玩南村窑（上王沟、下王沟）；西线的磨河村窑、柏村窑。
早在1977年冬，在神垕钧窑集中产区下白峪村就发现了1处唐代花瓷古窑遗址。该窑场面积约3000平方米，窑区内有很多花瓷器残片、窑具、炉灰等。窑炉上部已坍塌，只有半个窑底，是在平地上深挖的土质窑。靠近窑炉旁泥池内的泥料为浅黄色，主要有拍鼓及各种罐、盘、碗、钵等，胎骨较厚。碗多里部满釉，外部只施半釉，平底滑口与器壁等厚，口缘圆，无釉；罐多平底，有的有双系，系下面为一兽面。釉色以黑、褐居多，也有少数黄色釉。由于受窑温的影响，彩斑多不规则，有的稳定，有的从器物口部流淌到足部。斑块有月白色、灰白色、蓝色，也有的蓝白相间。在堆积层内，发现有窑具、瓷器残片和木炭灰，没有煤碴，也没有匣钵，系用木柴烧制。这一窑址的发现，使陶瓷界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的专家、教授，曾亲临现场考察，都认为这是一次重大发现。这个窑口的产品，质地优良，和鲁山段店、郏县黄道窑的唐代花瓷属同一类型，出土的拍鼓标本，部饰以几条凸弦纹及斑点，特征与故宫博物院所藏拍鼓相同，是继鲁山段店之后发现的另一处烧拍鼓的窑场。如《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内记有：“此后不久河南禹县……在小白峪（实为下白峪）也发现了1处唐代瓷窑遗址。在采集的标本中，也有不少腰鼓残片，釉色班点、形质与鲁山段店窑的基本一致。由此得知河南唐代烧腰鼓的除鲁山窑外，还有禹县小白峪窑……提示了钧窑早期历史与唐代花瓷有关。”
从禹州的唐代瓷窑遗址情况来看，唐代禹州境内瓷业生产的规模相当可观，特别是苌庄乡生产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是北方比较少见的。从唐代早期至唐末、五代停烧，应是唐代北方著名的制瓷中心之一。为钧台窑和白峪窑后来成为宋代著名的钧瓷窑场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唐代花釉瓷中，白釉蓝斑、黑釉白斑、蓝釉器与钧瓷蓝釉的形成，都是当地的一种土药占主要成分，虽与钧瓷铜红釉无必然联系和传承关系，但钧瓷在其影响之下，这种在装饰上的大胆创新对钧瓷的启发是无庸置疑的。
有专家认为，将唐代花釉瓷等同于钧瓷，视作钧瓷的前期产品有些牵强。从唐代花釉瓷和习惯上认可的钧瓷实物看，其型制、胎质、釉质及呈色都有很大区别，不具共同性。在制作工艺上也不具“继承性”。另外，“钧瓷的多次挂釉、底刷酱色护胎汁等做法也不见于唐代花釉瓷”，“说唐代花釉瓷对钧瓷有间接影响是可以的，而将唐钧视为钧瓷的前期产品不合事实”。因此，唐代花釉瓷与钧瓷并无直接渊源关系，应该属于另一系统的瓷器品种。
(二)宋代窑址
在北宋钧窑遗址中，属北宋早期的有：神垕镇内的刘庄（刘家门），上白峪，下白峪，于沟，张庄，苗家门，茶叶沟，槐树湾，里杜沟，红石桥，王家门，长春观等处。属北宋中晚期的有：钧台窑，西寺，霍洞，邓禹寨，温家门，赵家洼，五洞口，五龙泉，花石，王桥，大涧，王家门，闵庄，吴庄，黄庄，神林店，接官亭，石峪，华沟，石圪节，铁炉沟，扒村，桃园，郭寨，方山，磨街，西柳树，鸿畅村等处。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西部山区，依山傍水而建，以神垕镇大刘山下的白峪河岸边分布着比较密集。
在下白峪唐代花瓷窑址的周围，宋代早期钧窑遗址很多，又和于沟、上白峪、刘庄等古钧窑遗址连接在一起，成为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的大瓷区。且唐、宋、金元时连续烧制，产品质精釉美，是钧窑的发祥地，也是民窑的中心。建国后，研究古陶瓷的专家学者都把这里作为考察重点地区。在该遗址中，先后发现了许多有薄胎厚釉，晶莹似玉，天青挂红斑，胎体厚度仅2毫米，两面釉比胎厚1/3的钧瓷钱片。釉色之佳，制做之精，不愧为“雨过天晴泛红霞”之美称。出土了完整的带把洗、莲花式大碗、香炉等工艺精细、釉色莹润的珍品。1988年在该窑遗址中，又发现连座瓶残片，其造型和釉色与传世的宋代连座瓶完全一样。此后，在神垕镇的刘庄窑、下白峪窑遗址中，还发现有底刻数码字和“郗”“朱”“李”等标记，釉色和帛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可证当时钧窑高超的技艺水平已为达官权贵所赏识，为钧窑由民窑升格为官窑铺平了道路。
在宋早期钧窑遗址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多的是神垕镇的刘家门窑。叶喆民在《河南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中说：“刘家门（刘庄）所烧器物品种较多，水平也最高……”。
1982年，钧瓷研究者对该窑址进行了复查，收集到不少实物标本。通过器物残片能看出造型的有盆、瓶、炉、洗 、盘、碗、碟、罐、盒等九类，品种达40余种，且造型比例匀称，切削工艺考究，内施满釉，外施过足釉，部分足部涂褐色护胎薄汁。可以看出，刘庄窑轮制手拉坯的成型方法和烧造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1985年，专家们再次对神垕镇刘家沟遗址进行了复查。该窑址东起崇音寺，西至小山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这里古窑址很多，以群众俗称“七么地”的地段内最为密集，残片和窑具的堆积层有2米多厚，釉多天蓝，和其他窑口相比有独到之处。同时发现的还有1个钧瓷小碗和一些古钱币，有开元通宝和大观钱、崇宁钱等。和刘家沟相连的有一个村，名叫霍垌，也是宋代钧瓷窑区，据传为了存放钧瓷，开挖土窑洞作为仓库，俗称该村为货垌，后易称“霍垌”。足见这一窑区时代之早，范围之大，窑炉之多，产量之高。
1988年，在神垕镇北大办事处的王家门又新发现1处北宋钧窑遗址，这处古窑址，是百姓烧砖时发现的。出土器物、残器做工精细，造型优美，釉色鑫豆绿色，且匀净纯正，釉、胎都较薄，匣钵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除烧钧瓷外，还烧白釉黑花等日用器皿。
2001年，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神垕镇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主动考古发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副教授秦大树实际负责发掘工作和先期整理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赵文军配合并部分参与发掘工作。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历时三个月。考古工作者分别对相距不远的刘家门东、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等四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数十万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千件。此外，在发掘结束后还对神垕镇西南部沿白峪河分布的5处古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
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1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之一。
第一，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具有较重要的意义。清理的窑炉共有8座，其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这5座窑炉各具特点：发现的中晚唐时期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炉，窑炉窄而长。其余的还有砖砌深火膛的窑炉和土洞式窑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HY1），为长形分室土洞式窑炉，形制独特，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属首次发现，丰富了对古代窑炉的认识。为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一项空白。发掘中还清理了3座石砌澄泥池，对于研究窑场当时的生产规模以及其组织形式十分有价值。
第二，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早期阶段的代表地层有刘家门DT3第⑧、⑨两层和DT2的第④层。在DT3⑦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宁通宝”铜钱，而DT3⑧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宝”铜钱，表明⑧、⑨两层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或末期。这一时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主要生产小件器物，但制作精良、规整，部分产品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细小的支钉痕迹。这种工艺与北宋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中西部地区诸多窑场流行的生产工艺相同。器物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有碗、盘、钵、盒、注壶、盏托、香炉、连座瓶、盆等等。特别是菱口大碗，海棠式长盘等，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这个时期钧釉器物的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釉薄处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但这时带红彩的器物极少见，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红色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而且与天青釉极好地交融。这种红彩应是在釉中加入氧化铜，在烧成过程中通过窑变而自然形成的。此期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紫红釉的器物，覆盖外壁的紫红釉颜色秀美娇妍，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壁的紫红釉显得浅淡而艳丽。但这种内外两种釉的施釉方式与传世的大量陈设类瓷器基本相同，应该说其开钧窑陈设类瓷器制作工艺之先。此期的产品组合中以青瓷器为主，数量占到60%左右，而钧釉瓷器只占少数，此外还有少量白瓷和黑瓷。总体看，这个时期的钧窑以制作精良和素雅的风格见长。
第三，经过对刘家门窑址发掘资料的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从金代后期开始，钧瓷生产开始走向粗糙，尽管器类并无大的变化，但海棠式长盘和内天青外紫红釉的器物已不再生产，大多数器物不再施满釉，器物的圈足内也不再施釉，器壁变厚，器形开始趋大。带有印花的菱口大碗和无耳的精美小香炉是本期极有代表性的产品。器物表面开始施加红彩，但红彩变成小块而规整，应是在天青釉之上特意加施的含铜彩料。神垕镇的诸窑场中仍以青瓷为多，钧釉次之，白瓷的数量增加，而开始较多地出现白地黑花瓷器，此外还有少量红绿彩瓷等。总体上仍以精细、典雅的风格为其主要特征。到了元代，钧窑的生产十分繁盛，沿白峪河一线普遍生产，器物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碗、盘、瓶 、罐、香炉、盆、枕等。其中带贴塑的花口连座瓶，贴花大香炉，梅瓶和四系瓶等十分有特点。钧釉器物的釉层开始变厚，釉的流动性较强，各种釉色的变化以此期最丰富，月白色釉开始较多地出现，此外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或烧成原因而呈现多种色彩。不再见施满釉的器物，带红斑器物进一步增多了。从整体上看，器物厚重而不失美艳。此时另一大特点是白地黑花瓷大量出现，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可能由于钧釉特定的烧成温度区间、气氛等原因，与其一同烧制的黑釉瓷很多都带有密布的油滴结晶。总体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以上三个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第四，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出土瓷片的主要是三个相互叠压的自然层，经过整理，也有可能进一步分成中唐和晚唐两期。总体上看，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相当部分的黑釉器物上饰有灰蓝色花斑。花斑的颜色有灰蓝、灰白和灰黄等多种，特点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面积大，彩斑的颜色鲜艳多变。出土的黑釉蓝斑腰鼓器形巨大，制作精良，釉色匀净，花斑艳丽。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可算是上乘之作。尽管文献上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但神垕唐代花瓷的质量，应该不在鲁山段店窑之下。结合砖砌窑炉的发现，表明神垕的制瓷业在生产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后来的钧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下白峪窑址未发现接续生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尽管在我们调查的大白堰窑址同时发现了唐宋遗物，但唐代的地层与宋代的地层间隔约一米余，看不出有连续生产的迹象。在神垕镇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这表明，整个这一地区的窑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因此，尽管有些花瓷斑片的呈色与钧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钧釉瓷十分相似。但将唐代的黑釉花瓷与晚期的钧釉瓷直接联系起来，仍显过于牵强。
(三)钧汝关系
禹州市西部的钧窑集中区神垕镇，与汝州的大峪店乡的东沟、碗沟相距很近，而且都有发展陶瓷的天然优越条件。两地近在咫尺，在陶瓷技艺上，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是很正常的 。北宋时期，钧窑已影响到河南省内的郏县、宝丰、鲁山、临汝、登封等较为有名的窑区，正如《中国陶瓷史》中所说：“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是临近瓷窑的相继仿制。”尤其是临汝窑与钧窑相互仿制更为突出，在钧、汝两窑址的考察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天青、豆绿等釉色相同的残片，故有“钧、汝不分”和“钧窑继汝窑而起”之说。建国后，陶瓷界对此曾多次实地调查，发表文章。
60年代中期，冯先铭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记有：“重点复查了11处遗址，就有8处烧造钧瓷（宋代3处，金、元时期5处），可见临汝窑大多数烧造钧瓷。”冯先铭通过对临汝西南乡严和店与东北乡大峪店两大窑区遗址的多次考察，认为临汝窑烧制的钧釉器，以大峪店东沟窑、陈家庄窑最为精美，既具有临汝窑晶莹似玉、匀净明快的特点，又有钧窑乳光内含、豪放酒脱的窑变特色。
在钧窑遗址中，特别是钧台窑遗址中，也有专烧汝瓷的瓷窑。考古研究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钧台窑、白峪窑，早期钧瓷的呈色与宝丰、汝州的青釉瓷一样，除去有明显区别的耀州、定窑风格的刻划、印花装饰外基本雷同。大多器物以盘碗为主，釉层较薄，光素一身，且透明无乳浊性，少量天青、天蓝釉呈半乳浊状态，厚釉处乳浊状较强，真可谓“钧汝不分，实属一脉相承”。在钧台窑中还发现有与汝窑相同的“奉华”铭文器皿。都可证两窑系同时烧制，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赵青云在《汝窑的烧造历史及装饰艺术》一文中说：“然钧台窑除了烧造钧瓷名牌产品，对汝窑印花青瓷的传统工艺也倍加欣赏，所以在钧台窑专设一个生产区烧造汝瓷，其产品除光素无纹者外，也印有各种缠枝、折枝花卉和水波游鱼等文饰，且产品造型却与众不同，圈足较矮，碗盘较浅，临汝窑风格的印花小碗敞口尖底与碗身稍高的特征，在这里几乎绝迹。”李辉柄在《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一文中说：“临汝与禹县近邻，禹县的钧窑影响到临汝而生产钧瓷，临汝的印花青瓷也影响到禹县。
1997年，禹州大电厂建设工地，发现一北宋中期墓葬，后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土一批宋代瓷器。其中天青色碗一对，高12.6cm，口径18cm，薄口微敛，整体呈鸡心状，通体施豆青色釉，釉厚处泛天蓝，呈乳浊状，圈足满釉，系沙粒垫烧，有明显的三处垫烧痕。此碗造型美观大方、线条圆润肥厚、釉色莹玉，碗内底处呈微弱的蚯蚓走泥纹，但明显感觉烧成温度不够，如果温度合适钧釉风格会更加明显。
2005年10月，禹州钧瓷研究所在禹州西部山区做考古调查时，偶得一钧瓷鸡心碗与大电厂宋墓出土的钧瓷鸡心碗十分相近，除高低、大小稍有差异外，造型、釉色、烧成工艺完全一致。它们与唇口、斜腹、满釉支烧的汝瓷碗有明显区别，与金元时期的天蓝釉钧瓷也有很大不同，因禹州境内出土的数量有限，一直不被人们重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上也把此类器物称为“汝瓷”。
为此，钧瓷自诞生以来，因与汝瓷同出一脉和特殊的地缘关系，形成“钧汝不分”之见不足为怪。钧瓷未因铜红釉闻名于世之前，汝瓷比之更辉煌，所以相对文献记载较为详实。这种禹州生产的青釉、绿釉瓷器一直被世人漠视，直至北宋中后期，铜红釉、天蓝釉的烧制成熟，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格局，钧瓷才脱颖而出。这种铜红釉在钧台窑、白峪窑均有发现。
当然，钧瓷、汝瓷毕竟是不同的产品，它们还是各具特色的，如釉面，钧窑多光素，而汝窑则多刻、印花纹；釉色，汝窑为显示花纹多薄而透明，而钧窑则多厚而乳浊；胎骨，则是钧窑厚而汝窑薄；钧窑釉青中带红斑者居多，而汝窑青中带红者较少。至于汝官窑和钧官窑的胎骨和釉色更是泾渭分明，各具千秋了。
三、其他地区钧窑遗址发现
钧窑系形成时间比耀州窑、定窑、磁州系晚，而延续时间却比耀州窑、定窑长。钧窑系以河南禹州钧窑为中心，影响面较广，邻近的临汝、郏县、宝丰，豫西的新安、宜阳，豫北的辉县、淇县、鹤壁、林县、安阳；河北省磁县；山西省浑源；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以及浙江省金华也发现了烧钧窑瓷器窑址。其中，以豫西新安县发现遗址最多，超过了100处，其余各地少则一二处，多则七八处，出土器皿均以各种碗、盘、洗、碟为主，瓶罐等器皿仅占很少比例。
各地钧窑系瓷窑陆续被发现之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一些窑址发现后，为辨别墓葬或遗址出土瓷器的窑口归属提供了依据。山西浑源窑发现后，解决了大同元代冯道真墓出土11件钧窑瓷器的窑口归属，包头窑窑址发现的元钧窑带座瓶残器标本，为内蒙古出土的非常精致的元代钧瓷带座大瓶找到了产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地区发现的仿钧窑的窑址——浙江金华铁店窑是近年发现的一处重要的钧窑系窑址。以往只知在明代江苏宜兴有仿钧窑，称为宜钧，广东石湾也有仿钧窑，称广钧，而浙江地区向以烧制铁釉还原焰青瓷为主，而且有2000多年历史传统，金华仿钧窑的发现是出人意料的。金华铁店窑的发现，使我们得知铁店窑烧制仿钧早于江苏宜兴和广东石湾，这个发现也为韩国新安沉船打捞的一批元代钧釉器物找到了窑口归属。铁店窑附近还有一些窑址。有计划的调查发掘将为进一步研究浙江仿钧瓷窑与北方钧窑的关系以及对外传播等问题，提供更多实物资料。
胡适先生的名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对钧窑的认识，还要通过今后漫长的考古发掘作进一步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