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巷瓷窑遗址发掘进展及成果

2020年10月24日，在汝州市文物局三楼会议室召开了“文物保护工作座谈会”。市文物局领导：李宗武、杨建辉、刘朋展、李亚斌；市有关局领导：丁忠诚、胡海伟、尚自昌；市文化界民间人士：郭鸿志、杨占营、刘占江、杨光照、杨小柽、姚国旗、郭广杰、丁关海，以及文物局相关人员共28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文物局局长李宗武，重点介绍了近年来汝州市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文物考古发掘开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意见。会后，与会人员集体参观了张公巷瓷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李宗武局长对张公巷瓷窑遗址的发现、发掘过程、发掘进展，以及现阶段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详细讲解。

现根据李宗武局长现场讲解记录，以及在现场采集到的一些图片信息整理如下，旨在让大家对张公巷瓷窑遗址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相信对进一步揭开张公巷瓷窑遗址神秘面纱会起到一定作用。

张公巷，其名由来已久。因明代万历丁丑科进士、汝州籍名吏张维新常过往于此巷而得名，而今张公巷瓷窑遗址所处位置正好就在张公巷街一带。即今河南省汝州市老城区东南部、中大街北侧的张公巷东西两侧，故名曰“张公巷窑址”。

该遗址是2000年春，汝州市区张公巷附近的居民高中强家翻修房子时被发现的，当时在挖地基的现场发现有几十片典型的如盘式、桶式、漏斗式等窑具。汝州市文化局有关领导立即向河南省文物局领导汇报。

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配合城区民房改建工程进行考古发掘，经初步探查，窑址中心区域面积约3600平方米。在发掘中分别揭露10×2·5米探沟一条，8×5米探方一个，总面积65平方米。清理出房基5座、灰坑28个、灰沟2条，以及大口陶缸等遗迹，发现一些类似汝窑瓷器的残片及窑具和素烧坯残片，遂引起中国古陶瓷学者的高度重视。2001年10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们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对比和科学测试，初步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察发掘地，怀疑张公巷遗址即是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北宋官窑遗址。

2003年汝州市文化局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指导下，组织人员对张公巷原探方周围2500平方米的范围实施高密度钻探，并于2003年年底完成了张公巷7户居民的拆迁工作。

2004年2至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张公巷东、西两侧分别开挖探方两个，发掘面积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个和过滤池1个，出土了一大批张公巷窑生产的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取得张公巷窑址考古的重大成果。尤其是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土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1250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有专家认为，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张公巷窑烧制的产品独特，制作讲究，古朴雅致，质量上乘，显然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它的性质应属官窑。

2004年5月，召开了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大约有40多位中外陶瓷专家参加。绝大部分专家认为，从出土瓷器的精美程度看，与存世北宋官窑藏品对比后，初步认定此窑址疑似为北宋皇帝宋徽宗命工匠专门供御用而烧制的瓷窑址，即该窑址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

2004年，张公巷瓷窑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汝州张公巷瓷窑址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8至1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公巷窑址进行第四次考古发掘。2015年12月，张公巷窑址获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立项。2016年7月，汝州市政府投资近2亿元对200多户居民进行拆迁，划定核心区范围28860平方米。2017年8月5日，汝州市政府组织拆迁。随即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汝州市文物局配合组成专业考古发掘队，对张公巷瓷窑遗址开展第5次主动性、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张公巷窑生产的精美瓷片、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等。

从历次发掘出土的瓷器、瓷片等情况看，张公巷窑瓷器釉色种类丰富，有青釉、白釉、黑釉、豆青釉等。其中青釉代表当地瓷业主要面貌，整体上与清凉寺天青釉、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出土的青瓷类似，但又有明显不同。张公巷瓷器在胎、釉、形、工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特殊性。以薄胎薄釉为主，釉面玻璃质感较强，釉色分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胎色有粉白、灰白、洁白和少量浅灰，胎质细腻坚实(未见汝窑之香灰胎)；器形有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和器盖等较少见品种。而两种花口盘、椭圆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则为汝窑所不见，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和六枚；装饰方面，张公巷窑器以素面为主，常有细碎开片；工艺方面，碗、盘类器物一般用垫烧，部分采用裹足支烧法。

另外，窑具以匣钵、垫饼和垫圈为主。匣钵有浅腹漏斗状、深腹漏斗状、浅腹筒状和深腹筒状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匣体的外壁常常涂抹耐火泥，此工艺仅见于宝丰清凉寺汝窑。还有不少匣钵内部施釉，亦属少见，足显其不惜工本，足可推断应为北宋官窑遗址。

尤其是出土的有道教内含的镂空“五行”器盖、双龙钮、较大癸口龙盘、八卦图案香炉等（残）瓷器，为汝瓷史上首次发现。从器型釉色及图案等元素上推断，可能就是南宋叶寘在他的《坦斋笔衡》提到的：“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所指的就是命人在张公巷烧造青窑器。

综上所述，张公巷疑似北宋官窑遗址的证据，可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出土的器形来说：有葵口回字纹大龙盘、八方盘、折腰盘、盘龙香薰、八卦炉、镂空“金木水火士”字样的双龙钮器盖等，宋徽宗崇尚道教的理念在这些器形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从烧制瓷器上有道教符号的角度上说：金朝是少数民族，从来没有道教信仰。从年代来说，金兵入侵中原，正是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也不会烧制出这么精美的瓷器。故此可判断张公巷窑烧造年代应在金之前，很可能就是在北宋时期烧制的御用官窑瓷器。

三、从烧制的温度来说：张公巷窑烧制温度为1250度—1300度，这在当时己是高温烧制(注：宝丰清凉寺最高只有1150 度左右)。如果只用木柴或者只用煤来烧制的话，很难达到这么高的温度。该遗址发现了深度两米多的木炭坑及煤拌炭的混合物，就充分说明当时张公巷窑烧窑所用的燃料不只是柴和煤，而且还有优质木炭或煤与炭掺和燃料，从而来提高烧窑温度。

四、从发掘器形情况来说：宝丰清凉寺窑所有的器型在张公巷都有，而清凉寺窑没有的张公巷窑也有。另外，在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窑址中也出现有与张公巷一样的器型。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张公巷瓷窑址应是北宋时期的官窑遗址。

五、从支钉来说：张公巷窑为小米粒支钉，清凉寺窑为芝麻支钉。支钉支烧是满釉支烧的关键技术，但也是满釉烧瓷的一种缺陷，张公巷窑的支钉质地更加质密，更加坚实，将这一缺陷降至最低。另外在胎质上更细密，更坚实。

六、从当时宫廷规定来说：张公巷发掘现场还发现了大量被人为砸碎的素烧胎片，这也说明了符合宫廷有命则烧，无命则止这一特点。

七、从出土的匣钵来说：绝大部分外涂耐火泥(官窑的主要特点)，并且大部分匣钵内、外涂釉，并用瓷质匣钵，这在制瓷史上只有浙江余姚的秘色瓷和张公巷窑址使用此技术。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匣钵还有一部分在口沿和匣钵内外涂有化妆土，使匣钵的接口处更密闭，使瓷器在烧制过程中能更好地还原。

八、在汝瓷收藏界流传有：“现在存世的世界范围内的北宋汝窑一共有67件半”之说。67件半中的67件完整的汝窑，不少人都能够说出其名字以及所收藏的博物馆。而这半件汝窑就是指现存于广东省博物馆中的汝窑天青洗修复品。以前不知出自何窑，现与该窑瓷器相比，并经专家鉴定这件半汝窑正是张公巷窑烧造无疑。

九、从史料记载来说：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陶炉”条》有这样一段记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此书成于宣和六年）。此“汝州新窑器”，可以说指的就是张公巷窑新出的窑器，即张公巷窑很可能在宣和六年（112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烧瓷器了。

十、从陶瓷烧制的历史演变过程来说：在张公巷遗址三年多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在烧制青瓷前有烧制民窑瓷器的迹象。如清凉寺窑址从开始烧造粗瓷（民窑），再到烧造细瓷（官瓷）的整个过程都有，而张公巷则没有。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张公巷就形成了如此大规模，烧制技艺高，工艺程序复杂，烧制瓷器精美的窑场，肯定是政府行为。即召集全国的烧制瓷器的能工巧匠集中于张公巷，当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皇帝——宋徽宗。这也是“遂命汝州造青窑器”的有力佐证，再次证明了张公巷瓷窑址是皇家的御窑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