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对山东地区隋唐时期窑址出土瓷片进行成分分析，在与同时期瓷业遗存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其制瓷技术可能来自古相州安阳窑，但釉药配较落后。隋唐时期，山东的瓷业中心从寨里窑址逐渐转移至泗水流域，至唐中晚期淄川的磁村窑再次兴盛，笔者试从自然环境、瓷器销路、生产工艺等方面分析山东地区瓷业中心在隋唐时期迁移的原因。
基金： 2020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项目编号：QN202008163）阶段性成果 ,
关键词: 寨里窑,安阳窑,制瓷技术,
至今为止，发现于山东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数量有二十余处，窑址主要集中在淄博、枣庄、济宁等地。与北朝晚期相比，窑址的总数增加了近三倍（图一、二）。通过对相关窑址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其中既有因北朝晚期窑场对外扩张而形成的新窑（如淄博磁村窑），也有在其他区域新兴的窑场（如宁阳西太平窑）。究其原因，新窑场的产生应是受到本地原有窑与外地窑的技术影响。此前的研究或仅对隋唐时期窑址进行初步调查、试掘与类型学整理[1]，或只对本地窑的窑炉形制与烧窑技术进行分析[2]，而对技术来源问题均未加以深入讨论。鉴于隋唐时期山东地区技术来源可能为窑业分布范围的扩大与中心的迁移提供参考，本文将通过对本地窑瓷片成分、瓷器器形、窑具与河南相州地区窑口做横向比较，尝试解决窑业技术的来源问题。
图一山东地区北朝晚期窑址分布图（底图引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第23页，2009年第1版）
图二隋唐五代时期窑址分布图（底图引自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第23页，2009年第1版）
一、山东窑址出土瓷片成分分析
隋代，山东地区淄川寨里窑生产青釉瓷的釉色多呈半透明状，器形沿用北朝瓷业生产的传统。其中，寨里窑生产的青釉四系罐与位于古相州的安阳窑所生产的四系罐器形相近、施釉工艺相同，具体表现为：直口、溜肩，肩部装饰有四系，器表施釉至腹部以下（图三、四）。枣庄中陈郝窑生产的多足砚也与河南安阳窑产品相近，器形特征及底足的处理工艺相同。另外，山东地区（宋家村窑址、寨里窑址）出土的隋代瓷器残片使用模印贴塑、刻花等装饰工艺，也与安阳窑址青瓷的装饰工艺特征具有一致性（图五）。这些都表明了，自北朝以来，山东地区瓷器生产工艺可能受到古相州地区窑口的影响。
图三安阳窑出土四系罐（引自河南省博物院，安阳地区文化局：《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
图四寨里窑出土四系罐（引自河南省博物院，安阳地区文化局：《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
寨里窑生产的青瓷以Fe为主要着色元素，以Ca O为主要助溶剂。根据Fe的含量以及烧制过程中火焰气氛的不同，瓷釉的发色会出现差异。从X射线荧光光谱检测数据来看，安阳窑和寨里窑产品的主微量元素略有差异（表一）：寨里窑瓷釉中Fe含量明显更高，其釉色更深。寨里窑瓷器中Ti O2的含量十分不稳定，对瓷器釉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日本陶瓷专家Ishii Tsuneshi认为，虽然瓷釉中Ti O2本身并不影响釉色，但Ti能影响熔解于釉中的铁离子，可以使Fe2+转变成Fe3+，因此其含量的变化会间接影响到高温铁釉的发色。颜色较深的釉中，不仅Fe2O3含量高，Ti O2的含量也较高。用Ti O2制得的瓷釉透明度强，具有质量小、抗冲击力强、机械性能好、色彩鲜艳、不易污染等特点[3]。寨里窑青瓷标本Ti O2含量高低的差异比较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在青瓷烧制工艺与安阳古相州窑相去甚远。
图五安阳窑出土青瓷标本（引自河南省博物院，安阳地区文化局：《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
表一瓷片样品的元素组成统计表
注：(1)实验条件：oxford met-8000;50kv 120s(2)样品一至三为寨里窑址采集隋代青瓷标本；样品四至七为安阳相州窑址采集隋代青瓷标本；样品八为五代越窑标本；样品九为宁波博物馆提供唐早期秘色瓷。
由表一可知，从寨里与安阳窑址采集标本的成分对比来看，Ca O、K、Ti等元素的含量相近，都以Ca O为助溶剂，表明了此地受到了古相州的配釉技术的影响。
二、瓷业遗存的比较
山东宋家村窑址采集的三叉形支钉，在三角底处捏出钉状支足（表二，5），与安阳窑址、中陈郝窑址出土的同类器（表二，2、4）的制作工艺相同。在所出三齿支具的年代上，枣庄中陈郝窑址（表二，3）与安阳窑址（表二，1）一致。磁村窑址在唐晚期出现的执壶，呈唇口、鼓腹、平底实足，与河北内丘窑址唐中期执壶的器形特征相似（表四，6）；泰安中淳于窑址采集的白釉碗（图七）也与内丘窑白釉碗器形相近（表四，9）。但本地在瓷器种类方面明显不如河北内丘窑址发现的多。
表二安阳窑址、中陈郝窑址、宋家村窑址出土的隋代窑具
表三安阳窑址、内丘窑址出土隋代瓷器器类
图七中淳于窑址采集白釉碗（引自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泰安县中淳于古代瓷窑遗址调查》）
相对于瓷器器形，釉色工艺在山东地区的传播速度相对较慢。早在北魏晚期，古相州白河窑已生产出了黑釉瓷器[4]。北朝晚期，河北内丘窑出现了白釉瓷[5]。但在山东地区，直至唐代中晚期，才出现了白釉、黑釉的生产工艺。因此，笔者推测，外地工匠迁入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瓷业生产技术，本地的瓷业窑口才产生出白釉、黑釉的生产工艺。
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窑口与古相州地区窑口有所交流。隋代，山东本地的瓷业除了受安阳窑的影响外，也受到了河北内丘窑的影响。河北内丘窑生产的盘口瓶呈盘口、束颈、鼓腹（表三，12），器形特征与中陈郝窑址第三期盘口瓶相近；四系罐呈直口、溜肩、鼓腹的特征（表三，8），与寨里窑四系罐的器形相近。不同的是，古相州地区窑口的瓷器釉色丰富，采用了青釉、黑釉、白釉等多类釉色工艺[6]，而山东地区则釉色简单，器形相对较少。唐代，河北内丘窑址是邢窑的中心窑口，所产瓷器的釉色以白釉为主[7]。唐晚期，在淄川磁村窑址发现了与内丘窑址工艺特征相近的白釉瓷，均使用了白釉绿彩的装饰工艺，为唐代本地区瓷器生产工艺受到内丘窑的影响提供佐证。
但是，生产白釉瓷的工艺仅在山东地区磁村窑有发现，这表明：第一，本地窑生产的白釉瓷发现数量极少，说明白釉瓷在本地的使用并不普遍，且未大规模流行；第二，磁村窑位于山东中北部，距离内丘窑址较近，便于技术的传入。
三、生产中心的迁移及原因
（一）山东地区窑业生产中心的形成
北朝晚期，相较本地其他窑口，淄川寨里窑生产的器类更加多样。寨里窑的生产上限为北魏晚期。北齐时期，受河北邢窑的影响，寨里窑瓷器的生产工艺及器形发生了变化。与本地其他窑址相比，其生产工艺较为先进。北朝晚期，以寨里窑为代表的窑业生产中心形成，并对山东地区其他窑址产生了影响。
东魏至北齐时期，由于河北、河南地区窑口及淄川寨里窑青釉瓷生产技术的传播，山东中南部地区相继产生了中淳于、中陈郝、朱陈、河夹店四处窑口。北齐时期，山东中南部地区窑口生产瓷器的器形与寨里窑相近，但数量却少于寨里窑，反映出了周边窑址与中心窑址在接受生产工艺传播速度上的差异。在器形与装饰工艺方面，寨里窑与中淳于窑、朱陈窑、中陈郝窑较为一致，釉色均为青釉、青黄釉。到北朝晚期，寨里窑对山东中南部窑址的影响仅在部分工艺技术及器形上有体现。如常见于寨里窑址的碗、盘、高足盘、四系罐、莲花尊等，仅有碗、盘、罐可见于其他窑址。
山东地区的窑口属于民窑生产体系，以分工合作的形式完成窑业生产。因此，寨里窑的生产工艺在对外传播中，主要依靠部分工匠的迁徙完成。而周边窑口在生产规模、工艺技术等方面与中心窑口的差异，应与窑口所分布区域的制瓷原料及工艺基础有关。
由此可知，本地窑业生产中心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具有技术相对先进及向外传播的能力，能影响到周边窑址的瓷器生产；其二，发现的瓷器数量多、种类丰富；其三，窑址分布较为密集，呈聚集分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