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宁阳；隋唐；制瓷遗址
摘要：2018年6～8月，为配合董梁高速公路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联合泰安市文物保护中心对宁阳柳沟新村西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出土大量窑具及青瓷器残次品，遗存年代上限可到北朝晚期，下限可到唐代中期，以隋代遗存为主。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北朝至唐代制瓷业提供了新材料，也补充了山东地区古代瓷器生产的发展序列。
宁阳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隶属于泰安市。境内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多为低山、丘陵，西部多为平原。柳沟新村西南遗址位于宁阳县东北部葛石镇柳沟新村西南约100米处。（图一）地形为山前台地，地势北高南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约200米，东西宽约70米，面积约14000平方米。
2018年6～8月，为配合董梁高速公路建设，济南市考古研究院联合泰安市文物保护中心对柳沟新村西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遗址南部共布5×10平方米探方6个，编号T1～T6，实际发掘面积302平方米。共清理灰坑10座、灰沟6条和井1眼，（图二）出土青瓷器和窑具共计12000余件，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比较简单，以T6西壁为例介绍。（图三）
T6北部有一现代扰沟，系取土形成，含较多现代垃圾。
第①层：耕土层。浅灰褐砂土，较疏松，含大量植物根系和少量青瓷片、窑具和现代砖瓦块等，厚10～15厘米。
第②层：黄褐色砂土，较疏松，由北向南逐渐变薄，含少量植物根系、碎石粒、烧土粒、草木灰及较多的青瓷片、窑具，厚10～20厘米。开口于此层下的遗迹有G5。
②层以下为黄褐色生土，较致密，含有大量铁锰结核。
二、遗迹
（一）灰坑
共10座，规模均较小。其中圆形坑4座，近长方形坑4座，另有2座形状不规则，以H3、H6最为典型。
H3 位于T1东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形状呈圆形，直壁较规整，平底。直径1.30米，深1.50米。（图四，1）坑内堆积为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较多草木灰、烧土粒和少量瓷片、窑具。瓷片中可辨器形有碗、杯和高足盘等，窑具有支钉、垫圈、支柱。
H 6 位于T3东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形状呈长方形，直壁较规整，平底。长1.20米，宽0.80～0.86米，深0.80米。（图四，2）坑内堆积为浅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较多草木灰、烧土粒及少量白色瓷土颗粒、瓷片和窑具。瓷片中可辨器形有碗、高足盘，窑具有支钉、垫圈。
（二）灰沟
共6条，平面形状多呈长条形，以G4、G5较为典型。
G4 位于T3内，开口于②层下，打破G5和生土层。南北走向，平面呈长条形，沟壁斜内收，底部高低不平，未见加工痕迹。发掘部分长4米，宽0.90～1.16米，深0.34米。（图五）沟内堆积为黄褐色黏土，疏松，含少量草木灰、瓷片和窑具。瓷片中可辨器形有碗、杯、高足盘、罐和器盖等，窑具有支钉、圈和支柱。
G 5 位于T3、T4、T5及T6内，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东西走向，平面呈长条形，沟壁斜内收，底部高低不平，未见加工痕迹。发掘部分长28.40米，深1.50米。沟内堆积分为3层：第①层，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少量红烧土、草木灰，厚0.45～0.60米；第②层，浅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少量红烧土、草木灰，出土瓷片和窑具，厚0.20～0.50米；第③层，黄褐色砂土，疏松，含较多草木灰、红烧土及大量瓷片和窑具，厚0.50～0.90米。（图六）出土瓷片中可辨器形有碗、杯、高足盘、盆、罐、碟和盘口壶等，窑具有支钉、垫圈、支柱和窑壁等，其中支钉近11000件，垫圈300余件。
（三）井
J1位于T2东南部，开口于②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圆形，井壁用石块、砖块垒砌而成，底部为山体，表面有数道人工錾刻的凹槽。井圹直径1.50～1.60米，井口直径0.68米，深1.50～1.64米。（图七）井内堆积为灰褐色黏土，较疏松，含有少量烧土粒及草木灰。出土器物多位于井底，包括瓷器、窑具和银钗等，瓷器器形有碗、罐和球等，窑具包括支钉、垫圈和支柱。
三、遗物
（一）瓷器
皆为青瓷器，其中碗数量最多，杯、高足盘次之，另有罐、盆、钵、瓮、盘口壶、碟和器盖等。
碗 大多数无法复原。均为饼足且内凹，外侧削棱一周。内施全釉，外施半釉，内底大多有三个支烧痕和深绿色或天蓝色积釉。分为二型。
A型：62件。深腹，分二个亚型。
Aa型：2件。圆唇，近直口，深弧腹，平底。沿下饰一周凹弦纹。标本T6G5③∶3，黄白胎，质较硬，较粗糙，有气孔和黑点。釉色青黄且薄厚不匀，光泽较差，细开片。口径15厘米，底径7厘米，高9.7厘米。（图八，1；封三，1）
Ab型：60件。圆唇，敞口，深弧腹，较Aa型稍浅，平底。沿下饰一周凹弦纹。部分外壁有垂釉。标本T2J1∶2，灰白胎，腹部无釉处呈红色，质坚硬。釉色青黄，外部脱釉严重，光泽较差，细开片。口径16.6厘米，底径7.2厘米，高9.6厘米。（图八，5；封三，2）
B型：7件。浅腹，分五个亚型。
Ba型：2件。圆唇稍外翻，敞口，浅弧腹，平底。腹部印一周斜“S”纹。标本T6G5③∶2，灰白胎，外部无釉处呈红色，质较软。釉色青绿，光泽较好，玻璃质感强，细开片。口径10.5厘米，底径5厘米，高4.9厘米。（图八，7；封三，14）
Bb型：2件。圆唇稍外翻，敞口，浅弧腹，平底。黄白胎，较粗糙，质较硬。釉色黄绿，含杂质较多，釉层较薄，内外脱釉严重。标本T4G1∶1，口径11.3厘米，底径5.2厘米，高4.8厘米。（图八，12；封三，8）
Bc型：1件。标本T6G5③∶6，尖唇外翻，敞口，浅弧腹，平底。青灰胎，质较硬。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外壁有垂釉，光泽较好，玻璃质感强，大开片。口径19.6厘米，底径8厘米，高9厘米。（图八，2；封三，4）
Bd型：1件。标本T6G5③∶40，圆唇外翻，敞口，浅弧腹，平底。黄白胎，质较硬。釉色青绿，釉层较厚，有垂釉，内底釉厚处呈深绿色，光泽较好，玻璃质感强，大开片。内底饰三道凹弦纹。口径24厘米，底径9厘米，高8.9厘米。（图八，3；封三，13）
Be型：1件。标本T6G5③∶41，圆唇外翻，敞口，浅斜弧腹，平底。青灰胎，质较硬。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外壁有垂釉，光泽较好，玻璃质感强，大开片。内底及口沿饰两道凹弦纹，外壁上腹饰两道凹弦纹。口径25.8厘米，底径10.5厘米，高8.6厘米。（图八，4；封三，12）
此外，极少数瓷碗的饼足底部有刻铭，如“彭”“洪”“神虫”及“云”等。（图九）
杯 饼足较高且内凹，外侧削棱一周。内施全釉，外施半釉，釉厚处呈深绿色。内底均无支烧痕。分为三型。
A型：1件。标本T1②∶1，尖唇，敛口，深弧腹，平底。黄白胎，质较软。釉色黄绿，釉层较薄，含杂质较多，内外均脱釉严重。口径7.8厘米，底径3.5厘米，高5.2厘米。（图八，6；封三，9）
B型：1件。标本T2J1∶10，圆唇，敞口，深弧腹，平底。沿下饰一周凹弦纹。灰白胎，质较硬。釉色淡青，釉层较厚，细开片。口径9.4厘米，底径4厘米，高6.1厘米。（图八，10；封三，10）
C型：1件。标本T1H1∶1，尖唇，直口，深弧腹，平底。青灰胎，质坚硬。釉色青绿，釉层较薄，细开片。口径7.8厘米，底径3.2厘米，高6.6厘米。（图八，11；封三，11）
高足盘 由喇叭状圈足和盘粘接而成。内施满釉，外施釉至圈足下部。分为四型。
A型：1件。标本T5G3∶1，尖唇，敞口，浅弧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青灰胎，质较硬。釉色淡青。盘内有三个支烧痕。口径13.2厘米，底径9厘米，高9.6厘米。（图八，13；封三，5）
B型：1件。标本T6G5②∶13，尖唇，敞口，浅斜腹，平底，喇叭状高圈足。青灰胎，质坚硬。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口径13.2厘米，底径9厘米，高10厘米。（图八，14；封三，6）
C型：2件。标本T6G5③∶39，圆唇，敞口，浅斜腹，平底，喇叭状矮圈足。青灰胎，质坚硬。釉色青绿，内外脱釉严重。盘心残存两个支烧痕。口径16厘米，底径8.6厘米，高5厘米。（图八，9；封三，7）
D型：1件。体型较大。标本T6G5③∶54，青灰胎，质坚硬。釉色青绿，玻璃质感强。盘内刻划六道凹弦纹及两组水波纹。残高6.2厘米。（图八，8；封三，3）
罐 分为四型。
A型：1件。标本T5G3∶2，方唇，敛口，内斜直领，溜肩，鼓腹。灰白胎，质硬。青绿色釉，釉层较厚，光泽较好，玻璃感强。肩部、腹下部饰两道凹弦纹。口径10厘米，腹径26.6厘米，残高23.4厘米。（图一〇，1）
B型：1件。标本T6G5③∶55，方唇，直口，短直领，复式耳，复式耳与口沿平齐，溜肩，鼓腹。灰白胎，质较硬。青釉泛黄，脱釉严重，内施釉，外施釉至腹下部。肩部饰一道凸棱，腹中部饰一道附加堆纹。口径9.8厘米，腹径19厘米，残高20.8厘米。（图一〇，6）
C型：1件。标本T6G5③∶57，方唇，敛口，内斜直领，复式耳，复式耳略低于口沿，溜肩。灰白胎，质坚硬。青绿色釉，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细开片。口沿有一V形支烧痕。口径11.5厘米，残高6.9厘米。（图一〇，2）
D型：1件。标本T2J1∶17，圆唇，直口，短直领，残存一只复式耳，略低于口沿，溜肩，鼓腹，饼足外撇且内凹，外侧削棱一周，最大径在腹中部。黄白胎，质较软。黄绿色釉，内施满釉，外施半釉，脱釉严重。口径2.9厘米，底径3.4厘米，腹径6.4厘米，高7厘米。（图一〇，11）
盆 2件。标本T6G5③∶58，尖唇，折沿，敞口，深弧腹。灰白胎，质较硬。釉色青绿，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腹部饰两道绳索状附加堆纹。口径34.5厘米，残高11.5厘米。（图一〇，5）
T6G5③∶59，平底内凹。青灰胎，质较硬。釉色青绿，釉层较厚，内施满釉，内底釉厚处呈天蓝色，外有垂釉。内底有三个支烧痕。内底印一周S纹。底径10厘米，残高5.4厘米。（图一〇，7）
钵 分为二型。
A型：1件。标本T5G3∶3，尖唇外翻，敛口，溜肩，鼓腹。灰白胎，质坚硬。釉色黄绿，釉层较薄且杂质较多，细开片。口径20厘米，腹径21.5厘米，残高7.2厘米。（图一〇，4）
B型：1件。标本T6G5③∶60，方唇，敛口，鼓腹。青灰胎，质坚硬。釉色青绿。肩部刻划凹弦纹及水波纹。口径10.6厘米，残高7厘米。（图一〇，3）
瓷瓮 1件。标本T6G5③∶68，圆唇，敞口，外斜直领，溜肩。灰白胎。釉色淡青，脱釉严重。肩部饰凹弦纹及水波纹。口径22厘米，残高15厘米。（图一〇，17）
盘口壶 分为二型。
A型：3件。圆唇，盘口，束颈且颈部较细。标本T6G5③∶62，灰白胎，较坚硬。脱釉严重。盘口直径6.9厘米，残高5.3厘米。（图一〇，8）
B型：1件。标本T6G5③∶61，方唇，盘口，束颈且颈部较粗。灰白胎，较坚硬。釉色淡青，盘口釉厚处有天蓝色窑变。颈部饰三道凹弦纹。盘口直径9.6厘米，残高10.3厘米。（图一〇，13）
碟 2件。标本T6G5③∶1，圆唇，敞口，浅斜腹，平底内凹。灰白胎，质较硬。釉色黄绿，内施满釉，外表底部无釉，细开片。口径13.4厘米，底径5.4厘米，高2.2厘米。（图一〇，9）
器盖 1件。标本T3G4∶1，子口，方唇，直口，弧顶，中部隆起，高出周边，双层纽，下层为矮圆柱形，上层近喇叭形，顶微内凹。灰白胎，质坚硬。釉色青绿，外部施釉，内部无釉，细开片。顶径5.4厘米，高5.8厘米。（图一〇，10）
瓷饼 6件。均残缺。平面呈饼形，两面微鼓。通体施青釉。直径8～11厘米。标本T6G5③∶63，一面未见支烧痕，另一面残存两个支烧痕。直径9.2厘米，厚2厘米。（图一〇，12）
瓷碾轮 1件。标本T6G5③∶64，平面近圆形，两面微鼓，中间有一小孔贯通。未施釉。直径7.9厘米，厚3.5厘米。（图一〇，16）
瓷球 1件。标本T2J1∶4，胎灰白，质坚硬。未施釉。直径2.4厘米。（图一〇，15）
瓷坠 1件。标本T1H3∶3，整体呈陀螺状，平顶，中间有一孔，但未与底部贯通，尖底，周身有两小孔与内部贯通。胎灰白，坚硬。施青绿釉。顶部直径5厘米，通高7厘米。（图一〇，14）
（二）窑具
均由瓷土制成。支钉数量最多，垫圈、支柱次之，另有匣钵和窑壁。
支钉 11000余件。手捏而成，部分支钉表面有明显的指纹痕迹。顶面平坦或下凹。胎质细腻坚硬。不施釉，少量带釉者系烧造时瓷器表面釉层流淌所致。均已使用过，未发现重复使用痕迹。分为七型。
A型：平面呈圆角内向弧边三角形，弧度较小，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钉状。高1.3～2.2厘米，三足间距3.3～7.5厘米。标本T6G5③∶43，三足间距7.5厘米，高2.2厘米。（图一一，1）
B型：平面呈方角内向弧边三角形，弧度较大，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钉状。高1.4～2.3厘米，三足间距4.7～8.1厘米。标本T6G5③∶44，三足间距7.2厘米，高1.6厘米。（图一一，2）
C型：平面呈方角三叉形，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钉状。高1.2～4.4厘米，三足间距3.7～9.4厘米。标本T6G5③∶45，三足间距9厘米，高2.1厘米。（图一一，3）
D型：平面呈圆角等边三角形，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刃状。标本T6G5③∶46，三足间距9厘米，高2.1厘米。（图一一，5）
E型：平面呈等边三角形，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钉状。标本T6G5③∶47，三足间距7.5厘米，高1.7厘米。（图一一，6）
F型：平面呈三瓣花形，顶面平坦，三足底部呈钉状。标本T6G5③∶48，三足间距8.4厘米，高1.9厘米。（图一一，7）
G型：平面呈三叉形，尺寸较大，顶部下凹，三叉底部皆呈刃状，末端各有一个支烧痕。三叉间距10～15厘米。标本T6G5③∶49，三叉间距10厘米，高2厘米。（图一一，8）
垫圈 均用泥条捏成。大多数残断，完整者呈不规则环状。胎质细腻坚硬。有的尚黏附于支柱顶端或器物底部。直径5～7厘米，厚0.6～1.2厘米。标本T6G5③∶50，直径6厘米，厚1厘米。（图一一，4）支柱 泥条盘筑而成。均呈圆柱形。胎质较粗糙。分为三型。
A型：绝大多数为此型。顶端平坦，底座呈喇叭状，大部分中间有直径1~3厘米的小圆孔，未与顶部贯通。柱身大多数有青绿、青黄色及天蓝色釉，部分存在脱釉现象。顶部多数还黏附着垫圈，底部多粘有一层厚约5厘米的粗砂粒。柱身直径5～7厘米，底径8～12厘米。部分A型支柱上部刻有文字，其表面被釉层覆盖，可辨识者如“龙”“子富”“保”等。（图一二）标本T6G5③∶20，顶端直径8厘米，柱身直径6.4厘米，孔径3厘米，残高36厘米。（图一一，10）
B型：1件。标本T6G5③∶21，直径较粗，顶端平坦，柱身中间有孔，未与顶部贯通，底部形状不明。表面无釉。顶部有垫钉痕。顶端直径12.8厘米，柱身直径8.8厘米，孔径2厘米，残高10.4厘米。（图一一，9）
C型：1件。标本T6G5③∶22，直径较粗，顶端平坦，顶部有垫钉，柱身中间的孔较大，未与顶部贯通，底部形状不明。表面粘绿釉。顶端直径15厘米，柱身直径11厘米，孔径5.5厘米，残高9.4厘米。（图一一，12）
匣钵 1件。标本T1G6∶1，不可复原。胎质较粗糙，壁较厚。整体形状呈倒扣的筒形，顶端有一大孔，周壁有若干小孔。表面有绿釉，釉层较薄，内部无釉。上部有若干道凹弦纹。顶部有垫钉痕。顶部直径26厘米，大孔径15厘米，壁厚1.5厘米，残高12.5厘米。（图一一，11）
窑壁 均残断。由瓷土混合砂粒、小石子制成。均有一定弧度，内侧面布满窑汗。标本T6G5③∶69，宽16厘米，厚8厘米，残长16厘米。
（三）其他器物
石饼 3件。质较粗糙，两面平整。直径8～10厘米。标本T6G5③∶65，直径9.4厘米，厚2厘米。（图一三，1）石磨 1件。标本T6G5③∶66，为旋转磨的上扇，平面圆形，剖面呈“凸”字形，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半圆形进料口，中有横梁相隔，进料口均下凹，一侧底部有圆形小孔，直径2厘米，磨盘边缘残存一个长方形小槽，长4厘米，宽2厘米，深4厘米，侧壁另有一长方形小孔与之相通（推测原有四组），小槽和小孔应该均是安装推磨棍之处。磨盘表面刻两周斜线纹，底面磨齿为八区斜线纹，磨损痕迹明显。直径66厘米，厚10厘米。（图一三，5）
石夯 1件。标本T6G5③∶67，呈方柱形，顶部平坦，底部残断，两侧面有长方形浅凹槽。边长15厘米，残高29厘米。（图一三，4）
银钗 1件。标本T2J1∶19，整体呈U形，前端稍细，较为圆钝，末端较粗。器表无纹饰。长8.4厘米，宽2.5厘米。（图一三，2）
铜钱 2枚。均为隋五铢。标本T4G1∶4，直径2.3厘米，穿径0.7厘米。（图一三，3）
四、结语
（一）年代
遗址出土青瓷器的基本组合是碗、杯、高足盘、罐和盘口壶等，这种组合是隋代青瓷器的特点，而且大多数瓷器在胎质、釉色、装饰和烧造方法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应为同一时代的产物。Ab型瓷碗与曲阜河夹店［1］、曲阜宋家村［2］出土隋代瓷碗形制基本相同，B型、C型高足盘与枣庄中陈郝窑［3］、安阳窑［4］出土隋代高足盘基本相同。在曲阜河夹店、曲阜宋家村、枣庄中陈郝等隋代瓷窑址中也见有与A型、G型支钉、A型支柱同样的器物。由此可见，遗址出土的绝大多数青瓷器与窑具的年代为隋代。
Aa型瓷碗胎质粗糙，有气孔和黑点，釉色青黄且薄厚不匀，与枣庄中陈郝窑址出土的北朝晚期瓷碗基本相同，与临淄崔氏墓群北朝晚期墓［5］、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6］、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7］出土的北朝瓷碗相似，时代亦应相近。Bb型瓷碗、A型瓷钵釉层较薄，杂质较多，此类风格的瓷片出土数量较少。Bb型瓷碗与淄博磁村窑［8］、枣庄中陈郝窑［9］、宁阳西太平窑［10］出土的唐代中期瓷碗基本一致，应该也是唐代中期的产品。Bb型瓷碗存在变形现象（图一四，1），系残次品，表明唐代中期该遗址仍然烧造瓷器，但产量较少。
综上，我们认为该制瓷遗址可能起源于北朝晚期，烧造年代主要集中于隋代，隋代生产规模较大，产量较高，唐代中期时亦存在瓷器生产活动，但生产规模已大不如前。
（二）相关问题
柳沟新村西南隋唐制瓷遗址的窑具以支钉数量最多，垫圈、支柱次之，因此瓷器的烧造方法主要是叠装裸烧（图一四，5）及单件裸烧。遗址出土的匣钵（T1G6∶1）与曲阜宋家村发现的隋代匣钵较为相似，匣钵是提高瓷器质量的重要窑具，部分釉色洁净明亮的罐、杯等精致器物可能是使用匣钵烧成的。
遗址出土支柱上的刻铭应该是窑工的姓氏或者人名，瓷器的生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单纯的家庭式作坊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因此，该制瓷遗址应该是一处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窑场，窑工较多，支柱上的刻铭是为了区分窑工各自的产品。同时，J1出土的瓷碗大多数口沿略残，或者脱釉较为严重，这类瓷器虽然无法作为商品进行销售，但还是可以作为容器来使用，将其抛弃在井中的现象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瓷器生产规模较大，产量比较高，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较为严格。
G型支钉形制特殊，尺寸普遍较大，三叉底部均呈刃状。此类支钉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和安徽等隋唐时期窑址中均有出土，由于出土数量较少，大多数发掘报告都未提及其具体用途，仅归为隔垫具的一种。柳沟新村西南隋唐制瓷遗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G型支钉，部分与瓷罐底部黏连在一起，（图一四，2）而且刃部靠近边缘的部位均有与器物粘连的痕迹，这些痕迹与瓷罐口沿上的V形支烧痕迹（图一四，3）相对应。据此可知，G型支钉应是放置在瓷罐口沿之上，用于此类小口深腹器物的叠烧之窑具。（图一四，4）由于瓷罐等器物本身较高，且自重较大，为保证烧造成功率，叠放高度应该不高。这也导致此类窑具使用较少，发现数量也远远低于其他窑具。G类支钉均顶面下凹，应是烧造时其上部器物压迫所致，并非制作时刻意为之。此类窑具为研究隋唐时期北方地区瓷器生产的技术交流与传播路线提供了新的视角。
据相关资料可知，宁阳境内的古代窑址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磁窑、华丰、蒋集、东庄和葛石等地，尤其是磁窑镇，因古瓷窑址数量较多而得名。这些窑址的年代主要集中于隋唐时期，大量瓷器生产作坊集中出现的情况可能与隋代中国统一格局的形成、社会稳定及经济的复苏有关，而且宁阳境内多山，北邻大汶河，可以为瓷器生产提供必要的原材料、燃料及水源。
柳沟新村西南隋唐制瓷遗址虽然未发现窑炉，但是发现与制瓷业相关的大量窑具及瓷器残次品，大量窑具及瓷器残次品可以还原这一时期瓷器的生产工艺、装烧技术，刻铭支柱的发现也可以推进这一时期制瓷业生产方式、生产组织方面的研究。该窑址的发掘为研究山东地区乃至全国北朝至唐代制瓷业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补充了山东地区古代瓷器生产的发展序列。（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郭俊峰，参与发掘的有邢琪、马天成、邓文龙、刘保福，绘图为毕冠超、邢琪，照相为郝素梅、杨阳，拓片为邓文山。执 笔：邢 琪 马天成 郭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