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发源于浙江省西部的天目山脉,迤逦向东,流经临安市东部青山湖地区,在杭州市余杭镇折向北边的良渚文化中心分布区——良渚、瓶窑一带,穿良渚古城的西北角至德清境内,纵贯德清与湖州中部,在湖州市区与西苕溪汇合,向北注入太湖。所流经的地域是西部高大的天目山脉向东部太湖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低山起伏,山上有丰富的瓷土、烧料,山下河网密布,运输便利,制瓷条件相当优越。以往考古调查资料表明,以德清为中心、包括湖州南部地区在内的东苕溪中游地区是商周原始瓷窑址的最重要分布区,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窑址,不仅规模大、产品质量高,而且大量烧造仿青铜礼器与乐器产品,许多器物几乎可以与汉代青瓷相媲美。但在东苕溪中游商周原始瓷窑址群中,商代窑址的发现与研究一直是薄弱的环节。
2010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瓷之源”课题组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对东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共发现商代窑址30多处,集中于德清龙山片区与湖州青山片区。龙山片区商代窑址群与春秋战国时期窑址群基本重叠,在5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内发现窑址10多处,产品以印纹硬陶为主,还有少量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类较为单一,多为大型的罐或坛类器物,高领、圆肩、深腹,凹圜底或低矮大圈足。通体拍印云雷纹,纹饰细密、排列杂乱;内壁密布拍印纹饰时撑垫形成的凹窝。器物胎色较深,多数呈深灰或紫红色,胎质细腻,烧制火候较高,部分器物肩部有极薄而不均匀的光亮层,但不能确定是否为人工施加的釉层。原始瓷器数量较少,可见的器类有豆等,豆柄呈长喇叭形,胎色灰白,胎质细腻、坚致,烧制火候极高,豆盘内壁有釉,釉层较薄,有一定的玻璃质感。
青山片区位于龙山片区的下游,两地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面积与龙山片区接近。目前在青山片区发现商代窑址20多处,按产品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类接近于龙山类型,以印纹硬陶为主,器形主要是大型罐或坛类器物,但胎质多呈橘红色,云雷纹方正、规则,排列整齐。另一类几乎纯烧原始瓷,产品主要有豆、罐及盖、尊等。豆既有宽沿、深腹、足端带三个半圆形缺口的早期形态,也有敛口、高圈足的中间形态与直口、高圈足的晚期形态。胎色呈灰白色或青灰色,胎质细腻、坚致,烧制火候高,釉层明显。代表窑址有南山、周家山窑址等。时代初步判定均为商代,最早从商代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代晚期。上述调查资料表明,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东苕溪中游也是国内目前已知最早的、仅见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分布区。
二、南山商代原始瓷窑址的发掘
南山窑址(原称老鼠山窑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南山村西边约100米的小山上,属湖州青山片区。窑址所在小山海拔仅12米,地处东苕溪畔,山坡近处有河道与东苕溪相连。由于湖州市新农村建设,南山窑址所在区域被划入平整土地范围,窑址面临毁灭性破坏。2010年3—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湖州市博物馆对南山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窑址有两处,分别位于小山的西北坡与东南坡,编号为第Ⅰ与第Ⅱ号地点。此次发掘主要针对西北坡的第Ⅰ号地点,东南坡第Ⅱ号地点仅作小规模的试掘。
(一)遗迹窑址遗迹现象较为丰富,本次发掘共揭露窑炉3条、灰坑8个、贮料坑2个、水沟1条、柱洞若干个,出土大量原始瓷器,以及部分可能作为窑具使用的器物。发掘资料表明,南山窑址是商代一处几乎纯烧原始瓷的窑场,最早可到商代早期。窑址地层堆积丰富,窑炉保存完整,产品以瓷土作胎,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器物演变序列清晰,是目前已发掘最早的原始瓷窑址。窑址废品堆积分布范围不大,约400平方米,主体堆积最厚处超过112米。地层丰富,叠压清晰,早晚关系明确。地层最厚处可划分为15层,出土遗物可分成
5个文化期别。遗迹主要围绕废品堆积分布,中部略偏上坡处为窑炉遗迹,灰坑在北、西、南三面呈弧形分布,水沟位于东北角,柱洞主要集中在西边。
1.窑炉 揭露的3条窑炉遗迹均修建在小山缓坡上,平面呈长条形,主体包括火膛与窑床等几部分,属具有南方地区特色的原始形态的龙窑窑炉。3号窑炉遗迹(Y3)保存最好,开口于T303第7层下,打破生土。Y3窑床和火膛平面保存基本完整。通长711米,最宽处212米,坡度15-22度。火膛位于窑床前端中部,呈纵向长方形(与窑炉同向),后端与窑床相接位置急收,但未形成断坎
,两侧壁较宽,向中间凹弧,形成纵向长方形的凹槽,底面略呈斜坡状,坡度较窑床为缓。火膛底面为青灰色的烧结面,在整个窑炉中呈色最深,烧结程度较高。前壁保存不佳,原火膛口已被破坏。窑床底部为不平的青灰色烧结面,且不见铺砂现象,整个尾部高低起伏最大。窑床的中部较为平坦,窑床前端近火膛部位有多块基岩外露,并使底部凹凸不平。窑壁均不十分平直,西壁保存较好,尤以中段为佳,后段较差。中段两侧壁保存最高处达30厘米,向后壁逐渐降低。窑壁厚10厘米左右,烧结面不明显,不见青黑色烧结层
,内壁呈土黄色,外壁呈橘红色,整体联结。西壁从底部即开始倾斜,推测窑壁自底部开始起券拱顶。从坍塌的烧结块内壁的痕迹来看,其内部的衬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竹类材料拱成半圆形,直接涂抹草拌泥,再经火烧烤而成;另一种是先用竹类材料拱成半圆形,再在其上铺垫宽粗的席子,席子之上涂抹草拌泥。窑的两侧壁均未见开边门现象,窑底不见投柴孔因投柴烧造形成的灰黑色烧结底面,此时的窑床既不开窑门,也不使用投柴孔。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龙窑相比,南山商代窑址的窑炉更具原始性:龙窑总体较短
;火膛不甚规整,大体呈纵向长方形,与窑床之间无明确分界,所占范围大,几乎占窑炉的三分之一;窑床底部不平整,局部为高低不平的自然山岩,亦不见窑底铺砂现象;窑床坡度较大,最陡处达到21度。从发现的大量窑壁坍塌块来看,窑炉的修建方法为:在地面上挖出浅坑,用竹条类材料起拱,其上铺席类竹(或芦苇)编织物,再用草拌泥抹成型。从出土的圆柱形烧结块看,窑顶中间部位用柱支撑。据此分析,南山商代窑址的窑炉尚处于龙窑发展的起始阶段。
2.灰坑 8个。形状不同,功能各异。H10位于东面窑址堆积外围,坑口上面绝大部分无废品堆积叠压,均为晚期扰乱堆积。但在紧靠西边废品堆积区的灰坑西北角,被少量
T403第2层废品堆积层所叠压,并完全打破生土岩层。由于原自然生土岩面南高北低,向北倾斜,故坑口南面上坡高,北面下坡低,坑口距地表深度不一,东壁南面坑口距地表50厘米,北面坑口距地表达95厘米。坑大而规整,平面呈东西向的规整长方形,四壁斜直,上口略敞,壁面整齐,四角转角基本呈直角。底部范围略内收,同样十分规整。坑底东西纵向呈水平状,南北横向呈由南向北斜坡状,倾斜度颇大。坑口东西长492-500厘米,南北宽236-264厘米;坑底东西长474厘米,南北宽234厘米;北壁高48厘米,南壁高75厘米(图壹,3)。坑壁和坑底未见其他迹象。坑内填土上下一致,均为纯净的淡黄色风化沙,无任何包含物,结构坚实。这些风化沙与上坡面山地表面存在的山岩风化物相一致,可能是上坡地表砂岩风化后随雨水冲积于坑内。H10完全开挖在生土岩层上,其上部分叠压有窑址废品堆积层,加之形状规整,范围很大,因此,确定是窑址烧造期间为某种用途而有意挖掘而成,是与窑址有关的重要遗迹。坑内堆积的大量风化沙,形成于此坑废弃之后。根据此坑南边上坡口高、北面下坡口低和下坡有一条水沟(G1)存在的迹象,推测此长方形大坑用于瓷土淘漂,瓷土原料在池内加水搅拌淘洗,粗粒沉于坑底,细腻瓷土随水漂浮,并越过北面坑口往下坡流入G1内沉淀。
3.其他遗迹 包括贮料坑2个、水沟1条、柱洞若干个。贮料坑2个。均在基岩上开凿而成。其中H7开口于表土层下,完全挖入岩层。坑口距地表仅10厘米。平面形状很不规整,坑壁和底部凹凸不平。坑口平面较狭长,接近南北向长方形。坑体范围较大、较深。坑口南北最长径330厘米,东西最长径145厘米,中心深85厘米左右(图版壹,2)。生土岩面向北倾斜,故坑口与坑底也相应地由南向北倾斜。坑壁与底部均未发现其他遗迹现象。北面朝窑炉的下坡部位,坑口收窄并略低,可能是坑的出入口。在灰坑最底部中心岩基上,发现分布范围很小的一薄层青灰色细黏土,与整个坑内后来形成的堆积土完全不同,应是原先此坑使用时的残留堆积物。水沟1条。近曲尺形,穿窑址东北角而过。柱洞集中在窑址堆积的西边,并有瓷垫等制瓷工具出土,初步判断该区域为制瓷作坊区。
(二)遗物
出土遗物主要是原始瓷器,还有少量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原始瓷器以豆为主,贯穿始终,晚期出现大量的罐及器盖,与豆一起构成了本窑址的产品主体。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簋、尊、盆、盘、钵、盂等器物,大部分器物作为礼器使用。原始瓷产品用瓷土作胎,多数器物的胎质较为细腻、坚致,经过精心选择,但瓷胎中仍含有一定数量的杂质
,胎土的处理尚处于原始状态。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少量器物内外施满釉,釉色青翠,釉层均匀,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多数器物釉层极薄、呈色不均匀、仅局部有釉。施釉技术仍处于摸索阶段。除部分豆柄外,均轮制成型,部分器物手工修坯,器形规整。部分烧成质量好的产品,从质地到釉色,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媲美。按地层叠压关系及类型学的排比,可将出土器物分为五期。
第一期:器类单一,以豆为主,还有少量的钵、盂与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豆基本为宽沿深腹型,沿面弦纹浅而不清晰,矮圈足,足端有三个等距分布的半圆形小缺口(图版贰,4)。钵数量不多,但种类齐全,包括宽沿弧敛口型、宽沿折敛口型、窄沿弧敛口型、窄沿折敛口型等,上腹部常见宽扁泥条耳装饰。盂数量极少,有平底与圈足之分,圈足盂的圈足与豆柄相似,短直且外撇,足端有三个半圆形小缺口。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以尊为主,高领,圆肩,鼓腹,大圈足,肩部有宽桥形耳与鸡冠状堆塑,偶见翻折沿、束颈鼓腹罐与直口、鼓腹、圜底略凹的小钵。纹饰为云雷纹,拍印较为杂乱,重叠拍印。其中一种云雷纹线条粗而清晰,纹饰大而较方正;另外一种云雷纹也较大,但呈尖菱形,线条略细。晚段(T402第13层)偶见席纹,其风格与云雷纹近似,粗大杂乱而清晰。无论是原始瓷器还是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胎质一致,胎色浅灰,
质量高的器物胎质细腻、坚致,烧结度高,多数器物含有极细的黑色斑点,气孔较多,或起泡现象较为严重。普遍施釉,一般位于豆盘的内腹与钵的口沿及内腹部,质量差别较大。质量较佳者釉色青翠,釉层厚,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但多数器物釉色呈较深的灰色,釉层薄,施釉不均匀,玻璃质感不强。制作方法为轮制成型并结合手工修整。豆盘及钵的内腹可见清晰的轮旋痕,豆盘及钵外下腹、豆柄外腹部、钵底部为手工修刮而成,豆柄内侧用片状工具掏挖而成。部分器物底部黏结有大块烧结块,为直接置于窑床上装烧,通常多件器物叠烧。
第二期:器类与第一期基本相同,以豆为主,还有少量的钵、盂与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新出现小罐与器盖。宽沿深腹型豆减少,新出现宽沿浅腹与敛口高喇叭形圈足豆,偶见浅坦腹豆。豆柄普遍较高。钵的形态变化不大。新出现的罐折肩或圆肩,圆唇略凸起,弧腹斜收,平底,素面,偶见罐底有十字交叉的刻划纹。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发现极少,器形有侈口低领鼓腹罐,云雷纹除粗大型外,出现较浅细的形态,新出现席纹,较粗乱。胎釉与第一期相似,胎色浅灰,胎质较细但常见极细的黑色斑点,气泡常见;多数器物釉极薄,少量器物青釉较佳。成型技术沿用早期的轮制与手工修整相结合,部分豆柄捏制,外腹手捏痕迹清晰,内腹上部仍用片状工具掏挖而成,豆盘内壁均可见清晰的轮旋痕。豆盘与豆柄拼接而成。豆为多件直接置于窑床上叠烧,豆盘内底常有清晰的叠烧痕迹。罐类器物外底与腹部不见叠烧痕迹,可能是单件装烧。
第三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期,许多器形、纹饰、胎、釉以及成型技术等在此期过渡。器物类型与印纹、原始瓷装饰在这一时期最为丰富。原始瓷除豆以外,罐亦成为主流产品。豆除沿袭宽沿浅腹型外,还有敛口豆。罐的器形基本相似,与第二期相比最大的变化在于口沿变高,折肩或圆肩,部分器物肩部有扁泥条状小耳。与罐伴出的器盖种类丰富。钵数量不多,但类型丰富。少量豆柄上有装饰,使用细阴线刻划与镂空技法,有刻划饕餮纹(图版贰,6)、细凹旋纹、三角形镂孔、圆形戳印等。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的类型亦最为丰富,除前两期的长颈侈口尊外,还新出现短颈侈口罐、长颈直口罐、短颈直口罐、研钵、敛口罐等。尊与敛口罐仍沿用早期在肩部装饰宽桥形耳与鸡冠状堆塑的做法,直口短颈罐肩部常见三个扁泥条状耳等距分布。纹饰一改第一期的仅见粗大云雷纹现象,除少量保留粗大作风外,普遍较细小,较第一期粗大云雷纹排列略整齐。大量席纹上升为主体纹饰,以粗大为主,也有少量较细但仍呈尖菱形,排列不规则,偶见呈直角相交、排列较为规则的席纹,后者是第四、五期的流行纹饰。原始瓷胎色逐渐加深,除浅灰色胎外,新出现青灰色胎,胎体起泡的现象少见。釉变化不大。成型上,除早期罐采用轮制与片状工具修整相结合及手制等做法外,出现豆盘、豆柄完全轮制成型,豆盘内腹弦纹粗疏,豆盘外腹、豆柄内外壁光洁。不见窑具,装烧方法与第二期基本相同。
第四期:无论是器物形制还是纹饰,均回归单一。原始瓷敛口豆(图版贰,1)、直口罐、小罐及器盖占绝大多数。豆柄足端带三个半圆形缺口的做法完全消失。器盖大小不一、器形丰富。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以直口短颈罐与研钵为主,偶见侈口低领罐。细席纹占纹饰的绝大多数,还有少量粗绳纹,偶见方格纹。细席纹细密、规整。原始瓷胎色呈青灰色或灰白色,胎质明显提高,较前期细腻,气孔减少,黑色斑点减少。釉变化不大。均轮制成型,豆盘、豆柄内壁轮旋痕清晰,罐底部不再多次修刮,而是一次切割成型。出现少量的圆饼形器,制作规整,一面生烧,另一面有叠烧的痕迹,可能是作为支垫窑具使用。
第五期:器类较为丰富,器物形制变化较大。罐(图版贰,5)、器盖及新出现的直口豆成为主流产品,其次是敛口豆和新出现的柄带凸棱的豆。新出现少量尊(图版贰,2)、簋。拍印几何形印纹的器物包括直口短颈罐与研钵两类。除席纹外,新出现大量的重菱形纹,菱形中间带一小凸点(图版贰,3)。直口罐肩部常有三个等距分布的扁泥条耳,偶见圆形小泥饼装饰。胎、釉、制作、装烧与第四期相比变化不大。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本窑址的产品在南北方均有出土。南方在环太湖的江南地区有较广泛的分布,但每个遗址出土数量并不是很多;器类主要是豆与罐,早晚各种形制均有发现。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殷墟遗址中,包括豆、罐,器形、胎、釉、装饰均与本窑址相似。在五期器物中,第四、五期主流产品豆、罐等器物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物十分接近,推测年代在商代晚期;第三期与马桥遗址第Ⅱ阶段相近,年代约在商代前期;以此上推,第一、二期年代更早,初步推测当在商代早期甚至更早。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邀请了其他学科学者一起参与,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承担瓷片与土样的成分、微量元素、吸水率及烧成温度等的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地层与窑炉中提取的炭样进行测年分析,南京师范大学负责环境等方面的分析研究。目前,这些研究正在进行。
三、本次调查及发掘的意义
此次专题调查与发掘表明东苕溪中游商代原始瓷窑址群窑址数量多、分布密集、时代早,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原始瓷窑址群,也是目前年代最早和仅见的一处商代原始瓷窑址群。南山商代窑址窑炉遗迹完整、产品堆积丰厚、地层叠压关系清晰、产品种类丰富,早期原始瓷器的胎、釉原始特征明显,晚期产品的烧制工艺较为成熟。因此,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为探索瓷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南山窑址最早地层可到商代早期甚至更早。无论是产品的胎、釉、成型技术,还是窑炉的装烧工艺,都具有相当原始性,具备瓷器早期形态的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瓷,为探索瓷器起源和中国瓷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而商代大规模原始瓷窑址群的发现,充分证明包括德清、湖州南部地区在内的东苕溪中游是中国瓷器的重要起源地。
(二)为探索南北方出土的原始瓷产地提供了新材料江南及北方包括殷墟地区出土的罐、豆等原始瓷,无论是器形还是胎、釉等特征,均与南山窑址产品十分相近,可能是本窑址或本流域窑址的产品。因此,南山窑址的发现与发掘,为探索南北方出土原始瓷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三)为建立太湖地区商代原始瓷编年序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南山窑址持续使用时间长,地层堆积丰厚,叠压关系明确,器物演变脉络清晰,从商代早期开始,贯穿整个商代,可基本建立太湖地区完整的商代原始瓷编年序列。在本区域内遗址发掘不多、编年材料不丰富的情况下,可反证遗址的年代,有助于建立本区域内更加详细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编年。
(四)充实了太湖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内容使用原始瓷礼器而非青铜器随葬是越国墓葬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因此原始瓷在越及先越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意义类似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使用者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商代原始瓷的规模生产,表明当时原始瓷制作已形成独立窑区,是探索当时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尤其是豆、尊、簋等礼器的出现,反映本区域内有自身独特的礼器制度。本窑区产品在殷墟商代都城区的出现,为探索中原与太湖地区交往提供了重要线索。
（执笔者：郑建明 陈元甫 沈岳明 陈云 朱建明 俞友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