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县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太湖之西南岸，隶属于湖州市。这里早期文明灿烂夺目：集中了浙江大部分的旧石器遗址，其人类历史可上溯至距今100多万年前；有马家浜至良渚时期完整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又是商周时期土墩墓的分布中心之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长兴龙山一带发现的数处商周时期印纹硬陶窑址，填补了西苕溪流域商周时期窑址的空白。
发现的窑址均位于长兴与安吉交界的林城镇龙山山脉的北坡，合称龙山窑址群，时代自商末西周初开始，历春秋至战国时期。产品主要为印纹硬陶，兼烧少量的原始瓷。为了进一步了解窑址的内涵、价值，长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会同省考古所对牌坊沟与荆竹关窑址堆积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和勘探。
牌坊沟窑址位于林城镇石英村牌坊沟自然村，龙山的东北坡。散落着大量的印纹陶片，并且山坡上有明显的隆起，从雨水冲刷出的水沟剖面来看，隆起部分为大量的陶片与红烧土块等窑址废品堆积，在堆积的上方，陶片明显较少但红烧土块更加密集，推测为窑炉所在。从陶片的散落及隆起的分布来看，窑址面积当在2500平方米以上。从试掘情况来看，本窑址文化层丰厚，最厚处超过100厘米，地层叠压清晰，至少可分成四个大的文化层。各个文化层印纹陶胎基本一致，紫红色与深灰色为主，部分胎心呈紫红色，内外表呈青灰色，偶见少量生烧呈土黄色的陶片。器型、纹饰三层差别较大，第四文化层器型主要是坛与罐两类器物，坛多为直口或侈口高领，平底但底腹间转角呈圆角状，罐器型较小，大平底外凸，部分呈极矮的圈足状，印纹单一，以回字纹占绝大多数，少量曲折纹，回字纹细密，浅平，回字的内外框基本平齐，部分呈棱形状，拍印较杂乱，曲折纹亦细、浅，排列杂乱。第三文化层器多呈红褐色，陶片不多，说明这一时期产量仍旧不高，产品单一，仍旧以坛与罐两类器物为主，口沿外侈，底与第一期相似，包括平底圆角与大平底外凸两种，已不见浅圈足器物，纹饰仍旧以回字纹为主，少量曲折纹，但发生明显变化：回字纹不见棱形状，均为方正的回字形，内框外凸，外框弱化而明显低于内框，纹饰较粗大，排列整齐；曲折纹亦变得粗大整齐。第二文化层为红褐色土，夹杂有大量的陶片与红烧土块，几乎接近于纯陶片堆积，说明产量在这一时期有巨大的提高；器型纹饰丰富多样，达到了印纹硬陶的鼎盛时期。器型以坛、罐、瓿类器物为主，包括少量的尊、瓮、罍等，纹饰粗大清晰，排列整齐，主要有回字纹、云雷纹、叶脉纹、重菱形纹、曲折纹，流行回字纹上间以一道或几道粗大的云雷纹或重菱形纹等纹饰。多数器物体形巨大、造型矩整、纹饰繁缛，代表了印纹硬陶制作的最高水平。在这一文化层中还发现了少量的原始瓷残片，器型主要为豆，灰白色胎质细腻坚致，通体施釉，青釉施釉均匀，胎釉结合好，玻璃质感强，是西周早期为数不多的几处烧造原始瓷的窑址之一。第一文化层器类又回归单一，以小型罐为主，纹饰基本为回字纹，回字内外框平齐，线条较细而浅，但单个纹饰较第四文化层为粗大，排列更加整齐规则。常见在肩饰一条菱形纹带。
结合江南地区土墩墓的分期及本窑址的地层叠压关系，第四文化层的时期相当于商末周初，第一文化层的时代为西周中期，第二、三层为西周早期。
荆竹园窑址产品较为单一，以坛与小罐为主，纹饰以麻布纹或细方格纹占绝大多数，少量的米字纹、编织纹。时代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
龙山窑址群的发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是首次发现西周早期的印纹陶窑址，长兴也是目前唯一发现此一时期窑址的地区，为江南地区土墩墓中出土的西周时期大量印纹硬陶找到了产地。
使用印纹硬陶与原始瓷随葬是吴越地区商周土墩墓的一个显著特征，尤其是越文化分布区，几乎完全不见青铜器而只使用印纹陶与原始瓷。而印纹硬陶在西周早期达到了发展的最高峰：产品种类最丰富、大量礼器的使用，器型巨大、制作规整，纹饰复杂多样、包括各种精美的云雷纹等。这一时期完全代表了印纹硬陶的制作水平，也是越地印纹硬陶文化的集中代表。而本窑址烧造的正是这一鼎盛时期产品，因此代表印纹陶制作的最高水平。江南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土墩墓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均与本窑址产品十分接近或完全一致，许多器物可以确定是本窑址的产品。
其次从地层上建立西周早期的年代编年。
西周印纹陶的编年，更多是依据土墩墓中出土器物的类型学排比，而缺少地层学上的依据，本窑址的地层堆积一方面验证了原先的分期，另一方面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在商周之际建立了过渡期别，使其文化序列更加完善。
第三，探索中原地区与江南地区关系
云雷纹在商代印纹陶上一度曾作为主体纹饰出现，但到了商末周初被回字纹取代而基本不见踪迹，到了西周早期，又开始重新出现，但这一时期的云雷纹与商代又有较大的区别，个体粗大，除通体装饰外，还在回字纹等器物上作为醒目的装饰带使用，这醒目、粗大云雷纹作为装饰题材的风格，可能受中原西周文化的影响而出现，据此可进一步探索两地的文化交流及其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