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静好，山上的植被郁郁葱葱，成堆的瓷片上栽了李，梨，桃，杏等各类果树。春天，桃红李白，煞是好看。冬天到来，草木枯萎，俯首翻捡，说不定一件唐代或宋代瓷器残件就跃入眼帘。这是一片净土，虽然紧依水阳江，因水路时代的逝去，此处已远离岁月的喧嚣，没有被大面积的损毁。直到今天，几百座古窑址依然待字闺中，静静地深藏在窑林草丛中。目前经宣州区文物所已勘测登记在册的就有70多座。
踏上山岗，当我们面对奔流不息的水阳江水，思索着我们从哪里来，尝试去解读人与自然奥秘之时，发现我们的先祖们是如此低调地躬身这片热土。用精巧的双手创造了工业文明的璀璨之花——宣州窑。
一、低调的古窑
在这里，通往田间的道路都是陶片铺成，沟塘间散落着陶瓷匣钵，退水后，可见水沿有厚厚的陶瓷碎片堆积土中。浅山丛林绵亘几十里，窑火遍地。龙窑两侧，堆满了陶瓷碎片，处处是残器。如今在狸桥镇境内如“西窑冲”“南窑冲”“上窑”“下窑”等地名依旧沿用。
山上的树肯定是不止换了一两茬，河里的水是奔流到海不复回。这山川之间原来曾经沸腾着的火热的故事令人遐思。触目情深，窑温尚存。透过这绿水青山背后流转的岁月变迁，多少人试图拂去尘埃，让宣州窑历史的真容一点点地展现到我们眼前。
可惜，一个延续千年的工业活动，一个在全国层面都有产品交流的古代工业园区，居然找不到详实的文字记录。
清代蓝浦、郑延桂《景德镇陶录古窑考》：宣州窑，元明烧造，出宣州。土埴，质颇薄，色白。
清同治九年（1870）翻刻嘉庆二十年（1851）翼经堂本：元有浮梁磁局，执掌景德镇瓷器，也称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
民国时期黄矞的陶瓷专著《瓷史》载：“五代数十年间有瓷窑可考者有五，曰：耀州窑、郑州窑、宣州窑、南平窑、越州窑。”这大概是对宣州窑全名最早的记载。唐宋元明的文献记载宣州窑的史料更是及其匮乏。
今天，在我们看来，每一块瓷片都是宝贝，每个窑址都是历史文物。这一片古窑址简直就是庞大的工业园区。但在古代文人眼里，却是视而不见。
唐代的李白驰一片白帆路过这片青山绿水，挥一挥衣袖没有留下一片云彩。宋代的周帮彦曾羁旅水阳古镇，关心的是江上捕鱼的渔郎和水边浣纱的少女，没有俯下身段去附近的窑厂和窑工嘘寒问暖。
梅尧臣，唐汝迪，钟震阳这些赫赫有名地方乡贤的吟诵也没有聚焦这一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热土。他们同样无视岸上熊熊燃烧的窑火。
搜寻了附近几家大家族的家谱，也没找到关于宣州窑的只言片语。
剩下，就是《宣城右集》中，有先贤章国光的《许真君祠堂记》里“其土可以陶埏为器……”的寥寥数语。
据说宣城明代榜眼汤宾尹还编纂有《宣城左纂》。专记人情逸事，物产掌故，想必有宣州窑的记载，可惜，书已不传。
面对如此窑烟袅袅，舟帆蔽日的繁荣景象，为何古籍不载，文人不吟，乡贤不记？
或许只有一个解释，古人认为制瓷烧窑，就是底层民众的营生，不值一记！
这就难怪宣州窑一直以来藏在深闺人未识，外面专家也不知。正如《景德镇陶录校注》称：宣州，今安徽宣城。明代烧造瓶之类的贡瓷。窑址迄今未发现。安徽省博物馆前几年在宣州窑藏品上直接标明是长沙窑。南京博物院至今还把宣州窑放在长沙窑展柜。
二、掀开面纱一角
一个让宣州窑崭露真容的机会出现了。
2013年下半年,水阳江综合治理工程下游正在开卡。
这个寒冷的冬天,它为宣州窑以一种非常的方式揭开了朦胧面纱神秘的一角。虽然2012年宣州窑已被安徽省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水阳江底农民挖宝的消息上了各大新闻网头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奇者齐聚水阳。在唐代文化层大量文物被盗挖，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在公安的协助下进行抢救保护性发掘，共挖掘唐代宣州窑藏品达300多件。瓶罐，执壶，水盂，粉盒，瓷砚等等，有生活器具，有文房用品，不一而足。一批唐代陶瓷在河底显露真容。千年的岁月沧桑，丝毫没有损坏它们的滋润光泽。那融合着山水之色的青绿，大自然灵魂之色的黑釉，依然像一泓流着绿波的清泉，熠熠生辉，宛如刚出窑炉。有人说，这说明水阳江水千年来没有受到工业化的污染，PH值处在正好呵护瓷器不受侵淫之点。我认可。但我还是觉得，宣州窑当年的制瓷工艺无论是选料，拉坯，打磨，上釉，焙烧都已十分成熟和稳定。尤其是烧造施釉等技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与此同时，在同一文化层也发掘出一批长沙窑的瓷器。有贴塑，题诗的执壶，有点彩的水盂等等。还有一些越窑、定窑的瓷器。说明了此处已然是繁华江南的一个瓷器交流的集散地了。
由于开卡发掘的面积和区域有限，对于当时的生活生产场景只能是管中窥豹，还不能完全描绘或复原出当时人的活动状况。不过，即便是惊鸿一瞥，也让我们领略了一千多年前的先人，在这片土地所创造的文化辉煌。
三、大唐风范
距离水阳古镇开卡施工现场向上游不到5公里处，2014年也正在建造牛儿港节制闸，这是水阳江水东向流往固城湖的一条河道。河底卫东圩的大圩角圩埂下露出一排排码放整齐的黑釉大罐，每排有四到十层之多，人们判断这就是小河口古窑址的成品堆场，整条圩埂全建在这片堆场上。因圩堤是圩区的生命线，文物部门一直没有进行发掘，也没人敢动。在堆场旁边的河底，发掘出连排的三口古井，彼此相距不到60米。有一口井中掏出二十八件唐代的瓷器。
卫东联圩是1975年由13个小圩口连成的，老牛儿港河也被圈进了圩内，此河在光绪县志上记载有五条渡口。水阳江水在小河口处，一分两支：一支经龙溪流黄池河入长江，一支由牛儿港过固城湖经胥河入太湖。附近就是当年东晋咸和初在(326——334）宛陵县北部侨置的逡遒县。现在建节制闸的位置是新牛儿港，应该是古人的生活区，故有三口古井。
宋人说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歌谣。这里虽没歌谣，却有大量精美的黑釉两系大罐，大口唇沿，宽腹平底、釉水肥润，很明显这是一批唐代的典型器，且应是盛唐时期的器型，每一件都洋溢着大唐盛世的气息。
当年这些大罐想必是用来装酒的酒坛。元朝以前蒸馏技术还没流行，李白斗酒诗百篇所饮之酒只相当于我们今天家酿的米酒，品质上应该较为接近宣城青草湖黄酒厂的黄酒，酒精度数不高，所以才有许多海量的酒诗仙出现。
它们在这江畔堆放了千年，宛如刚出窑的新器，质量之高，产量之大，销售之广可想而知。这些瓷器为何静静地躺在这儿？是什么让它们突然封存，是何种力量让这几口井“沉入河底”？战争？瘟疫？人口的锐减？沧海桑田，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问。
在美国的克里夫兰大学博物馆，藏有一件宣州窑釉下点褐彩注子。唇口，刀削八方短流，鼓腹平底，假圈足，釉色晶莹透翠，明澈如冰，温润似玉。典型的唐中期以前的器形，十分精美，据判断就产于此处。
这里就是小河口古窑址群。河道上面的村庄叫小河村，已探明有十多家完整的唐代古窑址，生产的大部分是黑釉的大罐和大执壶。黑瓷在广大瓷器研究者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小河口黑釉瓷可以说是继德清窑黑釉的又一个顶峰，它们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它的黑釉大罐，器型硕大，胎体厚重，色黑如漆，圆润肥硕，平底半釉，器型规整大气，通体散发着大唐王朝的高贵气质，是继德清窑黑釉鸡首壶后的又一黑瓷中的顶峰之作。在中国瓷器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
宣州窑研究会副会长孙玉牛讲了一个他和四个黑釉大罐的故事。
80年代的一个清明节，河干水浅，他到山里上坟回家，跨过牛儿港上的一条小溪，见溪边被水冲出一只黑釉罐子，他就用树枝掏了出来，一掏连着掏出了4个完整的黑釉大罐。这罐明显地和我们现代的罐子不一样，平底宽腹圆口，十分规整，釉水肥润，宛如新的。心想这东西带回家可腌咸菜。就搓了两根绳子把罐子挑回去了。见到隔壁二婶，就送了两个给她，自己留了两个。若干年后，发现这东西是文物，一天回去问婶婶罐子可还在，婶婶说，一个腌了菜在厨房。一个在外喂鸭子，被人两元钱买走了。他说，当时几乎家家门口喂鸡喂鸭的都是古窑上的老瓷器。
小河口古窑址群，烧造的瓷器，品种已十分丰富，有生活实用器的灯盏，碗餢；有文房用具的水盂，瓷砚；也有娱乐用的腰鼓，最多的是和酒有关的酒坛和执壶。器形普遍硕大精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物质的丰富，社会的富足。因为唐代的宣州是上州大郡，与润，越，苏，杭同为江南五大中心城市。
可以想象，当年卫东联圩还没有圈起，立于河口村的塌山，两岸炉火连天，清风徐徐。放眼望去，沙鸥翔集，碧波浩渺。水阳江，作为连通丹阳大泽与太湖流域的黄金水道，帆樯林立，百舸争流，码头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一片繁忙的景象。正所谓“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
四、又一高峰
此处沿江而上，溯源十几里就是山岗窑址群遗址。它应该是德清窑青釉的延续。山岗所出青瓷，釉色莹润，胎骨坚致，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低，瓷化程度极高；釉色苍翠，釉层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造型修长，式样优美。在装饰处理上仍以素色为主，同时有新颖的釉下点彩出现。追求釉色之胜，器型也更加秀美。五代南唐风格很明显，同样是执壶，大多是青釉、长流、束腰修颈，明显区别于小河口古窑址的短流、宽腹、黑釉。足以说明该处窑址晚于小河口窑址，器形接近于五代，北宋。任何一种纹饰都不是凭空而来，也不会无端消失，它必然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同在一个区域，不同时期，体现了典型时代特征，但又有窑系的传承。
此时的器物明显优于其他窑口，出现了釉下彩，并有一些文字符号的纹饰，如壶把上有“千秋万岁”款，或“吉利”款等，壶身有“节节高”等装饰。除平足外，一般都通体施釉，釉水青翠欲滴，晶莹剔透，手抚之有冰洁玉清之感。山岗窑址群的瓷器，可以说是“宣州窑”的一个顶峰时期。
一个窑系的诞生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广袤的松树林，这是必不可少的燃料，也只有松树枝才能让窑温达到1200度以上。二是要有瓷土。三是有河流，最好靠近或能直达黄金水道，这里是水运时代的运输干线。这一片土地三者兼具，剩下的就是窑工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去。南唐之时中原战乱，偏安一隅，相对安宁，中原窑匠纷纷避难于此，也带来了治窑技术的交流和提升。
黄矞的陶瓷专著《瓷史》说：“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之。”说的大概就是现在的山岗古窑址群中所生产的精品。
在山间走一遭，所到之处，全是残碗断壶及生产的模具。其中叠烧堆积在一起的瓷碗最为普遍，现在在窑址仍可捡拾到“千秋万岁”之类款的执壶残件。遗址中的器物，即窑址器，是古代窑工就地抛弃的残次品。不是缺釉、残损就是烧结，绝难找到一件没有瑕疵的器物。完美的器物也有，要么在河底，要么在码头。但残件自有残件的乐趣。一位很有情趣的朋友在山岗下面的茆市湖，幸运地捡到一碗一壶。虽皆有残缺，但通体清翠欲滴。置于书桌，壶植青浦，碗作水盂，真有“闲情聊自适，幽事与谁评，几上玲珑石，青浦细细生”的韵味，引得人好生羡慕。
因新冠肺炎去世的天才画家，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寿祥，生前也是宣州窑的忠实粉丝。他的静物画中有不少“宣州窑”的唐代酒壶的身影，这让他的水彩画更加蕴含了东方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调，直指人的灵魂。
五、宣州官窑
小河口和山岗窑址群附近，包括固城湖周边如黄泥宕,狸头桥及水阳江左岸的东门渡窑址生产的是一种极为粗糙的瓷器，代表器型应该是“韩瓶”。这种器型产量特别多，年代应晚于小河口和山岗古窑址群，在宋至明期间。有许多窑口在修路时被挖开，里面有成百上千没有出窑的瓷瓶，粗糙不堪。按照一般的规律，后代的产品应优于前朝，事物是向前发展的，技艺，质量应越来越好。但在瓷器上却不是这回事，一个顶峰过去后，却很难再逾越，有的同样的窑系，衰落期的产品和顶峰期大相径庭。韩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种小口、鼓肩、修腹、平底的陶瓶，也是狸桥地区最多见的古窑器。
在东门渡古窑址群发现有刻“宣州官窑”款器物，曾引得许多人揣度。嘉庆《宁国府志-食货志》载明代贡目十二，其中有“官瓶”一目。
那么，宣州窑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实际上它署官窑款的产品远没有有些无官窑款的精致。其实，官窑不是不计成本追求品质的御窑。在宣州窑址群两个高峰期的瓷器，恰恰没有“宣州官窑”款，赫然戳有宣州官窑款的则是与当时的酒类专卖制度有关，或民造官用，或官搭民烧。
在宋代，酒是官府专卖的商品，这种制度即“禁榷”，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来源，酒的酿造、贩卖为官府严格掌控。那么，酒瓶的烧造，同样也是在酒务控制下的窑场进行。“宣州官窑”款酒瓶的意思就是宣州酒务控制下的窑场所生产的。
其实自汉以后，代有酒禁，宋法独严。犯私麯多者，罪至弃市。宋洛阳人柴巽任左殿直，就在宣城属镇符里（今东门渡）总辖酒税。
南宋前期，军队专擅酒利，也是普遍情形。南宋“中兴四将”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的军队，均有可能酿过酒，也卖过酒，卖酒当然要有酒瓶，朝廷曾把金宝圩对面的永丰圩（现属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赐给韩世忠作为私有，韩就地酿酒赚取军费就顺理成章了。酒酿成后要有酒瓶灌装，制作酒瓶的窑厂当然愈近愈好。也有一种说法，这种瓶之所以叫韩瓶，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的背嵬军行军时的水瓶。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设有“韩瓶”专条记之。
韩瓶有大有小，大的约产自北宋末年，到南宋就越来越矮小。酒是论瓶卖的，酒瓶变小，官府的利润就变大了。水阳江开卡，在原卫东街的上街头发现一个堆满韩瓶的仓库，几千个，这大概就是当时的酒物专门店了。也有人说这里是管家槽坊的原址，也就是现在白酒生产的明星企业驰名全国的安徽宣酒厂的前身。
又越千年。
宣城县二轻局于1962年在水阳江畔的小河口创建了地方国营企业性质的窑厂，这应该是新时期的“宣州官窑”，高峰期有工人200多，目前老窑厂的工人还有60人。最后一条龙窑坚持到2000年左右才熄火，如今依稀可见。现在已是荒芜一片，茅草丛生。
六、古窑兴衰
相传许旌阳来到符里镇（今东门渡）游山南，于窑旁置铁符，断自符以东是地当出至宝，其土可以陶埏为器，贸易泉货金帛，与宝无异也。今窑皆出铁符之东。
宋建中请国改元，左殿直柴巽，总辖酒税，在符里镇建了一座许真君祠堂以示纪念。
如果许真君是得道之前来的宣州符里镇，那么，宣州设窑烧造应不迟于晋代。
2019年秋叶渐枯之时，当地文物信息员，资深宣州窑研究者宣城宣州窑研究会秘书长周善喜，在原东云村境内发现了两处有成堆的麻布纹陶片。从纹饰、质地、残片的造型及窑具窑烧土初步判断，这是两座完整的汉代古窑址遗址，最晚也要到东汉。且据他向区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方圆不止这两处类似古窑址。如果成立，水阳江畔的这片区域烧窑历史又将向前延伸数百年。这在全国还没有先例。
那么，宣州窑又是如何走向消亡，最终一层层蒙上它的面纱的呢?
周善喜认为宣州窑的没落与水系的改变和水位的提升有关。
水路相对于古窑址来说就是财路、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紧靠水阳江黄金水道，成就了这片区域窑瓷业的发达。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洪水也让这片区域窑瓷业转移直至消失。
2013年水阳江开卡出现了河底挖宝。同样，2013年牛儿港节制闸建造时那三口古井和一大片堆场也在河底。
有一种可能，唐朝末年，宁国节度使杨行密，为争夺地盘，与淮南节度使孙儒混战。宣城县志载：景福元年（892年），孙儒攻杨行密于宣州，有黑云如山，浙下坠于儒营上，状如破屋。占曰：“营头星也”。后儒败死。杨行密的部将石濛在胥河之上创筑“鲁阳五堰”，利用胥河以运军粮，水位抬高，小河口古窑址和堆场被水淹没而废弃，窑厂向上游山岗茆市湖方向迁移，就形成了后来的山岗古窑址群。
500年后。明正德七年（1512），为绝苏锡常地区水患，东坝坝基再次加高三丈，汛期，水阳江南来滔滔洪水不复东行，造成宣城、高淳、当涂诸县大批圩田沉没。同时也切断了宣州古窑址通太湖流域的便捷水道。
也就是 ，唐末的战乱导致了小河口古窑址沉没于水下。明正德七年，东坝加高三丈，水阳江固城湖水域水位再次提升，至此，每逢汛期，宣州窑窑口大多受洪水的淹没，不复兴旺。
这里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期待着有关部门和研究者的跟进。
当然，如今，历史真相已很难一下子作出定论。宣州窑的神秘面纱，只是被掀开了一角，千年的冰山仍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等待人们去发掘。这是历史财富，也是现实的挑战。
从已知的窑址作出符合逻辑自洽的判断，也是追究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即便有一天对其中一座完整的古窑址进行一次全面的发掘，在当前历史材料非常匮乏的前提下，也不能一下子复盘宣州窑的本来面目。
留下疑问，充满未知，反而能吸引更多宣州窑研究者乃至历史爱好者，更加关注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课题，我们可以从窑炉作坊的构建，文化层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边环境对窑业生产的影响。从人文技术条件，销售路径市场，甚至中外交流，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等等。著名的古窑址研究专家李广宁，张勇等曾多次来到这里作田野调查和研究，并全力推进了宣城宣州窑研究会的成立。
七、待解之题
爬上堆满瓷片的窑址，翻检着一片片静躺了千年的古瓷片，仿佛翻开一页页封存多年的线装书。细风和煦中与先人的智慧和往古的社会文明相触碰，无声的交流和沟通，不知不觉开启了久已关闭的心扉。对曾经历过火与土洗涤的这片土地，由然而生一份敬意和眷恋。
从这里，一捧土，千淘万洗，千锤百炼。借助火的威力，又装上木船，扬帆碧波，踏进每个家庭的厨间庭堂。有的甚至驶过蔚蓝的大海，远航到大洋彼岸，不能不让人神思飞扬。
在这里，可以充分领略每一片瓷片的独特魅力，在悠悠逝去的岁月中，找寻古人的印记。
试想，我们可否绘制一张水阳江畔窑址图，给人一个明确的空间概念。人们可以凭着这张图，用GPS导航找到一个个曾经烟火熏天的窑包。让历史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为人们的休息旅游、猎奇探险、田野研究与古人的艰辛生产搭建一个连接的平台。当然文物部门也要多设置一些文物信息员的公益岗位，发动群众加强文保力度。
明月不染沧桑之迹，草木应知世事轮回。
细细的品味中，有可能，历史的火与土的燃烧会把现代人长居水泥森林的身躯弄得激情沸腾，生出高山仰止之思。
因为每一个遗址和随之出土的件件器物，都是先人们在此活动的见证。不仅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窑口生产情况，揭开宣州窑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可靠的实物依据，走进一步，也许就是我们找到贴近自然，对话先贤的切入口。
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只有艺术品才能证实，在时间的洪流里，人类确实发生过一些事。
这是我们今天，无论是寻古访幽，还是历史研究，走进这片土地，去触摸古宣州窑那一点点的余温，最有文化内涵，也最有意义的诠释。
宣州窑在中国两千年的瓷器历史长河中，曾经辉煌的存在，现在不够璀璨夺目，是因为神秘的面纱还没有真正掀起来。(文/时国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