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丽阳乡瓷器山瓷窑遗址位于江西景德镇市西南２１公里，分布在丽阳乡彭家村和丽阳村之间的瓷器山西坡和碓臼山南坡，紧靠昌江，去年底，窑址遭到盗掘。为保护该遗址并获取科学材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故宫博物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于７—１０月对景德镇市丽阳乡彭家村和丽阳村的元、明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五代、宋、元、明时期的瓷器，初步确定这处瓷窑遗址的范围较大，生产时间从五代至明代，是景德镇市区以外一处相对集中的瓷器生产地，发现并发掘元代晚期的龙窑窑炉和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各一座。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古陶瓷研究专家耿宝昌、李辉柄、刘新园，陶瓷考古专家权奎山、刘兰华等先后到考古工地考察、论证后，一致认为这次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
元代龙窑位于丽阳村碓臼山南坡，长２４．３、窑室最大宽度４米，窑内未经扰乱的匣钵摞叠成柱状、排列整齐，处于原始装烧状态，窑壁保存较好，这是迄今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未经开启的元代瓷窑炉。从未经扰乱的原状匣钵柱及其排列形式可以看到，匣钵柱之间除了用亚腰形的窑撑保持匣钵柱彼此间的距离外，也有用砖、废匣钵片作窑撑具的现象，从窑撑两端有匣钵接缝印痕看，这些窑撑是原本当时装窑时用来固定匣钵柱并使之保持间距的泥块，经火烧后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为保持匣钵柱最下面的匣钵平稳，则根据需要采用废匣钵片和不规则形的支脚为垫具，或直接用砂子铺垫；每个匣钵内都装有一个规格基本相同的碗，碗底和匣钵之间有垫饼，根据其形状可知这种垫饼并不是预支且也没有初步煅烧，而是在装碗时由窑工把泥饼放在匣钵底部，再把碗坯放在泥饼上并稍用力下压，从而形成平衡。由于这些细节在以往没有发现过，所以成为研究和复原元代瓷窑窑炉形制、装烧工艺、每窑的装烧量、窑内匣钵排列方式和空间组合等瓷业经济史的原始根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龙窑窑炉形制比较特殊，火膛较深大、窑炉左右两壁外弧、炉壁近火膛处微内缩，尾部砌成圆弧形且没有龙窑常见的排烟孔等设施，这几点都是明代典型葫芦形窑的主要特征，揭示了由龙窑向葫芦形窑的变化过程，在陶瓷窑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窑炉突然停烧必定和当时当地的某些突发性事件有关，根据《同治饶州府志》等文献记载，元朝末年朱元璋的大将于光曾在丽阳修筑军事城堡，作为朱元璋进军鄱阳湖的军事基地之一。经发掘证实这座城堡就依据山势环布在元明瓷窑遗址所在的瓷器山和碓臼山周围，这种能确定是元末义军修筑的军事城堡以往也未见报道。所以，这座非自然停烧且未开启的元代窑炉，也成了反映和研究该地区元朝末年历史事件的重要材料。
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位于彭家村瓷器山西坡，长１０．９、窑室最大宽度３．４米，窑门、火膛、窑床保存较完好。葫芦形窑炉是明代景德镇地区流行的瓷器窑炉，其图像既见载于《天工开物》，在景德镇明代御窑遗址和湖田明代窑址也发现有实例，但是这些窑炉保存状况相对较差，关于其烟囱的形制历来存在争议。该窑炉的发现不仅可以填补景德镇御窑遗址发现的明初（洪武、永乐时期）葫芦形窑和湖田窑遗址发现的明代中期（弘治时期）葫芦形窑之间的空白，葫芦形窑自身形制展示的变化过程，也可以印证《天工开物》对葫芦形窑窑炉形制的记载，其史料价值尤为重要。同时，元代末年的龙窑和明代早期的葫芦形窑炉遗迹同见于一个窑场，其本身就揭示了景德镇地区元代晚期到明代早期的窑炉由龙窑到葫芦窑的变化过程。 出土瓷器有五代青瓷，宋元青白瓷，元代青花和釉里红，明代青花、仿龙泉釉、仿哥釉、黑釉、白釉瓷器等。器形有碗、盘、高足碗、高足杯、罐、执壶、炉、盏等。明代早期民窑场仿哥窑和仿龙泉釉瓷器是以往不为人所知的，这次发现丰富了学界对明代早期景德镇地区瓷器釉色品种的认识，而青花、白釉、仿哥釉、仿龙泉釉瓷器器类与造型的统一，又说明在同一座窑场内器物的形制并不因釉色品种的不同而有差异，这对陶瓷考古进行类型学研究尤其具有提示作用；同时，元代龙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碗、盘和明代窑址出土的青花折腰盘、高足碗等器物的产地也是以往不知道的，这次发掘所得资料对研究传世和考古发掘的同时期青 瓷、青花、仿龙泉釉和仿哥釉瓷器的产地均具有标尺意义。
北京大学权奎山教授强调指出对丽阳乡瓷器窑址的考古发掘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带有课题性质的对景德镇地区元、明时期的民窑遗址进行主动性科学发掘，所取得的收获除可以搞清楚景德镇地区乃至整个江南元明窑炉形制变化的规律，初步建立明代景德镇民窑瓷器的断代编年外，对研究明代民窑生产历史以及对景德镇地区的陶瓷考古也具有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