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21年度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付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的主动性考古项目，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国内顶级陶瓷考古研究机构，以及景德镇陶瓷大学、景德镇学院等地方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肖发标研究员担任考古领队。于2021年5月—2022年1月在御窑厂遗址公园的西北角、原景德镇市铁路局宿舍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图1）。
发掘位置图（航拍）
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是在2020年3月景德镇市考古所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探之后进行的正式考古发掘。本次考古发掘为了更好观察明清御窑厂北段西围墙内外遗迹与西围墙的布局关系，既没有按正南北方向，也没有按勘探探沟方向，而是按西围墙的走向为南北轴线，为避开周边建筑的阻挡，共布10×10（米）探方4个，外加5×5（米）探方3个，布方面积为475平方米（图2），后来为了遗迹的完整性，将3个5×5（米）探方扩展为2个10×10（米）探方，但受多种因素限制，实际发掘面积仅有442平方米。
图2 探方分布示意图
01 地层堆积
20世纪80年代在明清御窑厂西围墙墙基之上砌筑了护坡墙，护坡墙东、西两侧地层堆积差异明显。东侧为厂内官窑区，西侧为厂外民窑区，两侧文化层的开口均为民国地层，但厂内平均高于场外2.5米左右。现以典型堆积为例加以说明。
1.西围墙以东御窑厂内的地层堆积
在西围墙以东的御窑厂内，我们只发掘了一条长度17米、宽度为1米的探沟。从探沟东壁的地层剖面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层可以划分为5层（图3）：
T4东壁地层剖面图
第①层分为a、b、c三个亚层。①a、①b层为现代层，遍布整条探沟，出土少量现代建筑垃圾和塑料制品、玻璃碎片等，为1980年代以后形成。①c层为踩踏面，遍布整条探沟，出土大量晚清民国时期的青花、白釉瓷片，另有少量玻璃碎片、电瓷等，分析为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坊踩踏面。
第②层分为a、b两个亚层。②a层厚约1.80米，遍布整条探沟，是厂内堆积最厚的一层堆积。土质紧密，土色红褐，含少量匣钵、窑渣、瓷质套缽、垫饼，另有一些明初的官窑釉里红、红釉、白釉碗、盘瓷片，不见宣德以后的产品，分析为宣德时期形成的堆积。②b层厚约0.20米，土质粗松，土色灰黑，包含大量匣钵、窑渣，另有大量元代青灰釉瓷与明代初期的白釉与釉里红瓷器，器类有高足杯、碗、盘、双耳抱月瓶等，还有一些白釉瓷质筒瓦等建筑构件，分析是明代永乐时期的堆积。
③层，垫土层，很薄，厚约0.05米。质地紧密、纯净，有夯打迹象，土色红褐。Q1叠压于该层之上。该层包含物有少量白釉碗、瓷质套缽及一些洪武时期的建筑构件。分析是明代洪武时期的堆积。
④层，窑业垃圾层，厚约0.25米。包含匣钵碎片、窑渣，另有一些元代青灰釉、青花瓷片及少量洪武时期红绿彩及红釉瓷片，器类有碗、盘、高足杯、瓷塑等。分析为元末至明洪武时期地层。
⑤层，踩踏面。包含少量匣钵碎片和窑渣。包含物有元代灰青釉瓷、卵白釉瓷及宋代青白瓷，器类有碗、杯、碟等，判断为元代堆积层。该地层和墙外T02⑬层为同一时期。
2.西围墙以西御窑厂外的地层堆积
在西围墙外围区域平均发掘深度在2米左右。部分探方发掘至生土层，深度在6.25米左右。
厂外地层堆积与厂内地层堆积的最大区别是，厂外几乎不见永乐至宣德朝的明代早期堆积，在元代堆积之上的明代堆积，年代最早的也不过是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即所谓的“空白期”，堆积较厚的是明代中晚期至清代中期堆积，清代晚期至民国早期的制瓷作坊与烧造窑炉遗迹比较多，民国晚期以后只见房屋与道路遗迹。另外，在元代堆积层之下，发掘区的南北两端都发现了较厚的南宋青白瓷窑业垃圾层。
西围墙外的地层堆积，以元代堆积为界，明显可以分为上下两个时期：
上层的明清时期，堆积厚度在0~3米左右，地层堆积非常复杂，比如在T4的北壁（图4），由于层层遗迹叠压打破，基本上没有单纯的地层堆积，看到的是不同时期的遗迹相互叠压、打破现象。
图4 T4+T7北壁地层堆积
下层的宋元时期，堆积厚度在0.2~3米左右，地层堆积较为单纯，基本上都是窑业垃圾形成的地层堆积，很少有窑炉、作坊或其他建筑遗迹。其中元代堆积都较薄，厚度不超过0.60米，宋代堆积则很厚。整个发掘区就T2发掘到了生土层，是西围墙以西、御窑厂外发掘深度最深的一个探方，从地面至生土深达6.25米，其中最下层的宋代堆积就厚达3.15米（图5）。
图5 T2南壁地层堆积
02 揭露遗迹
本次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多。据初步统计，有围墙4道（编号Q1—Q4）、房基8座（编号F1—F8）、窑炉11座（编号Y1—Y11）、辘轳坑23座（编号LLK1—LLK23）、釉缸4个（编号Ga1—Ga4）、灰坑10个（编号H1—H10）、池子10个（编号C1—C10）、路面7条（编号L1—L7），共计77个各类遗迹单位。这些遗迹包含了从制瓷到烧成全过程的各类作坊与窑炉生产体系。其中，御窑厂北段西围墙（Q1）与明代中晚期护窑墙（Q4）之间的砖铺路面（L4）的发掘，基本厘清了北段西围墙的修建年代和改扩建情况（图6）。
图6 发掘遗迹分平面布总图
1.御窑厂内官窑遗迹
北段西围墙是本次考古发掘最重要的官窑遗迹，编号为21JYQ1，位于T1、T2、T3、T4的东侧，从南向北纵贯整个发掘区。长度41米，残高0.8~1.2米，宽度一般是两股墙紧贴在一起，宽0.8米，最北段是内、中、外三股墙贴合在一起，宽1.3米（图7）。围墙平地分段修砌，材料以废弃匣钵为主、兼以瓷质板瓦、筒板等建筑构件填充其中，还见有少量永乐朝的官窑白釉瓷片。围墙起建之初对下层洪武时期的窑业堆积（④层）进行过平整，在窑业堆积层上铺垫了一层红褐色黏土（③层）并进行了夯实。夯土层之上为土质紧密、厚度约2米左右的永乐—宣德时期文化层（②层）。
图7 Q1北段全景照
2.御窑厂外民窑遗迹
西围墙西侧民窑区揭露的遗迹现象，除了一条紧贴围墙、宽约1米左右的巷道（L4）和巷道西侧的围墙（Q4），还属于御窑厂外围的道路设施外，其他都是民窑的制瓷作坊、烧造窑炉及窑房等遗迹，涵盖了窑业生产活动的主要环节。其中，明代时期形成的巷道（L4），是判断官、民窑空间变化和互动关系的标尺依据。而一批形制演变规律可循的马蹄窑、葫芦窑、蛋形窑的出现和消亡，则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景德镇镇区民窑发展历史轨迹的最好实证资料。
L4分布于Q1与Q4之间，纵贯发掘区的南北，长度比西围墙短12米，在南面的T1、T2保存较好，路面铺有硪卵石。路面由东向西呈斜坡状，既是巷道，又起着御窑厂外围排水沟的功能（图8）。
图8 L4局部照
在巷道（L4）的西侧揭露出横贯南北的墙基一道，编号为Q4。该围墙的建造方式为挖基槽和平地起建两种。与西围墙不同的是，下部墙基为青麻石砌筑，上部墙体为废弃窑砖错缝垒砌。根据墙基下层垫土内出土瓷器的特征及各遗迹、地层的关系判断，该墙建造于明代中后期，在明代御器厂与清代御窑厂被烧毁后，曾遭御窑厂外的民窑窑炉、作坊等遗迹打破。
揭露出的11座马蹄形+葫芦形+蛋形窑炉遗迹，为本次考古的最重要发现之一。其中，明代早中期马蹄窑3座，分别编号为Y9、Y10、Y11，保存均不甚完整。根据地层关系和其中的包含物特征分析，推断Y9、Y10、Y11的建造年代为明代空白期（正统—天顺）。Y9、Y10分布在T4的北面，Y9叠压在Y10之上，窑室平面都呈倭角正方形，但Y9遭上层遗迹破坏只剩残迹，Y10因在底层，整体形状还全（图9）。Y11位于T1，由于上层叠压有Y3与Y5，只露出宽仅1.2米的窑头火膛，窑室长度未知，这种袖珍窑推测是二次烧烤釉上彩的色窑。
图9 Y10全景
明代中晚期葫芦窑3座，分别编号为Y4、Y6、Y8，位于发掘区北面的Y4、Y6两座窑炉保存完整，均很好地保留了窑前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床、护窑墙、窑棚柱础等（图10），南面的Y8则由于晚期Y1与现代房屋的占压，只清理了窑后部。这3座葫芦窑的形制特征与明崇祯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绘录的葫芦窑基本一致。
图10 北面一窑压5窑
图11 南面5窑密集分布
此外，还揭露出清代蛋形窑5座，分别编号为Y1、Y2、Y3、Y5、Y7。这5座窑炉除了年代最晚的Y2分布于发掘区的北面外，其他四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南面，叠压打破关系非常明显，所以其相对年代的早晚关系也比较清晰。我们分析Y5早于Y3，Y3又早于Y1与Y7，年代最晚的是Y2。其中Y1与Y7平行分布，窑床面也在同一平面上，从Y1、Y7的窑尾都已伸入到御窑厂西围墙（Q1）里面分析，其年代有可能是清代御窑厂在清同治年间被太平军烧毁后所建，是清代官、民窑在时空互动上最好的例证。Y3与Y5都对东面御窑厂西围墙外的巷道（L4）与围墙（Q4）有所打破与利用，因此，其年代有可能在明末清初明代御器厂停烧以后所建。年代最晚的Y2经过两次改、扩建，有可能始建于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仅窑室的长度已扩展到22米，如此之长的蛋形窑在景德镇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也是首次发现（图11）。
03 出土遗物
本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数量众多且种类极为丰富，经过初步的室内整理，统计的瓷器、匣钵、窑业生产工具、陶器、琉璃、瓷质建筑构件、青石建筑构件、铜钱等可复原器物达千余件，年代从南宋早期延续至民国时期。
宋、元地层出土的瓷器按面貌特征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南宋早中期，均施青白釉，器类以碗、盘、碟、盏为主。其中，占较大比例的模印“莲池”纹样的碟和“酒”字铭文的盏，胎质洁白细密、纹样简洁精美，是宋代青白瓷以釉色取胜向以纹样取胜转变时期的可靠依据。第二段为宋末元初时期，瓷器的质量明显低于前段。器类、釉色趋于单一，仅见一些青灰釉碗、盏等日常生活器皿，具有灰胎粗糙、平底微凹、下腹模印程式化莲瓣纹的时代共性。第三段为元代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地层堆积较薄，产品仍以青灰釉的碗、盘为大宗。此外，和官府及外销密切相关的卵白釉、青花装饰的碟、杯类产品也有少量出土。
明代地层出土的瓷器按属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类，按面貌特征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明代初期。官窑产品的釉色有白釉、红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四种，器类有碗、盘、高足杯、双耳抱瓶、梅瓶等，另有大量洪武时期的建筑构件出土。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堆永乐时期釉里红瓷器残片，竟是9件釉里红高足杯打碎后集中掩埋的，其中装饰三鱼纹的永乐釉里红高足杯，在目前国内外还不见传世的完整器，显得特别珍贵（图12）。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模印、刻划铭文的瓷质套缽，是研究明初官窑制度转变阶段的实物载体。与此相反，这一时段民窑产品的釉色、器类极为单一，仅见白釉和低温红绿彩装饰的碗、盘、高足杯等。该现象和落马桥窑场揭露的明初地层堆积相一致。
图12 厂内官窑瓷器集锦
第二期为正统至成化早期。厂内不见该时期的官窑遗存，厂外的窑业面貌却极为丰富。产品以白釉、蓝釉、仿龙泉青釉、青花的碗、盘、高足杯、筒式炉为代表，形制、纹样演变规律可循是该时段产品的显著特征。出土的一些青花筒式炉书有纪年铭文，为判断器物的年代提供了精准的依据。其中一件青花书“景泰三年”的瓷器标本（图13），是明代空白期屈指可数的有纪年铭款瓷器，直接证明空白期不空白。
图13 厂外民窑瓷器集锦
第三期为成化中期至正德时期，产品的面貌纷繁复杂，尤以市场为导向的青花和仿龙泉青釉瓷器大量烧造。器类有碗、盘、杯、碟、壶、炉、罐、洗、瓶、研钵、油灯、高足杯、砚滴、盒等，产品的形式各异、纹饰丰富多样，一些仿官样的产品在各地藩王府遗址、墓葬时有出土，是研究明代中期官民窑互动现象及王府用瓷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期为嘉靖至崇祯时期。这一时期的产品以青花瓷器为主流，低温彩瓷也少量出土。该时段的产品按照胎质、装饰可分为粗瓷和细瓷两类。其中，细瓷类产品中以“官搭民烧”和“克拉克”瓷器为显著代表，这些产品器型规整、装饰繁缛精美。这和明代晚期御窑厂的窑业生产及管理制度废弛，高水平的窑工转入民窑作坊，民窑制瓷技艺倍增的史料记载相吻合。
清代早中期的地层堆积时代序列相对清晰，出土的器物按胎质可分为粗、细两类。釉色以青花、白釉见长，器类主要为碗、盘、碟、杯等大宗日用生活器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初期地层出土的数件“干支纪年”款瓷器，为判断相同地层出土器物的绝对年代及相关遗迹的时代变化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依据，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动态进程。晚清至民国的堆积多被遗迹叠压打破，对器物年代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扰。但不乏精细的瓷器出土，具有代表性的标本有晚清时期的官窑瓷片及民国江西瓷业公司瓷器。
04 主要成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2014年发掘收获与相关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尽管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已经经过了多达数十次的随工或主动性考古发掘，但依然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继续探讨。如御窑厂的创建时间；御窑厂建立以后各个时期的具体面貌；御窑厂的范围和边界；在御窑厂建立以前此处是否已经有了窑业，即御窑厂建立的窑业基础；御窑厂的布局和功能分区；御窑厂在明末清初和后期的改建情况，是否破坏了所有的清代地层……”
虽然2021年度考古发掘的地点位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西北角，发掘面积也不大，但处在官民窑业的结合地带，且地层堆积保存较好，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众多，还出土了南宋至民国时期的丰富遗物，所以考古发掘取得的成果显著，对探讨秦大树教授提出的上述六大学术问题的五个问题，都可以提供全新的解答。
成果一：确定明清御窑厂西北边界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从1973年至2017年，经过了二十多次的考古勘探与考古发掘工作，在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授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7年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但到2016年，学术界与御窑厂遗址保护主管单位对明清御窑厂遗址的范围与边界仍一直无法确定。
此次我们发掘的一段长达25米（包括2020年勘探部分）、宽1.3米、高0.8~2.5米的御窑厂西围墙，确定了明清御窑厂西围墙的位置、走向、构造方式。再加上我们在发掘期间，正好碰到管道工人在发掘区北侧彭家上弄埋设自来水管，开挖时碰到御窑厂的北围墙，因此，把御窑厂西北角的位置也确定下来了。明清御窑厂西围墙北段、特别是西北角位置的确定，是继2017年发现御窑厂东围墙与东北角、2018年发现御窑厂西围墙南段之后，对明清御窑厂四至范围的再一次重要考古发现，从而把长期无法确定的明清御窑厂西北边界得以确定。这为探讨明清御窑厂的分布范围与边界、修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编制《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申遗文本》提供了第一手考古资料。
成果二：确定明代御器厂的建设年代
由于历史文献对明代御器厂设立年代有洪武二年、洪武三十五年、正德初年等多个说法，导致学术界对明代御窑厂的设置年代长期争论不休。近四十年随着御窑厂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又衍生出了设立于永乐年间、宣德初年等新的推论。
我们认为，既然查找历史文献无法确定明代御器厂的设置年代，那我们就应该依据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方法，从明代御器厂的建筑构成要素——四周围墙的建筑年代上去考证。
本次考古发掘，围绕西围墙内外两侧进行科学发掘与精细解剖，我们发现御窑厂的西围墙并不是一次建成的。从其墙体有的地段可以分成内、中、外三层来看，最早建筑的内墙宽度只有0.4米左右，后来至少在外面加筑了两次，才形成目前宽达1.3米左右的宽大围墙（图14）。我们从围墙基底有永乐白瓷掩埋坑、围墙内夹杂有永乐白釉瓷砖及少量瓷器，以及御窑厂围墙外面没有发现一件永乐以后的官窑瓷器，判断北段西围墙的始建年代为永乐。再从墙内有厚达2米多的永乐—宣德年间回填土层，以及1994年御厂东院“存在有毁弃永乐作品后再于其上弃置前代洪武时期标本的令人费解现象”，我们分析，明代御器厂的建成年代当在宣德年间。
图14 Q1解剖照
成果三：探明御窑厂在明末清初和后期的改建情况
从西围墙最北段由内、中、外三重墙体分析，始建于明永乐后期的御窑厂，就算在宣德时期因为厂内填土增高，担心会被挤倒，被迫在外加固了一道墙体外，至少在后面还经过一次扩建。结合文献记载“天顺间珠峰建阁，曰朝天，北门废”分析，最外围一重墙有可能是天顺年间在珠峰建朝天阁时所加。因为我们从永乐、宣德年间的地层堆积可以看出，这里所谓的“珠峰”即珠山，至少在永乐时期是不存在的，是在宣德年间才不断堆积起来的。到天顺年间建朝天阁时，珠山才成为一座“人造景观”。
另外，考古发掘的2座蛋形镇窑的窑尾，伸入到了西围墙墙体之内，说明西围墙曾遭损毁，后来又进行了修复。那么这次民窑对御窑厂的蚕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根据文献记载，明清御窑厂在历史上有过两次毁灭性破坏，一次发生在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窑工不满太监潘相逼迫过甚，放火焚烧御器厂，到清代顺治十一年（1654年）才复建；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打景德镇时，放火把御窑厂烧了，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军机大臣李鸿章筹银十三万两，命九江关督蔡锦清在御窑厂旧址，重建堂舍七十二间，才复兴御窑厂。从这2座蛋形镇窑的地层与遗迹叠压和打破关系判断，这2座镇窑当存在于清咸丰三年至同治五年之间。
还有，从北段西围墙发掘之初，外面还被民国时期修筑的青砖护坡墙与1980年代建筑铁路宿舍时用钢筋混凝土加筑护坡墙包裹，说明最北段的西围墙一直起着围墙+护坡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小段围墙及厂内的地层堆积才能六百多年未遭破坏
成果四：探明御窑厂建立之前的窑业基础
过去在御窑厂内的考古发掘工作，出于保护上层各时代重要考古遗迹的考虑，基本都没有发掘到底，更遑论到生土层了。如1983~1985年在珠山龙珠阁基址的发掘，只发掘到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堆积就停止了；2014年在珠山龙珠阁南面的发掘，最深的地层是明代正德时期；2002~2003年在珠山龙珠阁北面的发掘，最深的地层与遗迹是明代洪武—永乐时期；2017年在珠山东麓发掘御窑厂东围墙时，最深发掘到了元代的路面。因此，对明代御器厂建立之前，珠山周边的窑业基础如何？明代御器厂为何选址珠山？学术界一直无法给出一个答案。这次我们在珠山龙珠阁西面的考古发掘，就选择在T2发掘到了生土层，结果发现在明代西围墙基址下面不但有元代窑业文化堆积层，还有厚达近3米的宋代窑业文化堆积层。不但再次证明珠山是一座人造假山，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早在宋代，明清御窑厂区域就存在发达的青白瓷窑业（图15），印证《陶记》所载“器尚青白”的“镇之窑”确实不同于“器尚黄黑”的“湖田之窑”，所以“尚白”的元朝才会把唯一的官方制瓷机构——浮梁磁局选址于此，而明代御器厂就是元代浮梁磁局的延续。
图15 T2宋代地层模印“酒”字青白瓷盏
成果五：探明御窑厂西围墙外明清民窑历代烧造技术的演变
这次考古发掘，在不到5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出11座明清制瓷窑炉遗迹，不但年代跨度大，时代发展系列完整，而且窑炉类型包含了明清景德镇常见的三种窑型，真的是一座天然的瓷都窑炉博物馆。如此众多的明清窑炉遗迹分布之密集，叠压与打破关系之复杂，在全国古代窑址考古发掘中也是第一次遇到。
多达11座明代中期至晚清民国时期的马蹄窑、葫芦窑与蛋形镇窑密集分布在一起，既证明了明代嘉靖督运官王世懋（1536~1588年）在其《二酉委谭》对景德镇“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此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之曰：‘四时雷电镇’”的生动描述，更从考古学上证明了在明清朝代更迭之际，景德镇的窑炉烧造技术也发生了变革，即从明代的葫芦形窑转变为清代的蛋形镇窑。这是第一次从考古地层学上证明了瓷都景德镇特有的两种窑炉的更替时代以及两种窑炉形制大小的演变规律，这对研究中国明清窑业技术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古价值。
另外，这片区域内的马蹄窑、葫芦窑与蛋形窑，在地层层位上很清晰地揭示先有马蹄窑，再有葫芦窑，最后演变为蛋形窑，这是完全符合景德镇窑炉技术发展史的规律。这就让我们对当年在御窑厂内珠山北麓发现的葫芦窑年代早于珠山南麓发现的马蹄窑之说产生了怀疑。如何解释厂内、厂外窑炉形态时代演变的不同步，将成为我们今后对御窑厂考古的新关注点。
上述五大成果，对探究明清御窑厂的制瓷史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有点遗憾的是，虽然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年度考古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但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只发掘了不到500平方米，特别是对厂内的发掘面积只有17平方米。受发掘面积所限，很多学术问题，还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才能解答。
（执笔：肖发标（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项目领队）韦有明（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执行领队）赵瑾（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