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州窑是东汉晚期至五代时期的著名青瓷窑之一。其窑址分布在江西省丰城市曲江镇的罗湖村、郭桥村，曲江村，同田乡的龙凤村（龙雾洲）、沿江村、钞塘村，尚庄镇的石上村，河洲乡的罗坊村，石滩乡的港塘村等。
以往的考古与研究工作简况
洪州窑最早著录于唐代陆羽《茶经》。《茶经》卷中《四之器》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宜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1]有关唐代洪州窑的另一条重要史料是《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初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于长安城东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于其东面望春楼下凿潭通船，玄宗赐名“广运潭”，韦坚以新船数百艘置于潭侧，匾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上，其中“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玄宗随后将这些“外郡进土物，赐贵戚朝官”[2]。这两条记载皆是当时人的记录，十分可靠，现已成为研究洪州窑的重要文献资料。记载中虽然已明确洪州窑在洪州（豫章郡）境内，但是未记载具体地点。
洪州窑五代南唐以后停烧，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当后人因撰书、写文章再提起洪州窑时，对它的具体地点一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蓝浦认为：“洪州烧造者，亦见唐代洪州，今南昌府”。[3]民国吴仁敬、辛安潮认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之旧名也，唐于此烧瓷，故名洪（州）窑”。[4]江思清认为：洪州窑址不在南昌，“唐代的洪州窑，即是景德镇窑”[5]。《景德镇陶瓷史稿》称：“洪州窑即景德镇窑，洪州器即景德镇器”。[6]20世纪60代初，陈万里对上述两种意见做了总结性的评论，指出“所谓洪州窑，有人主张是在南昌，也有人认为就在景德镇，两说都不可靠。究竟在哪里？也需要实际调查的”。[7]
1958年文物普查时，曾在丰城县曲江镇曲江街东端发现古代瓷窑遗址一处（当时称“陶窑遗址”，即今曲江村窑仔岗窑址）[8]，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197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丰城县曲江镇罗湖村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一处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延续时间较长（东晋至唐代）的青瓷窑址[9]。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有关学术单位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于1979年对这处瓷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两座龙窑窑炉遗迹和一大批瓷器、窑具等遗物[10]。通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获资料的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说明，罗湖村一带就是洪州窑窑址所在地[11]。使“长时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12]。之后，对这一地区又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在罗湖村以外的乡镇村庄又陆续发现了一批窑场遗址[13]。前后发现总计31处。即现在所见到的遗址情况。
洪州窑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围绕着“洪州窑窑址在何处”这一问题进行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说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确定了窑址所在地点，并搞清了分布范围，了解了产品的基本情况。由于资料的缺乏，对洪州窑的全面、系统研究尚未展开，仅是有的研究者对洪州窑的一些基本问题做过分析[14]。
1992—1994年考古发掘工作概况
为了全面、深入研究洪州窑，复原洪州窑的生产面貌，1992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丰城市博物馆三个单位联合组成洪州窑遗址考古队，于1992—1994年对洪州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家栋任领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权奎山任副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文江、余江安，丰城市博物馆丁柯、万德强，参加了全部的考古发掘工作。丰城市博物馆万良田、刘耀辉参加了部分发掘工作。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李梅田、贺世伟参加了1992年的发掘工作，陈玮静、刘小艳参加了1994年的发掘工作。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硕士研究生彭善国参加了1993年的发掘工作。
1992年9月考古队进入考古发掘现场。在正式考古发掘之前，考古队全体队员对已发现的洪州窑的窑场址做了考古调查和复查，进一步确认了各窑场址之间的关系，基本搞清楚了各窑场址生产的主要时代和产品的主要风格[15]。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六处窑址做了正式考古发掘，即有港塘清丰河窑址、龙凤乌龟山窑址、龙凤李子岗窑址、罗湖寺前山窑址、罗湖尚山窑址、曲江窑仔岗窑址。共开探方、探沟27个，发掘面积451.9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迹和一大批瓷器、窑具等遗物。
这批出土资料十分重要，对深入、全面研究洪州窑、研究东汉晚期至五代时期的制瓷手工业乃至中国陶瓷史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急需整理、研究和发表。2001年12月26日经专家论证和主管部门批准，这批资料的考古发掘报告被立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2002~2005年重大研究项目。课题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权奎山。成员有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余家栋、副研究员张文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吴小红、讲师路菁、高级工程师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李梅田。在整理、研究过程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余江安，丰城市博物馆丁柯、万德强、熊国栋、徐卫星做了部分工作。
为了全面、客观公布这批资料和便于深入探讨问题，我们将发掘的七个窑址出土的资料，分别做了整理和研究，除罗湖象山窑址外，每个窑址各为一章[16]。
资料特点与学术意义
洪州窑，古代文献记载甚少，于20世纪70年代末才发现，确定窑址在丰城县，考古研究工作起步较晚。 由于考古资料缺乏，学术界对洪州窑了解不多，研究工作远没有展开。这批资料的整理和公布，可以使学术界对洪州窑增强了解、加深认识，才能使全面、深入研究洪州窑的想法变成现实。
这批资料特点比较突出，首先，出土于洪州窑遗址内的七处窑址（含罗湖象山窑址），覆盖面比较大，能够反映洪州窑的全貌。其次，这批资料的时代，从东汉晚期至五代南唐时期，中间没有缺环，非常成系统，这在同时期的青瓷名窑的考古发掘出土资料中是不见的。第三，其内涵丰富，遗迹（窑炉等）、遗物（瓷器、窑具、制瓷工具）全有，尤其是遗物中的瓷器、窑具，种类齐全，式样颇多。第四，有不少资料都是第一次发现，如唐代中期的龙窑遗迹、东晋中晚期至南朝早期的双立耳釜、唐代早期的大口盆等，有的资料不但是洪州窑遗址的首次、最早的发现，也是全国首次、最早的发现，如在龙凤乌龟山窑址出土的东晋时期的试火具（火照）、东晋中晚期至南朝早期的匣钵等。
这批资料尤其是上述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首先，可为洪州窑的研究建立起一个年代标尺，在本报告中将其划分为八个阶段（八期）。其次，可以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参考以往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记载，总结、归纳洪州窑的发展规律，为全面复原洪州窑的生产面貌奠定基础，本报告对洪州窑遗址的分布规律、胎釉特点、装饰技法与内容、装烧工艺做了初步总结。第三，利用这批资料可开展对洪州窑瓷器的销售、美术、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总之，这批资料对于全面、深入研究洪州窑乃至中国陶瓷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洪州窑是东汉晚期至五代南唐时期著名青瓷窑，与同时期的浙江上虞、慈溪一带的越窑、金华一带的婺州窑、湖南湘阴的岳州窑、安徽淮南的寿州窑齐名。早在唐代，陆羽在《茶经》中就对它的地位做了肯定性的评论。但后人一直认为陆羽的评论过于简单，缺乏内容。通过对这批资料的整理、研究，使我们全面、具体、形象地看到了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陶瓷史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