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南海Ⅰ号”古沉船的打捞出水，一大批精美绝伦的宋代瓷器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也引发了许多人研究宋瓷的兴趣。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北宋年间，阳江石湾窑也曾有过一段繁荣的历史呢？今天，多年致力于阳江石湾窑研究的谭任先生，就将给我们讲述阳江窑的一段故事。谭任关于这段历史的言说，仅为一家之言，供大家争鸣探讨。
“广窑中最著名之窑也”
据谭任描述，阳江窑有着辉煌的历史，尤其以北宋时期为盛。这有部分文献可供考证。
宋代有关阳江石湾窑的部分文献记载：“广东瓷器，宋代以阳春、阳江为最著。”此说见于清雍正时所修的《广东通志》，中外学者多有援述。如英国人波西尔在其新著《中国美术史》一书赞道：“阳春之南有县曰阳江，与阳春同隶于肇庆，而较阳春距海尤近，广窑中最著名之窑也。其窑质致密坚固，极耐磨损……昔曾此窑所制之宝蓝瓶，自北京宫中发出（清乾隆时）交唐英（当时的督陶官）在官窑中依式仿造，其精巧可知也。”
阳江窑最初的烧造年代有不同的说法，据晚清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胎质粗而色褐，所制器多作天蓝色，惟不甚匀耳。”
广东省博物馆陶瓷专家曾广亿先生分别于1983年底和1987年2月，在《广东陶瓷》发表了《石湾窑的起源及其发展》、《广东宋瓷工艺及其装饰特点》两篇文章，科学地论证了阳江窑的烧制年代是北宋时期。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专家李雨苍先生于1990年4月在《景德镇陶瓷》撰文亦持此说。
这些专家是从阳江宋瓷传器及出土瓷片的胎质、釉色和装饰技法鉴定的。因为清白釉以及刻划花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釉色及装饰方法，阳江窑器已普见。
“阳江宋瓷”因何会如此之著呢？谭任认为，原因可能为以下两点：
一、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广东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北方的陶瓷工匠有大量南迁，特别是沿海地区，陶瓷的大量对外输出以及陶瓷界对窑炉和制瓷工艺的不断改革创新分不开的。在宋代除涌现出声名显赫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之外，民窑更为广泛，各种窑并共存发展。
二、在宋代除阳江本制瓷工匠独具匠心并博采众长外，很可能聘来北方名窑之名师巧匠传授技艺。阳江窑应属龙泉窑系，并具有钧窑产品风格特征，估计是掌握了龙泉技艺而仿钧者。
“佛山石湾窑因阳江窑而兴”？
谭任称，宋朝的瓷窑古遗址，位于阳江城郊的石湾村东北约1.3公里的瓦窑岗上。而在广东境内，有阳江、东莞、佛山3处生产陶瓷的地方都名“石湾”。谭任对“佛山等地石湾窑是因阳江石湾窑而兴起”这一说法坚信不移。他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宋代李景诏所著的《石湾陶业考》和清末许之衡所著的《钦流斋说瓷》。《石湾陶业考》一书中记载：“宋来阳江工匠曾迁东莞开窑，厥后再迁佛山石湾，少数石湾陶工尚有遄返阳江省墓者。”许之衡在《钦流斋说瓷》中写道：“‘广窑’，宋南渡后所建，在广东肇庆阳江。……‘广窑’在粤，名曰‘石湾’，盖南海县佛山镇之一村名也，自明时已迁于此；宋阳江古窑，今日早已消灭矣”。在这两段文字中，似乎都在透露一个信息：佛山石湾窑是因阳江石湾窑而起的。
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张维持在《广东石湾陶器》里提到，传说明代阳江窑因陶土消竭或天灾人祸而迁徙，部分陶工迁于东莞设窑。查东莞也有石湾村，在东莞和博罗交界处，其附近的黄家山一向出产白垩泥，该地以前曾制陶。大概后因白垩泥不宜制造一般日常用瓷，故又分迁于现在的佛山石湾。
2 浅谈宋代阳江石湾窑
张维持认为阳江和石湾两个窑场有一个时期是并存的，阳江陶工不能一起全体迁于石湾，另建立起一个陶业中心，石湾在阳江窑工人迁来之前已是一个窑场，在宋末阳江窑衰落，一部分陶工分迁于石湾。
阳江古窑传器 今日广受赞誉
谭任介绍，阳江窑胎质纯净细密，颜色分白色和灰白色，上白釉、青釉、青白釉（影青釉）和蓝釉。无论是实用陶瓷或工艺陈设瓷，既有造型朴厚端庄又有典雅精巧的，品种繁多。
虽是千年古瓷，其釉色依然光亮润泽，特别是刻划花施以影青釉，白中泛青，在刻划花纹之凹处釉层厚了而显青色。清末许之衡在《钦流斋说瓷》云：“青瓷甚薄，雕花纹而影出青色者谓之影青。”这充分显现了宋阳江窑制作技艺之高。
但自南宋末年始，因瓷土枯竭，阳江窑已渐渐没落。而近现代的陶瓷史里，也不见了阳江石湾窑瓷器的亮丽身影。那古窑可有一些珍贵传器留传后世呢？
谭任欣喜地告诉笔者，确有一批瑰宝流传至今。
阳江窑的传器，最受人重视的是故宫藏品。1927年，经陶瓷专家郭葆昌鉴定为阳江窑制的“修身理性琴”曾在故宫周刊第十期影印发表，郭撰写《故宫辩琴记》广为介绍，称“其为器也，象制中程，修短合度，贻骨毕露，其质紫砂，徵十有三，填以白釉，龙池中有铭曰：‘惟沙陶瓦，制从鸿蒙，鸢飞鱼跃，为歌南风。’风沼之内则题‘修身理性琴’五字，秦篆体，深雕而以荐釉，其色月白，极其晶莹澄澈之致。又谓南宋至今，数百年仅有此器，而又完好若是，不可谓非旷代之瑰宝矣！”
1935年出版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的第二卷影印着阳江窑烧造的展品三件：天蓝号筒式小瓶一件、葱绿小瓶一件、月白刻划花牡丹笔洗一件（北宋时出品），均为故宫藏品，深受世人见重。
1940年春，中国文化协进会搜集广东文物展览于香港，其中就有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后经简又文选印于《广东文物》的有梅瓶二件，胆瓶一件，象耳瓶一件，天球瓶一件，蟠螭小瓶一件，四合大吉瓶一件，三足炉一件，兔式花盘一件，菱花盘一件，蟾蜍一件。
1963年广东民间工艺馆举办石湾历史艺术陶展览，征集了一批阳江窑的传器，布置在展馆的首个摊位。展出的精品有寿冼、海棠式冼、天蓝双耳炉、梅瓶、钧釉三足炉（钧釉是窑变釉的杰出代表，在通体天蓝色中闪炼着红色或紫色的渐变斑块，极其绚丽多彩，足见当时阳江窑技已达高峰）。
石湾窑
石湾窑在今广东佛山市石湾镇，明清著名民窑之一。以陶塑和建筑陶瓷著称。始于宋代（亦有一说始于唐），极盛于明清两代。
石湾窑以善仿钧窑而着称。仿钧釉色以蓝色、玫瑰紫、翠毛釉等为佳，但仿中有创。钧窑的窑变釉是一层釉色，而石湾窑变釉却有底釉与面釉之分。从传世器看，器体厚重，胎骨暗灰或灰白。寂圆叟在其《陶雅》中盛赞石湾窑变釉色：“广窑谓之泥均，其蓝色甚似灰色┅┅于灰釉中旋涡周遭，故露异彩，较之雨过天晴尤极浓艳，目为云斑霞片不足以方厥体态。┅┅又有时于灰釉中露出深蓝色之星点，亦足玩也。”
石湾窑不仅善仿钧，而且善仿宋代各大名窑，宋代官、哥、汝、钧诸名窑产品，从材质运用、技法处理、艺术造型等各方面都仿得惟妙惟肖，而且有创造性的发展，梅建鹰评价曰：“石湾集宋代各大名窑之大成，仿钧而青出于蓝，独创石湾自己的艺术风格。”
以“渔、樵、耕、读”为题材的石湾陶塑，是石湾窑的典型品类，且以其“胎釉深厚朴实，造型生动传神，技法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而风靡天下。在石湾陶塑艺术发展的历史中，产生了无数的能工巧匠和众多的艺术大师，成为世人敬仰和歌颂的对象。
明代晚期以来的制品上往往印有店号、作者姓名等款识。明代晚期有“祖唐居”、“陈粤彩”、“杨升”、“可松”等;清代康熙年间的有“两来正记”、“文如璧”;乾隆前后有“沅益店”、“大昌”、“宝玉”、“琼玉”、“如璋”、“来禽轩”;道光前后有“黄炳”、“霍来”、“冯秩来”、“瑞号”等。
传世常见的“唐祖居”款器物中大多是晚清仿品。
当代的石湾，作为一个闻名于世的陶都，陶瓷更是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石湾窑概述
石湾地区的制陶业，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目前已发现的佛山石湾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宕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1）。在此后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也多有陶器出土（2）。
在石湾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黄釉陶坛，其中有一些附有精美的施釉陶塑装饰（3）。在该地区的大帽岗、小帽岗等地还发现了不少唐代半倒焰式馒头窑窑址，这是目前石湾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窑址（4）。因而石湾窑的历史起点多定于此。窑址中出土了匣钵、擂盆、垫环等窑具，以及施青釉和酱黄釉的碗、碟、盆、坛等日用器。个别器物上装饰有贴塑的人物和动物，这些可视为石湾陶塑的滥觞。窑址出土的器物，与同时期周边地区唐墓所出土的器物是完全一样的，从而证实了该地区墓葬出土的陶器，大多是由石湾窑生产的。形成于汉代、成熟于唐代的南海海上贸易交通通道，在宋代因造船术的进步、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而更趋发达，从而也刺激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石湾窑也不例外。在邻近地区发现了一些宋代龙窑窑址，出土的器物有壶、坛、罐、盘、碗等；胎质坚致、造型轻巧，装饰技法有雕塑、刻划、点彩等；釉色以青釉、酱黄釉为主，还有黑釉、白釉等。龙窑比之馒头窑更为进步，其优势在于一是产量大幅提高；二是烧造质量更稳定。由此可见石湾窑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
明清两代是石湾窑的繁荣鼎盛时期。从宋末到明初，由于有大批北方的窑工为避战乱而逃到了南方；加上经济发展的因素：一是海外贸易的繁荣需要大量的陶瓷器出口；二是石湾当地的手工业发展，大量加工后的废料成为了陶器配釉的廉价材料。因而刺激了石湾陶业的大发展。此时的石湾窑成功地仿制了全国各大名窑的釉色，并创制出独具特色的窑变釉。此期石湾窑的产品除畅销两广地区外，还行销海外。屈大均《广东新语》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从东南亚诸国传世的大量石湾陶产品中，包括华人建筑用陶和收藏品，可得到实物的证明。此外，15-16世纪盛行于越南的多彩釉陶瓷器，以佛教祭器为主，胎体厚重，装饰手法以阳刻、贴塑、雕刻等技法为主，在牙黄色底釉上加黄、绿、蓝、红等彩釉，其总体风格与石湾窑产品极为接近，反映出两地陶艺有一定的交流和影响。
明代初期的产品主要有日常生活用器和香炉、烛台、观音、佛像、土地公等等，产品受佛、道意识的影响较重。从明中期开始，大量出现了以捺塑方法制作的花盆、鱼缸、花凳以及影壁等陶塑产品。同时还出现了琉璃瓦、琉璃瓦脊和琉璃臂脊等产品。
清代初期至中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建筑（包括宗庙祠堂、佛道庙宇等）的装饰要求不断提高，石湾窑的瓦脊等建筑装饰构件高度发展，出现了题材多样化和工艺复杂化的局面。并在清中期出现了专门生产瓦脊的堂号（工场），如"文如璧"、"吴奇玉"、"全玉成"、"美玉"、"英玉"、"均玉"等。此时整个石湾陶业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从业人员增多，产品种类和产量增加，因而出现了以产品类型分类的"行会"作为民间的、自发的管理机构，严格规定不许跨行业生产。主要行会有"茶煲行"、"大盆行"、"缸行"、"古玩行"、"花盆行"等。据统计，至清末，各种行会多达26个。
清代晚期至民国初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导致了建筑风格的变化，使瓦脊需求量急剧下降，因此许多生产瓦脊的艺人和堂号纷纷改为塑造单个陶塑制品，俗称"石湾公仔"，为石湾陶业创出了一片新开地。此时涌现出大批的陶塑名家，如黄炳、黄古珍、陈祖、陈渭岩、冯秩来、刘佐朝、潘玉书、霍津、廖作民、廖坚、区乾、刘传等。
抗战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石湾窑生产陷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后，石湾陶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得以迅速恢复，并在继承与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庄稼、刘泽棉、曾良、梅文鼎、廖洪标等一大批当代陶艺大师。
由此可见，笔者认为石湾窑的历史可分为四个时期：唐至明初为形成发展期；明中期至清为鼎盛期；民国时期为低谷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创新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