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铜官窑遗址
长沙窑的窑址，位于长沙市郊铜官镇瓦渣坪，又称”铜官窑“或”瓦渣坪窑”。
“黑石”号上发掘的大量长沙窑瓷器，都向人们证明了唐代长沙窑的一度辉煌，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当时，如此规模宏大且出口量极大的一座窑场，却不见史籍文献记载，只有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这首唐诗中记录了长沙铜官窑鼎盛时期的壮观场面：“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火湘浦口，烟触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直到上世纪50年代，铜官遗址才被发现，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它的研究至今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业界普遍认为，认识长沙窑一定要把握两点：一是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最开始的釉下彩瓷器；二是长沙窑是一个外销为主体的窑口，它因为外销而兴起，又因为外销而衰落。
绘着质朴诗歌和花鸟的唐代长沙窑瓷器，沿海上丝绸之路传送至海外
“黑石”号上发掘出的长沙窑碗
“黑石”号所处的年代约公元826年左右，属于唐朝中晚期。在初唐，长沙窑的瓷器大部分以开片青瓷和陶瓷艺术品为主，多侍女、胡人形象；盛唐时的长沙窑以素釉青瓷为主，有专家指出，长沙窑即是从岳州窑青瓷发展而来，到此时，长沙窑刚刚开始出现彩瓷；唐代中期，由于技术的发展，单色釉到多色釉烧的成功，长沙窑开始研制出釉下彩瓷；而进入晚唐时期，长沙窑瓷器的造型开始多变，不再单纯以中唐的格言警句作为装饰，开始流行花鸟，印花和压花等多种风格。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花草纹碗
在烧造技巧上，长沙窑主要有釉下彩、模印贴花、贴花、刻划花、印花和镂空等装饰技法，而最具特点的自然是釉下彩。唐代以前的瓷器多为青瓷单色釉，而以审美而言，直到明代，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多半以单色釉为主。唐代以后，人们开始使用的釉下彩技法，实际上是将铜、铁等金属呈色剂掺入颜料中，其中铜的颜色即是我们今天见到瓷器上的绿色，而褐色、红色则是铁的作用。用毛笔蘸着这样的颜料在未烧制的瓷器上绘制图案，然后再覆盖上一层釉进行烧制。这种方式使得图案从釉下呈现，提高了美观度。而在长沙窑发现之前，人们只能找到最早至宋代的这类釉下彩瓷器，这意味着，长沙窑的发现，重新划分了一部分陶瓷史。
长沙窑青釉褐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
而模印贴花工艺，即是将湿泥放入模具，再“贴”在瓷器上，也有用刻好花纹的模具直接印刻在器物的坯胎上出现图案的。还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出花纹，经过低温素烧，贴好后涂上青釉，再在贴花处浸上褐色釉，综合装饰，属于外销产品中的高级产品。邹敏讷说，模印贴花工艺并非是长沙窑独创或首创的，“像唐三彩、越窑等，在贴花上都比长沙窑先、比它好”，长沙窑在这个方面是向其他窑口学习的。“黑石”号上发掘的一批长沙窑瓷罐印有椰枣、棕榈纹饰，就是出自模印贴花工艺，其典型的西亚风格，证明了这一批长沙窑器物供外贸出口。
长沙窑“湖南道草市石诸孟子有明樊家记”瓷碗
从唐代中期始，长沙窑较喜欢以格言警句、五言、六言诗文为装饰，在“黑石”号瓷器上可窥见这样的特点。比如有只瓷罐上写着“有钱水亦暖，无钱水亦寒”的市井俗语，可见当时制作这只瓷器的匠人、甚至市井社会的一种生活态度，颇具趣味。而“黑石”号的外贸出口产品中，同样包含有大量这种中国诗文、警句的瓷器。就像是现在的我们去国外，会买一些当地特色的纪念品，我想那个时候的阿拉伯人也是一样。长沙窑的瓷器大部分用于出口，且更多是实用器具，那些印有椰枣纹、阿拉伯纹饰的产品同样在中国应当也有人使用，只是不占主流而已。
长沙窑多产实用器具，盘、碟、碗、杯、洗、盆、瓶、罐、壶、枕、盒，甚至文房用具、玩具等，品类丰富。除了中国人喜欢的圆形器物以外，还出现了花形、瓜果形甚至仿动物形等，和“胡人”喜爱的样式的酒壶和酒盏等。一次海上丝绸之路漫长的行旅，所起到的最大的作用便是加深了各国文化的交融。
长沙窑“因外销兴起，又因外销衰落”
自汉代开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丝绸之路”一直都以运输丝绸为主，但到了唐代，海上的这一条由阿拉伯—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的路径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它逐渐以运输瓷器为主，“丝绸之路”变成了“陶瓷之路”。
因此，长沙窑瓷器通过海运，至唐代结束、五代黄巢起义时，战乱频仍，外商遭到大规模的杀害，外销贸易受到了阻碍，长沙窑相较国内其它窑口产品，大部分瓷化程度差、脱釉现象多，而遭到了市场冲击。有记载，仅湖南境内衡州（今衡阳）地区的蒋家窑、瓦子墩窑及岳州（今岳阳）一带烧制的类似越窑的青瓷产品，都较长沙窑更受本土市场欢迎。长期的大宗出口外销，使得长沙窑已具备很大的规模，市场的挤压、原材料成本的增大，使得长沙窑迅速地走向了衰落。
长沙窑青釉褐绿彩“茶盏子”
今人回顾历史，常向史料中寻觅草蛇灰线，但从来没有正式文字记载、仅有几首唐诗佐证的长沙窑则只能通过或碎或完整的瓷器，向人们传递历史信息，随着对长沙窑的不断研究，最终将还原那些消失千年的生活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