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中国的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掘发现距今已有八千年的陶瓷历史，陶瓷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这种把柔软粘土，变成坚固的陶器，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发明，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或野蛮时代的开始。
在这几千年的陶瓷文明史中，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封建社会的岁未中，有一个独具风格的陶瓷艺术诞生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享誉世界，从创烧就御选皇宫，参评南洋劝业竞会，名声远在景瓷之上，出赛世界巴拿马万博盛会，与国酒茅台金奖题名，被西方学界称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红色官窑”、“国瓷”等等美誉！但在这众多美誉的背后，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方志士、一伙工匠的爱国史、血泪史、奋斗史，然而它几起几落、差点“昙花一现”，而又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他是什么了？它就是让世界“惊鸿一瞥”的醴陵窑釉下五彩瓷，让我们慢慢来听取背后的故事吧！
清代醴陵沩山古窑址青花瓷堆积层
生死两重天的明、清醴陵窑
前面讲到了醴陵窑从汉制陶发展到宋元时期创烧高火性的青白瓷，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醴陵宋元时期烧造丰富的陶瓷史实，虽因多方面的原因封闭了几百年，但是，只要有烧造，先辈们创造的中华文物遗存是终究会重见天日的。
醴陵窑发展到明代，史籍也无记载，现今也没找到具体的相关窑址，并且该地区连有关明代烧造的陶瓷实物民间都没见到，也没出土。从汉开始到宋都有上千年制陶史，发展到宋、元时代又有二三百年的制瓷历史，为什么到了明代一下子就真的淹没了，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真的断了？事实证明，明代醴陵窑确实没有烧造陶瓷的史实。以前说宋元窑没有烧造历史，但是经常出土大量的青白瓷遗物，只是定为外省烧造产品，但是到了明代，该时期的陶瓷器物都没见到，是何原因了？据我初步了解，这应该与元未明初战乱及“血洗湖南”重大史实有关。醴陵自汉置县，封长沙相刘越为醴陵候，地域虽小，俗 称“吴头楚尾”、“荆楚古邑”之称，是湘赣两省的交通要道，历史上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古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查找醴陵史料，历朝都是战乱绵绵。至元十三年，即南宋景炎元年，攸县吴希熵起兵反元，醴陵响应，一度攻占醴陵、萍乡等地。至正十二年，红巾军将领陈友才进兵醴陵，四乡民农纷纷响应。二十年，陈友谅称汉帝，派统军元帅驻守醴陵（在解放初统军元帅印在醴陵县寨子岭出土，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二十四年（1364年）八月，朱元璋遣徐达攻占荆湖诸路，醴陵归降朱元璋后，升为州。但读遍《明史》，不但不见“洪武血洗湖南”一案，即“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迹也不见踪影。而地方族谱、方志，却不胜枚举。现略载数例：
70年代醴陵出土的商代象尊（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同治常宁志》：“常宁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窃发，民无孓遗，荡平之后，移民安插，调衡州卫中之军丁守卫御。永乐二年，诏军丁垦田”。 《厚雅田王氏谱》记：“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又说：“时湖南丁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 《吕氏宗谱》记：“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
《依湖邓氏族谱》记：“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族谱，堪称民间档案，方志也是一方之史，它们常补国史之不足。从中可见，由江西移民，应有其实。
元末明初连年战祸和兵燹，战后的湖南确实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当时长沙城明初尚存多少人户虽无明确记载，但长沙府属有的县却有记录，如“湘潭土著仅存数户”，“醴陵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江西）人尤多”。明王朝就近从江西大量移民迁入湖南地区，并允许“插标占地”，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局面。
因而从史料分析，元末明初是改朝换代，群雄竞起，争权掠地，刀光剑火之下，人民惨遭屠戮，战乱,所以醴陵境内，史料记载本地土著才存十八户,如此人数,久经战乱,饥不裹食,还有能力有心制瓷？所以醴陵窑在明朝这时期应该是个空白，没有具备制瓷的外在环境和条件。据《沅湘耆旧集》载攸县彭友信的《流民叹》一诗得到印证：一群来自禾川（今江西莲花县）的“流民”，因为“传道湖南多荒地，开荒三载无科征”，他们便“忍抛墙屋弃乡土，逐岁逐日逃此生”。
醴陵的邻县，浏阳现有居民大多系外地迁移而来，形成目前“十里不同音”的语言特色，其中就有从广东梅州等地迁来的客家人。如今该市客家人已有30多万，分布在浏阳东乡的6个乡镇。尽管已经过去几百年，但他们仍保留了与广东客家人一模一样的客家语言与风俗。在醴陵的官庄、沩山等地也从广东迁来很多的客家人。
明代期间，醴陵虽无制瓷，但烧造出质量不错的青砖。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在南京称帝，为修筑京城城墙，命江南5省125县烧制青砖。醴陵奉令在今醴陵新阳乡大土村窑下湾烧制青砖，由渌水出湘江，经长江运至京城。与此同时，也为修建长沙城烧制大量青砖。
1987年3月底，时醴陵市志编纂委员会王泰诚、黄纯民特邀请湖南省考古所、省博物馆、省志办的何介钧、周世荣等同志来醴陵、考察汉代醴陵窑群和古县城遗址，并考察了新阳乡大土村两个村民小组的古砖窑群遗址。其中窑下湾组的古砖窑还较完好，建新组的古砖窑均已损坏；有的零散古砖两侧有凹状直排宋体字迹；砖的规格一般为（420—440）X（200—210）X（110—120）毫米，在一些青砖上发现一些图案和文字：有“长沙府提高官经历高耀司吏XXX”字样，另一侧有“醴陵县提调官XXX恭司吏凌德”字样，另一青砖字迹全存：长沙府醴陵县提高官典史陈福司吏XXX，修作匠王艽 人户朱龙 ，洪武七年八月 日造。从府、县两级负责管理，监制的官吏将职务、姓名和制作匠人、被摊派纳墙砖的户主姓名，以级制作时间都压印于砖侧，可见当时是郑重其事，并承担重大责任。据史料记载，当年湖南省有长沙府的醴陵、浏阳、湘阴和岳州府的华容县共4个县担任了为修筑南京城烧制青砖的任务。
明代醴陵砖窑窑址
明代醴陵砖窑为南京城墙烧造的古青砖
清代早、中期的醴陵窑青花瓷、粉彩
清初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大批移民来醴陵落户，到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制瓷泥土，便租山开矿，招工传艺，创设瓷厂，制作瓷器。（这就是有关资料记载的醴陵制瓷之开始，与现今事实相悖，所以醴陵从雍正才开始制瓷的史实是要更正过来。）后又邀来同乡技工陶、曾、马、廖、樊等20余人设厂制瓷，这20余人均为陶业世家，其先师为樊进德，明朝人，后沩山有樊庙以祀其先师。由于醴陵天然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原料资源，促使醴陵瓷业迅速的发展。到清嘉庆年间，以沩山为中心、发展到赤竹岭、老鸦山、大林桥、小林桥、王仙、瓦子坪、漆家坳、严家冲、五石窑前、寨下、罗坪境、青泥湾、茶子山、塘山口等方圆数十里的产瓷区。清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分为做坯、画坯、制泥“三帮”，各厂技工少则20人，多则30人。同治二年（1863年），县人刘近兴在城南道姑岭设厂，扩大陶器生产。产品有牛鲭、砂鲭、糖缸、油壶、耳钵、饭钵、蒸钵等。光绪中期，又发展生产绍坛、汾坛、汉坛、料坛、元坛等产品，行销长沙、湘潭各埠。清未民初，由道姑岭发展到石门口、仙源桥、八步桥、唐家冲、王冲、王仙、观口等地，有窑户40余家，制陶技工200余人，并成立“同业公会”组织。
清代中期青花折树花卉大茶壶
清代中后期青花孔雀图瓶
清代中期青花牡丹凤纹瓶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光绪十八年至光绪未年，是醴陵窑前期制作粗瓷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十年左右，醴陵县内有瓷厂480余家，烧瓷龙窑200余座，窑工数千人，年产量约800余万件，与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湖南醴陵并称中国三大古瓷都之盛誉。
晚清青花花鸟大罐
晚清青花洋蓝缠枝莲荷盖钵
晚清青花孔雀菊纹瓶
雍正初期，陶瓷产品都以手工做坯，松柴为燃料，龙窑烧制。产品以碗、碟为主，次为壶、酒盏，罐、坛、钵、油灯等粗糙土瓷。各类产品因造型、规格和装饰不同，又分不同品种。大部分陶瓷产品为光素无纹，有些以釉下青花装饰（本地自产的土墨），到清嘉庆至同治时期后，少量陶瓷产品可能引进了景德镇的青花料作为绘画颜料，颜色鲜艳多了，到光绪时期，还引进了进口的洋蓝作绘画颜料，颜色浓艳，深沉。当时按花色分类：有 ：有鲜器、良器、寿器、工器、川器、可器、玉器、云器、蓝边顶等项，都以图案纹为装饰，盘、碗类大部分都以萱草和洋莲、缠枝莲等组成的釉下青花图案装饰，有些以粗点、圆点和几何图案组成的青花图案不饰。罐、坛类有绘蜻蜓戏何图案、福、寿字纹，鹿纹，喜字纹，古钱纹等图案组成。到光绪时期，部分产品还以釉上彩简单装饰。清光绪年间有上百个品种，民国期减到四十个品种。
这时期的醴陵窑陶瓷质量与景德镇相去甚远，都为普通粗瓷产品。拉坯成型、绘画基本都是一人为之，作坊内尚无明确的分工。由于当时条件及多方面的原因所限制，醴陵陶瓷质量得不到提高，所以当时市场销售价格也是很低。长沙等地瓷商称醴陵等窑出产的瓷器称“土瓷”，而称景德镇瓷为“镇瓷”，售价也大不相同。当时国内所用细瓷均为镇瓷、萍瓷（江西萍乡所制）、日本瓷。醴陵瓷出窑后，运至姜湾，各地客商云集采购，用民船装运出境。当时主要通过水路运销长沙、湘潭、常德、益阳及湖北之樊城、新堤一带。到了光绪未，由于细瓷的发展，粗瓷业开始不断萎缩，到民国还有一定生产规模，到解放后，粗瓷就基本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