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北海上述三窑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沿着“海上丝瓷之路”销往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理由是：
1、《合浦县志》、《简明广东史》等书，均记载唐宋时期有陶瓷出口。
据《合浦县志》载：“远在汉代，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出口。”又据《简明广东史》载：唐代“出口商品以瓷器、丝绸和铁器为主，阿拉伯商人很赞赏中国的瓷碗。”
2、文献有记载，唐代合浦有商船开往天竺(印度)等地，北海古陶瓷很有可能随船而往。史念海著的《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一书，曾有佛教徒从合浦乘船到印度的记述。史念海引述义净著的《大唐求法高僧传》卷下说，唐代当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凡六十人。而经过狮子国(僧诃罗国)的则有明远、窥冲、义朗、慧琰、大乘灯、僧哲、无行诸人。明远、窥冲由交州首途，无行则由合浦起程，其余皆由广州出海。他又引用《释慧日传》说：“遂誓游西域，始者泛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逝、狮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印度)”。陈炎教授写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和贡献》一文也指出：“唐代的南海航线……这条航路把中国同东南亚、南亚和西亚这三个地区连接在一起”。以前的航船，大多都是人货混装的，北海地区唐代窑址烧造的陶瓷器，很有可能随着航船销往南亚、非洲和欧洲等诸国。
3、古陶瓷专家曾考证，唐后期中国青瓷大量出口北非、中东、欧洲及东南亚等地，而北海唐代生产的青瓷与国外部分地区出土的唐代青瓷也很相似。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李知宴，在《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传播》一文载：“在马来西亚柔佛流域的古代文化遗址，韩槐准(南洋考古学家)先生在考察中得到唐代青瓷碎片……韩先生还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文莱苏丹国等地发现黑瓷双耳尊和青釉双耳尊一件，在彭亨也发现唐代青瓷四耳罐等作品”。该文还说：“南亚地区出土唐代瓷器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洋上的岛国斯里兰卡……这是唐朝航船进入波斯的必经水道……是中国航船上货的中转站。这里留下的中国古代文物特别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唐代陶瓷”。该文还指出：“唐朝与西亚和阿拉伯半岛的伊朗、伊拉克、阿曼、叙利亚、土耳其，非洲北部的埃及等国家经济贸易人员往来很密切……中国陶瓷输入波斯的数量很可观。”在伊朗的席拉夫这个古代港口，1965年以来，在多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陶瓷碎片”。李知宴在该文中还提到唐朝青瓷在北非、中东和欧洲的传播：“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在唐朝后期，即九世纪中叶后大量出口到北非、中东和欧洲等地。”上文提到的黑瓷和青釉双耳尊、青瓷四耳罐等陶瓷，与北海英罗窑等窑址生产的陶瓷很相似。
4、合浦港有地理位置优势及设有海关等有利条件，陶瓷出口沿着海上丝瓷之路进行贸易可能性较大。首先，陶瓷从合浦港沿着海上丝瓷之路出口，具有航程短、运费低等地缘优势，合浦港是岭南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水路交通，比广州、泉州等大港口通往东南亚、非洲及欧洲的航程都短，商人是不会舍近求远的。其次，汉唐时期设合浦关，便利于做外贸生意。合浦关代表国家接待进出的中外使节，管理通过的商旅，征收货物的关税。再次，唐代时期，国力强盛，朝廷鼓励外商来中国贸易。所以，唐代北海地区的陶瓷出口，沿着南海“海上丝瓷之路”进行商品贸易，可能性也较大。
5、瓷窑生产规模大，只有外销才有出路。据《合浦县志》载：“唐贞观八年(634年)置廉州，州境相当合浦、北海等地域。关宝元年(742年)廉州人口为13,029人。”从英罗窑、晚姑娘窑及盐灶窑来看，其生产规模较大，年生产陶瓷约有几十万件，当时廉州人口不多，当地解决不了销售问题，只有靠外销，才能消化得了生产出来的陶瓷产品。
此外，当时合浦口岸，不但出口本地生产的陶瓷，远在南朝时，已出口南流江、北流河等上游地区生产的陶瓷了。据《广西外贸志》载：“南朝时，我国商业繁荣，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广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商埠。合浦是东南亚各国朝贡的通道。藤县古龙乡中隆村生产的古陶器经北流河、南流江输合浦出口。”
三 宋元古窑址与海上丝瓷之路
宋元时期，北海的陶瓷业步入了兴盛期，不但窑口多，规模大，烧造技术、制作工艺以及产品质量均比以前进步。宋元时期，北海现已发现的窑址有：下窑、中窑、上窑、东窑、西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红坎窑等等。
下窑 位于福成镇下窑村，故名。窑群在古河道福成江(又称新圩江)西岸，西靠下窑村，南北长约300米，东西宽约100米。据合浦县文物调查，该窑群在江岸排列有12个窑包，每个窑包相距三、五十米。现在较为明显看出的窑包有5至8个。窑群大多为藤蔓、草木所覆盖。在窑包周围，瓷片比比皆是，废品堆积层较厚。烧造的陶瓷有罐、盆、瓮、碗、壶、擂盆等日用生活陶瓷。废品堆还有垫饼，匣碎、石捶、窑砖等窑具。瓷片有青、黄、灰、绿等釉色。有些青瓷片釉色较好，呈黄色或青黄色，釉色滋润、火候较高、胎体坚硬。有些釉层较肥厚，有开片。
中窑 位于福成镇中窑村东北约200米处。在古河道福成江西岸，距南面下窑约2公里，距上窑约4公里。1988年12月，我与桂林市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中窑村考察，首次发现该窑。因它在中窑村旁，与上下窑相对应，故名中窑。窑址附近多产陶土，废品堆积层较厚。见有龙窑和馒头窑的残迹。曾烧造过盆、碗、壶、碎、瓮、煲、擂盆、猪槽等日用陶瓷，也有骨缸等宗教用瓷，还发现有大缸、牛头煲等大件和明代城砖等建筑陶瓷。瓷片多灰白胎，施青黄釉，牛头煲施黑釉。大多瓷片火候较高，胎质坚硬。有些器物壁较厚。馒头窑是烧大缸、牛头煲等大件粗瓷的。城砖长40公分，宽16公分，厚约10公分。明洪武初年，朝廷命修筑白龙珍珠城，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320.5米，东西宽233米，周长1,107米，城高6米，城基宽约7.6米，是需要大量城砖的。白龙珍珠城的城砖应是中窑烧造的。中窑距白龙珍珠城约7.5公里，有水路相通。中窑村明代曾为集市，称中窑圩。明代后期，因遭倭寇劫掠而衰落。又因福成江河道逐年淤塞，水上交通不畅而使窑址停烧。
上窑 位于福成镇上窑村东南方约200米处，在福成江的西侧。据合浦县文物调查称，窑包高约15米，东西长56米，南北宽54米。
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认定为宋代窑址。1980年11月，广西区文物队郑超雄先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对该窑进行发掘。当时窑址的火膛及烟道已全部被毁，仅剩窑床中部11米长。该窑床为斜坡式龙窑，长50米，宽1.6至1.8米，窑壁残高35至45公分，窑室斜度为25度。废品堆积厚达1米至3.5米，其中以窑具垫托居多。出土的遗物大多无纹饰，有小部分有海鸟纹、蜜蜂纹、缠枝纹，图案化了的云雷纹、水波纹等。修饰手法是用毛笔描绘朱红色。有些器物朱书：“福”、“寿”、“长命”等吉祥文字。出土的陶瓷器计有瓮、碎、盆、灯、执壶、擂盆、筷筒、动物、饼足碗、拔火罐、四耳罐等日用生活器物。
出土的陶瓷残器有些釉色细、光泽好、火候高。有的器物底部一般都较厚重、平底，腹部较深。有些口沿为子母口。还出土有三件陶瓷烟斗，和一个壁薄、釉细的残破小酒杯。
红坎窑 位于福成镇社坛村北面古河道福成江上游的西边，紧靠红坎岭，故名。该窑是于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封土高约7米，南北长15米，东西宽13米，窑膛为灰色砖砌结。整个窑包已为草木封盖，似馒头状。从窑包周围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石本、壶、盆等生活用器。陶瓷器火候较高，胎质坚硬，釉色多为石灰质釉，也有施釉肥厚的瓷片。
东窑 位于营盘镇东窑村的东侧，窑址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的村庄边缘地带。东窑村的东西两侧以前都是古河道。据群众反映，东窑以前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6座窑包遗存，龙窑的构架还清晰可见。烧造的产品有碗、盆、罐、壶、石本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较厚、灰白色。釉色有青黄、褐黄等色。有些砵釉色滋润肥厚、胎质坚硬。碗外施釉不到底，有深褐色划纹。
西窑 位于东窑之西。东西两窑隔一约200米宽的田垌(以前是古河道)。当地群众说，以前西窑也有36座窑。1983年10月广西文物队合浦县普查分队普查时，发现有8座窑包。窑包附近散落很多筒瓦碎片。有些瓮、罐、碎等瓷片，产品胎质、釉色品种与东窑、上窑大体相同。
常乐缸瓦窑 位于常乐圩镇北约1.5公里的缸瓦窑村旁，南流江东侧。窑口面对江边。1999年10月，我利用休假时间到该地考察首次发现。因近常乐圩镇，故取名常乐缸瓦窑。该窑现存两条斜坡式龙窑。每条长约40米。一条已多年停烧被草木覆盖，陶瓷片满地皆是。另一条似在古窑的基础上修造窑床，停烧约有20年。两窑口周围废品堆积层较厚，产品火候高，多为厚重粗瓷，器物内外大多施酱色釉。烧造的器物有：瓮、砵、盆、沙煲、猪槽、大缸等生活用器。器物胎质粗糙，含铁量高，呈褐色，胎质坚硬。古窑的东边有很多深坑，应该是以前取陶土时挖深的。据一位老人说，这里很早以前便有缸瓦窑了。该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与红坎窑相似。
黄丽窝缸瓦窑 位于南康圩镇北约6.5公里的缸瓦窑村东南方，因该地属黄丽窝大队辖，权取名黄丽窝缸瓦窑。于2001年4月26日，我与一同事到那里调查时发现。古窑已被青树翠蔓所覆盖。看来窑址规模较大，不只一个窑口。该窑以前离海边很近，后来海岸线逐渐外移，现离铁山港海面约2公里。该窑周围散落的瓷片很多，估计废品堆积层亦很厚。从散落的瓷片看，该窑烧造的器物有瓮、碎、壶、碗、磨盆等日用生活用器。器物釉色青灰，胎质有些坚硬有些粗松。磨砵、瓷盆与福成红坎窑相似。
关于上面几个窑的烧造年代，从上面几个窑烧造产品的胎质、釉色、品种等情况看，当属同一时代的窑口。它们的烧造年代，大体上始烧于宋，延烧至明。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陈万里，曾根据1957年7月广东省文物普查队采集的瓷片鉴定，认为上窑、下窑两处窑址的年代当属北宋。这几个窑烧造年代的上限，定于宋代应是没有问题的。1980年11月，广西文物队会同合浦县博物馆发掘上窑，据合浦县博物馆文物登记材料称，上窑发掘时，“在窑顶上拾到一个断了把的压槌(捶)，上刻有‘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经整理鉴定为明代窑址。”上窑烧造的下限定在明嘉靖是没有问题的。但把上窑只说是明代窑址或说成是明嘉靖的窑址，则未免过于片面了。
1961年，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先生到合浦复查，认为上、下窑址的年代当属唐代。这也有他一定的道理。一是曾广亿先生是广东著名的古陶瓷专家，见多识广、眼力可靠、著作颇丰，广东的窑址，他大都考察过；二是他鉴定为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依据。1998年12月，我与桂林古陶瓷专家李铧到上窑考察时，在上窑发掘出来的废品堆中采集到三种碗底，其中一种是平底饼足有褐彩的碗底，应是唐末或宋末元初的碗底。1999年5月14日，我陪南京博物院教授、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张浦生去合浦博物馆参观时，在库房的上窑标本处见到一只平底碗残底，张教授说这是唐代器物。1986年12月，《考古》杂志刊登广西文物队郑超雄先生执笔写的《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一文，曾有出土碗一件的记载，其状况是：“碗、1件，残。敞口、圆底，壁形足。高5.5、口径13、底4.5厘米。灰白胎。”从“圆底，壁形足”的特征看，应是晚唐流行的碗式。
根据上面几点，我认为曾广亿先生说上窑是唐代窑址，肯定有他的道理。上窑烧造的上限很可能在晚唐，但发掘出土晚唐的器物不多，定为北宋或宋代，或许更准确些。其他中窑、东窑、西窑、下窑、红坎窑、常乐缸瓦窑、黄丽窝缸瓦窑等，这些窑址都未发掘过，其深层内涵还是未知数，但从其窑址周围的堆积层及散落的瓷片看，与上、下窑的瓷片大致相似，其烧造年限，大体上定为上限始烧于宋代，下限延烧至明代还是可以的。
当然，各个窑口由于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不同，其烧造年限还是有差异的。如福成江边呈南北走向的四个窑址，下窑处于福成江的下游，离白龙港口约6公里，窑址的生产规模最大；中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8公里，生产规模比下窑小；上窑处于福成江的中游，离白龙港口约11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中窑小；红坎窑处于福成江的上游，离白龙港口约14公里，生产规模又比上窑小。据《合浦文史资料》第三辑“福成沿革”载，明朝以前，“海潮上涨，自白龙港口冲入福成江，溯江而上，直达福成圩东北角十余里处，那里有条村庄名为‘水尾村’……顾名思义，‘水尾’就是海潮上涨之终点。”这条水尾村，就在红坎窑隔江的对面。也就是说，以前是有海水涨到红坎窑江边的。它的陶瓷运输，主要靠涨潮水路，随着福成江的淤塞，海岸线的下移，这几个瓷窑逐渐失去了水上运输线，也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空间。所以沿着福成江而建的四个窑址，红坎窑在上游，失去水上运输线最早，因而生产时间短、生产规模小，上窑次之，中窑又次之。
北海地区宋元时期出现那么多瓷窑，每年产品至少过百万件，而当时北海地区的人口并不多，单靠当地销售是不可能的。《合浦县志·人口》没有宋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但有元代及明代的：“元代合浦属廉州路，廉州路辖合浦、石康二县。该路人口为11,686人”，“到了明永乐十年(1412年)合浦、石康二县总人口为33,007人”，“明嘉靖元年(1522年)县境为人口11,822人。”由此可见，北海宋元时期，乃至延烧至明代的窑址，其生产的产品在本地销售，肯定是供过于求的。往内地销售，其成本及质量也敌不过江西瓷及广西容县瓷。这些窑址之所以能生存发展下去，主要靠产品外贸出口。
《合浦县志·经济篇》，曾记载：“唐、宋时期合浦便有陶瓷生产并出口”。李志俭先生主编的《北海港史》一书也指出：“元朝在廉州设市舶提举司，接待各国使者和商人，也吸引中原商人抵此贸易。这样，不仅促进港口的发展，而且刺激了廉州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时，合浦的陶瓷业已初具规模……元代古瓷窑址，大都在沿海地带……古陶及其器物的发现，充分证明此时合浦已大批生产较为优质的陶瓷器，并通过港口输送到东南亚各国。”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在《古陶瓷鉴真》一书中说：“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输出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东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有宋代瓷器，不仅行销的市场较唐代有扩大，而且数量有了急剧的增长。”该书指出：“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江谣等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瓷窑的大量出现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直接关系。”该书还提到：在广西，“宋代烧青白釉的还有桂平和北海2窑，桂平窑所烧器皿较多，北海窑只烧碗盆碟等器……主要供外销之用，因此国内极少流传。”冯先铭所指的北海窑，泛指宋代北海地区的上窑、下窑等窑址。在下窑，曾出土写有红色阿拉伯文的宋代执壶。这些执壶，很可能是销往阿拉伯地区的商品。
从上面几个事例，可反映宋元时期北海制瓷业的发达兴盛，这与外贸出口有关。《宋史》、《宋会要》等书也有记载，我国与大食(沙特阿拉伯)等国，也有以“精粗瓷器市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