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的“china”在外国人眼中代指了中国。大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中，奉皇命将大量景德镇官窑生产的瓷器传及36个国家和地区，并随着丝绸之路传到日本、东南亚及欧洲、美洲，景德镇瓷器由此震撼了世界。但景德镇只供皇族生产的官窑或者御窑场所究竟在哪儿，一直以来成为人们探索之谜。
动人心魄的发现
景德镇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生产地之一，千百年火与土的煅烧，成就了令世人瞩目的瓷器，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官窑瓷，更是收藏者一生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景德镇官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灭亡后，清王朝继续拥有官窑烧制皇家用瓷，直至清王朝灭亡，官窑的窑火延续了632年。废弃后的官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在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曾经专供皇家用瓷的官窑和其设施、地面建筑逐渐消失，直至荡然无存，替代它的是遗址上密密麻麻的大楼与民宅。传说中的官窑遗址也在景德镇的土地上消失，留给后人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官窑瓷器。直至1982年，终于发现了官窑遗址所在的位置。
官窑中的绝世孤品
景德镇珠山官窑遗址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的官窑遗址，发掘出土的遗迹有墙、窑炉和清末民国时期江西瓷业公司发行所房屋建筑等。江西瓷业公司是景德镇首次出现的官民合办的新型企业。另外，在御窑遗址中还发现了永乐青花釉里红终结瓶、红釉盖盒、黑釉刻花香炉以及内红釉外釉里红赶珠龙纹大碗等，都是未见传世的瓷器，是极为珍贵的孤品。遗址中，窑炉遗迹一组6座，均为葫芦形，坐东朝西，整齐有序地排列在一条直线上。皆为楔形红砖砌成，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和护窑墙等组成。这组窑炉遗迹的年代为明洪武中期至永乐时期。葫芦形窑炉是在龙窑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来的，在景德镇元代民窑中已见使用，在官窑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
从忽必烈到李鸿章
元代以前，尽管景德镇已经生产瓷器，但是，只是局限在民间使用。直到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统治民族蒙古族是一个“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的民族，因而，景德镇优质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个官窑“浮梁瓷局”，专为元皇室烧造瓷器。期间，“浮梁瓷局”成功地烧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为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后，朱元璋推翻了元蒙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在瓷器的烧制上，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匠籍制度”，在瓷局内设有行政机构和监狱等，并于开国之初在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世称洪武官窑。洪武帝需要以瓷器换马用于战争，还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厂烧造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瓷器的独特风格。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器厂的技师们设计烧造鲜红地白龙纹瓷器，以表对永乐皇帝的敬意。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身的瓷器，则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宣德年间，官窑在管理上有极为严格的制度，朝廷派官员督陶，负责宫廷用瓷的生产，特别是对贡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有记载称，当年督陶官张善贪婪，将所造御用器的贡余品、次品私自分馈给他人。为整肃官窑管理，杜绝官窑贡余品的外流，宣德帝将督陶官张善处以极刑，把所有贡余品、次品集中打碎，就地掩埋，这样既维护了皇权的威严，也“打”出了官窑瓷器的至精至美。
景德镇的瓷器发展与当时皇家对瓷器的热衷和喜好分不开。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就是一位既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尤其对景德镇御厂的生产相当热心和执著，特别是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他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生产，于是，成化官窑烧造出了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制瓷业达到了制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期间，对景德镇瓷器贡献巨大的唐英功不可没。唐英自雍正六年(1728年)以内务府员外郎身份到景德镇驻厂署协理陶务，到乾隆八年(1743年)十一月结束窑务离镇，先后在景德镇呆了整整15年。他从一位瓷器业的门外汉变成内行，甚至将工作中的经验加以总结，编撰《陶冶图说》，对景德镇瓷业在采石、制泥、淘炼泥土、炼灰、配釉、制匣、制坯、炼取青料、彩绘、施釉、装烧、洋彩、包装等作了科学的总结和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翔实的文字资料，为景德镇的制瓷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遗憾的是御窑厂被攻打到景德镇的太平军烧毁，御窑厂被迫停止烧造。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大臣李鸿章筹银13万两，命九江关督蔡锦青在御窑厂旧址重建堂舍，兴复御窑。同治七年(1868年)，御窑之火再度燃起，并为同治皇帝大婚烧造喜宴瓷器。直到1911年，御窑厂制度终止。至此，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在经过了632年的漫长历史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