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形成源远流长，据《监略妥注》载：“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即在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一带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手工制作。从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文物和积淀深厚的陶瓷碎片考究，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创造性地表现在造型、成型、烧成、装饰等诸多方面，构成了全方位的陶瓷手工制作体系。专家认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属唐代遗存。
世界认同的艺术价值
长沙铜官窑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的发源地。它的烧制技艺自唐代传承至今，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是本身具备的科学价值，釉下多彩的形成，拉坯技艺的产生，雕塑工艺的发展，烧成原理的掌握，都蕴含着不同的科学知识，现代《陶瓷工艺》一书已将它上升成了理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是把自然界缺少生命活力的物质通过劳动的双手变成有生活气息的器物，展现出各种美的形象，巧夺天工，叹为观止。这种将彩绘遮盖于釉下，使其永不褪色的创新工艺，极大地丰富了陶瓷装饰艺术。铜官在唐代曾是我国三大陶瓷出口基地之一，铜官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诸多国家，名声远播，影响深远，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000年，德国人蒂尔曼. 沃特发在印度尼西亚海域打捞出载有9世纪中晚唐陶瓷产品的沉船“黑石号”，其中长沙铜官窑的精美瓷器达6万余件，这些产品充分展示了铜官陶瓷手工技艺的历史渊源和巨大魅力。迄今为止，已在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伊拉克、坦桑尼亚、肯尼亚、伊朗等17个国家发现了唐代长沙铜官窑陶瓷文物，这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异国的产品，已在全球形成了“唐瓷效应”。
庞大的传承体系
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传承有家传、师传两道谱系。家传为继承祖业;师传呈自愿特征，一般三年为期，出师后帮师一至三年，再独立门户。所学技艺，开始以成型的单项专业为主，逐步兼学烧成，直至各工序操作都应知应会。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至民国时期，师承、家承脉络十分清晰。
拉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炊具、壶类成型，民国时约3000人;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2000人。至今因产品结构改变，机械化生产的替代，能操作者约300人，其中技艺精良者有熊赛王、张正斌、黄炳祥、谭志忠、冯耀云、胡武强、胡明、胡英等人。其中胡武强的作品在国内多次获奖。他并将技艺传给了儿子胡明、女儿胡英。胡英是铜官陶瓷拉坯的女传人之一。
捏坯传人。主要应用于缸类产品成型，民国时期约3500人;延续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2500人;现今技艺成熟者尚有400余人。
雕塑传人。民国时期有“窑状元”胡树生、‘‘泥人刘”刘子振。刘子振(1906 --1992)师从“窑状元”胡树生，解放后刘子振相传给儿子刘四泽、孙子刘坤庭。至今“泥人刘”的第三代传人刘坤庭的作品《雄鹰》浮雕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中国姑娘》壁画镶嵌在郴州女排训练基地。《铜官陶瓷工艺流程》浮雕收藏在深圳博物馆。2006年刘坤庭被评为湖南省民间文化十大杰出传承人之一，2010年评为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级传承人。
画花、贴花传人。至今得到广泛应用，技艺熟练者约200人，曾到突尼斯、柬博寨等国传艺的专家、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雍起林是众多传人中的佼佼者。
烧成“看火”传人。由于先进的窑炉设备替代了龙窑，不再使用“看火”之法，但至今掌握其技能者有600余人。唐代外兴窑现保存下来还在继续烧制陶瓷，故“看火”法则仍得到使用。
“釉下多彩”传人。铜官窑彩釉基料至今仍得到应用，并在现代化工知识的使用中，将传统的色彩进一步升华，更使釉下多彩艳丽多姿。至今铜官陶瓷产业中造诣颇深的釉料技术人员不乏其人，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不断传承的局面。
有力措施促推发展
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组建了专门保护机构，确定了项目传承人，落实了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自筹资金265万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普查，建立档案，助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成立了望城县铜官陶瓷行业协会，制订了《铜官镇历史文化名镇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以及《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奖励办法》。全力支持项目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同时还制订了《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实施方案》举办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培训班六期，培训人员500人/次。
通过这些有力措施，引起了各级领导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并收到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目前，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已列入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省、市代表性传承人各1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正在准备申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