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宜兴1975年古窑址普查中，从归径乡的骆驼墩和唐南村，以及周墅的元帆村等处，挖掘出了各种新石器时代磨光的石斧、石锛，同时发现了许多以细泥制的红衣陶钵、夹砂组红陶助、釜及牛鼻式耳罐为特征的陶器残片。陶器的主要特点都与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类型”特点相一致。从而证明远在五千多年前，生活在宜兴的先民就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烧制原始的陶器。随着生产斗争经验的不断丰富，从事宜兴陶业生产的原始居民的制陶技术也在不断演进，运用手制、轮制、渗炭等手法所制的陶器与石器共存着。
宜兴的陶瓷业至商周时期，已有精美的印纹硬陶，陶器不但器型增多，而且更注重装饰美观。除了灰陶、泥质红陶，还出现了几何纹饰的陶器和原始青瓷。
春秋战国时期的宜兴发展成为南方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的主要产地。
在丁蜀周围地区发现了多处几何印纹软陶和磨制石器、小件青铜器共存的文化遗址，如张泽寿山村东氿边和大树村山坡等地。川埠和西山前“汉代窑址”、南山北麓“六朝青窑址”、汤渡村“古青瓷窑址”、均山“青瓷古窑址”、涧众“唐代古龙窑遗址”的墓葬出土，也有几何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以及陶罐、陶鬲、陶瓶、陶注，证明宜兴不但是“印纹硬陶”的基地，也是原始青瓷的另一故。
到了秦朝，陶窑密布，出现了釉陶的烧制。两汉时，宜兴鼎蜀地区形成一个制陶中心，以灰陶为主，兼而发展红陶和原始青陶。
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壮大。丁蜀附近的均山已成为中国南方早期青瓷的重要产区。公元220年到589年的360余年中，南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相对而言，江南广大地区战乱较少，中原广大人民和士族地主大批渡江南下，江南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也促进了陶瓷业的发展。
考古发现，宜兴境内汉窑遗址达16处，晋窑六处，隋唐五代窑二十余处。唐以后直至南宋的古窑址，几乎遍布县西南部靠山地及的许多乡村，这也都说明宜兴作为中国陶瓷之都是名副其实地有着历史渊源的。
古窑址的发掘，在丁蜀地区，由于古今窑址的重叠，加之解放后废弃旧式龙窑，宋代窑址已较难寻觅，再者，古代窑址分散，故发现的数量也较少。这些窑址发现的产品以缸类为主，与张渚地区发现的有所不同。
比较重要的宋代窑址，是一九七六年红旗陶瓷厂兴建隧道窑移山整基时发现的蠡墅村羊角山的早期紫砂窑址。就笔者实地考察所见，羊角山窑址为一小型龙窑，长十余米，宽一米多。当人们发现它据有考古价值而加以重视，其窑址已被掘去大半，尚有上层为近代的缸瓮残器；中层为元至清初的废品，其中有细颈大腹的釉陶注壶及器肩堆贴菱花状边饰的陶瓮等；下层则是早期紫砂器的废品。羊角山早期紫砂器的废品堆，以各式壶类为主，有大量的壶身、壶嘴、提梁、把手和器盖发现，特别要指出的是，部分壶嘴上的捏塑龙头装饰，与宋传流行于南方的龙虎瓶上的捏塑手法相一系；再结合此层所掘出的宋代小砖，以及中层出土具有元明风格的器物来看，大致可以推定下层堆积为宋代产品，而主要的烧造年代大抵在南宋，其下限可能延续至元代。
观察羊角山出土的早期紫砂残器可知，其器物的用途与明清乃至现代的紫砂器有较大区别。当时的紫砂器，如钵、罐、壶等，胎质均较粗，制作也不够精细，可能作煮茶或煮水之用；但考查中华茶道文，在宋代还未发展到手撮茶叶、用壶冲饮，替代烹煎方式的阶段，
一九六六年，在南京市郊江宁县马家山油坊桥挖掘的明嘉靖十二年 (一五三三年) 司礼太监吴经墓曾土一件紫砂提梁壶，从它的形制与装饰纹样推测，它被用作案几陈设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