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考古记事

我和耀州窑有缘，自己大半生的考古生涯是在耀州窑“十里窑场”遗址上度过的。在这漆水之滨，几乎每一块土地都留下我们的脚印。每一条沟、每一道塬、每一个田坎和地边，都是考古工作者反复考察的见证。沿着窑址最南端的凤凰沟向北走，在漆水河谷的两岸，坐落着耀州窑博物馆、部队营区、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唐三彩遗址保护厅、灯泡厂、电瓷厂、铜川四中、前铁厂、高速公路路基等单位的建筑物，而我们半个世纪里曾经考古发掘的探沟和探方，几乎遍布在这些建筑之下。
正是几代人半个多世纪在此窑址上，不停的寻求和考察，不断的发掘和研究，才搞清了这处千年名窑的光辉历史，使之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遗址的考古，被评为二十世纪全国百项考古重大发现和陕西十大考古重大发现之一，而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也荣获了全国首届田野考古的奖项。
回想起半个多世纪的耀州窑考古，真是感慨万分！当年首次见到耀州窑址出土的大批瓷片时，自己还是一个刚从高校毕业的23岁的青年。而今天，一个耄耋之年的72岁老者，仍在窑址上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正是耀州窑的考古工作赋予了我学术生命，使自己大半生的奋斗和追求完全融入其中。
这篇《耀州窑考古记事》，很难将自己几十年来在窑址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一一表述。在此，仅以时间顺序，记述自己所知的半个世纪的耀州窑考古之梗概。
一、窑址发现之始
耀州窑作为中国古代的一处著名瓷窑，在我国早期记述瓷窑的古文献中曾有较多记载。宋代陶榖《清异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周辉《清波杂志》、叶寘《坦斋笔衡》等均有述及，特别是在王存《元丰九域志》以及《宋史》中，还有“耀州，贡瓷器”的记载。能有如此多的历史记载为同时期的其他窑口所少见。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近现代，中外学者已难以认清耀州窑和耀瓷的真面目。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出版的各种陶瓷著录中，均将耀州窑瓷器错认为它窑之器，在当时的图录中耀州窑瓷器被冠以“东窑器”、“汝瓷”、“北龙泉”、“北丽水”、“白龙泉”等称谓。一个千古名窑已面目不清。
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请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先生鉴定。陈先生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大师和奠基人。他观看了这批青瓷片，感到胎釉特征与越窑、汝窑和龙泉窑均不同，发现有些刻花、印花青瓷片上饰有龙凤纹，认为应是贡瓷。遂查阅文献，找出耀州曾贡瓷的记载，怀疑可能是耀州瓷。次年，北京故宫的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这次考察是耀州窑考古调查之始，使学术界第一次了解了耀州窑和耀瓷。
广安门出土的这批耀瓷，收藏在北京故宫和前北京市文物考古队，我曾有幸去看过四次，而且均系上手观察。我所见到的这些耀州青瓷，均为北宋产品，浅灰白胎致密坚硬，青绿釉晶莹温润，青釉下装饰有生动优美的纹样。纹样中最为突出的是龙凤纹。龙腾空于水波之上，雄伟矫健，气势磅礴；凤展翅飞翔在云朵之中，体态优美。从有些较大的瓷片上，可看到龙与凤刻印在同一件器物上，象征着龙凤呈祥的祝愿，具有耀州窑贡瓷的明显特点，除了刻印龙凤纹外，还有象征美好幸福和繁荣昌盛的牡丹纹，象征桀鷔和仙逸的菊花纹等。部分广安门出土瓷片，近年来在北京故宫“瓷片标本展”中正向公众展出。
这次调查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窑址区发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刻立的《德应侯碑》。此碑记载了耀州瓷的整体生产工艺，是我国最早制瓷工艺的实物资料。就目前所见，也是记载了耀州窑为全国唯一的由“贤侯上章，天子下诏”、“奏土山神封德应侯”的一处制瓷窑场，足见耀州窑在我国古瓷窑中的地位。
陈万里先生是在黄堡高小(今铜川四中)教师食堂门外发现此碑的。这里曾是后世的紫极宫，即专祀北宋奏封“德应侯”之窑神庙所在。《德应侯碑》由陈万里先生公诸于世后，曾有一些人前来观看和拓印。我第一次见此碑时，也是来学校的教师食堂看的。当时这块重要的石碑就放在食堂门外的左侧，但已经将正面朝下平摆了。学校教师告诉说：“前些年是有字的光面朝上，大家当饭桌用。”我们请大家帮忙，翻过来读了碑文并打了拓片。此碑文革期间被运到西安碑林收藏，遗憾的是，已斜断为两块。今天我们所见的该碑拓片，完整者为早年在窑址所拓，有斜向裂隙者为入西安碑林后所拓。自己很有幸，所拓者为早期的完整碑石，因存世数量少，非常珍贵。
二、初次触摸窑址发掘出的瓷片
1958年陕西省考古所成立，耀州窑址被定为考古的重点遗址之一。遂在1958年至1959年由业务秘书唐金裕领队，对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出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晚唐、宋、金元三个时期的文化层，出土了8万多瓷片标本。这次发掘，不仅是耀州窑址考古发掘之始，也是我国古瓷窑址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
这批发掘出土的瓷片标本，全部拉回省所进行室内整理。当时省考古所已由创建时在西北大学的临时挂牌所址，搬到了南郊雁塔路的中科院考古所西安研究室院内，占用了他们的半个办公大楼。这批耀瓷标本是省所成立后的第一批考古成果，所以整个拼对、修复、绘图、照相、制卡等整理工作都受到重视和优先对待，所编写的《陕西铜川耀州窑》也成为省所建所以来出版的第一本考古报告集。
我是一个幸运者，正是这8万片窑址出土的耀瓷标本，让我开始了解和认识耀瓷，系统学习到了耀州窑的发展史，也萌生出对耀州窑和耀瓷的喜爱，成为自己日后能坚持不懈地从事耀州窑陶瓷考古和研究的基础。
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情，1961年秋，我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省考古所工作。当时国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田野考古经费困难。主持省所工作的王家广是书记兼副所长。他安排我们先在资料室整理标本，使自己有了能够仔细观看出土器物和标本的机会。真是幸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自己可以随意触摸这些全摊开进行室内整理的美丽瓷片。其中的唐代黑、白釉瓷器比较简朴，但造型丰满大气，与西安市郊唐墓出土器物很相似。而数量最多的是宋代耀瓷，几乎都是胎薄、釉匀、造型精巧的青瓷。在器物内壁多刻花或印花以精美花纹，折枝牡丹、缠枝菊比比皆是，而凤凰戏牡丹、群鹤博古、婴戏图则更为精美。最精巧的是印有“大观”、“政和”纪年的斗笠形小盏，在精巧轻薄的瓷盏内壁，或印有凤衔牡丹，或印有折枝牡丹，牡丹花均取多层塔式，在花蕊的中心，框出“大观”、“政和”年款，造型和印花纹饰及文字均精美无比。自己拿在手上，总有一种爱不释手又怕捏碎的感觉。现在撰写对往事的回忆，虽然已经事隔近五十年，但每每想起当初对这些耀州窑刻、印花青瓷的喜爱和着迷，仍然十分激动。这些事虽属偶然，但偶然中往往孕育出必然，我和耀州窑的缘分正是如此。
三、开始主持耀州窑的发掘
1973年5月，位于耀州窑遗址的铜川市灯泡厂进行厂房基建工程，刚一动土就出土了一批耀瓷碎片。市文化馆闻讯派文物干部去看，捡回了一些瓷片标本。因不认识时代，就将瓷片背到省文管会汇报。当时正处在“文革”中，为精简机构，已将省考古所、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合并，称为“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设在西安碑林大院中。这些瓷片背来文管会办公室后，大家都围过来看，我因此前对耀瓷已有系统认识和了解，就随手将瓷片按时代分了几堆，并一一告知其时代。大家感到出土的瓷片标本很重要，应该去发掘。当时的负责人是杭德洲，遂委派我任领队，成立了由我、李诗桂和铜川市文化馆卢建国三人组成的考古队，去耀州窑遗址进行发掘。
当时因“文革”，国家经济很困难。铜川市灯泡厂又在边基建边生产中，条件十分困难。我们要求厂里提供一间房子，让我和李诗桂两位女同志住宿，兼考古队办公和堆放出土标本用。但厂里拿不出一间房来，只能腾出半间工具室，结果只能让男同志去住，同时堆放出土文物，我们两位女同志只能凑合住在女工宿舍。那时一个女工宿舍放三张架子床，住6个人，虽安排我们去住，但并没有多余的空床。我们只能住在三班倒着上班空出的床上。记得先是睡中班女工的床，到午夜12点中班回来了，我们得起来让床，再去后班女工的床上住。可以说，没一个夜晚能睡一个囫囵觉。而且经济困难，我们只用了四、五个民工，考古队的三个成员全部参加发掘劳动。当时伙食也差，几乎没有青菜，主食一半细粮一半杂粮，考古工作非常艰苦。但因是“文革”中难得的考古机会，大家的情绪很高。白天参加发掘劳动，晚上自己动手洗瓷片、写发掘日记，直至十点左右才去女工宿舍休息。
这次发掘113平方米，找到并排3座一列的宋代窑炉，清理出保存较好的一座，出土了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发掘面积虽小，但与第一次相比有了新发现：一是找出了宋代烧瓷窑炉火膛下的落灰坑和埋在地下的通风道，确定了耀州窑鼎盛时期以煤为燃料的窑炉结构；二是新出土了以釉裹足为特征的五代青瓷，为日后解决耀州窑五代烧瓷提供了线索；三是新出土了唐代的茶叶末釉、白釉绿彩、黑釉剔花填白彩、低温棕彩及宋代的黑釉酱彩等瓷釉新品种，为耀州窑日后的考古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
灯泡厂发掘结束，考古队在市文化宫向铜川市党政领导做了汇报，受到市领导张铁民的重视，决定进行宋耀州青瓷的复仿制。考古队为复仿制工作提供了瓷片标本和造型、纹样图纸资料，促成了日后复仿耀瓷的成功。
1974年，铜川玉华在修农田时发现了瓷器和窑具，由我领队和铜川文化馆的杨根善、卢建国去玉华发掘。在玉华村找到了以往不见于文献也不为人所知的耀州窑玉华窑场。
玉华耀州窑址的发掘，历时两年多，到1976年结束。此次发掘未用一个民工，采取的是由铜川市工厂、农村和驻铜部队派员来考古队，组成了“亦工亦农”学习班式的考古队。这些学员我记得有各公社的1至2名农民、市建公司与陶瓷厂的团书记和技师、工兵营的副指导员和排长等人，人员相当优秀。玉华的环境与灯泡厂相比更加艰苦。队员分别住在生产队部和农民家中，没有自来水，天天吃、喝、洗都在河里和山泉打水。没有电灯，需点着蜡和煤油灯写发掘日记。不仅人人要参加发掘劳动，还要轮流做饭。工余时间，大家都坐在队部前，听我讲授考古和文物常识。因为这批学员回农村、工厂、部队后，将成为所在地的文物保护员，并将担负起整个铜川的业余文保工作。所以，要求也特别严格。最使自己难忘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因发掘工作不能停，又要保证队员的人身安全，只能在生产队的帮助下，搭起了几个简易的三角形窝棚，地上铺一层麦草，两边扎两个草帘，就成为我们的住所了。一到晚上，几个人挤在一个窝棚里，不仅不能动，而且潮湿闷热，连呼吸都困难，只能和衣躺在窝棚里。好在白天又干土活又学习，实在是又困又累，躺下来立刻就能睡着。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到1976年初秋完成了耀州窑玉华窑址的发掘。此次发掘460平方米，出土宋元窑炉5个，其中一个为元代的母子炉。出土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以上。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找到了耀州窑的一处新窑址，搞清了其发展史及其与耀州窑中心窑场——黄堡窑的关系。此次发掘的成果受到省上重视，省文化文物局拨出专款建立了玉华文管所和遗址保护厅，进行了保护和管理。
在玉华发掘期间，我们还发现和调查了玉华附近的瓷窑子耀州窑址，以及耀州窑系的旬邑安仁窑址，并对以上三个窑址都写出了简报公诸于世、。遗憾的是，因“文革”和人事变动，玉华窑的发掘未能写出考古报告，而瓷窑子耀州窑址因日后大量露天开采煤矿，已永远地消失了。
四、一次全国最大规模的古瓷窑址科学发掘
1984年夏，黄堡镇新村农民在漆水河岸打石灰窑，将掩埋在地下的耀州窑宋代窑炉炉基打破了一角。铜川市博物馆的同志闻讯赶到现场，发现其周围还有唐代黑釉瓷器。省文物局得知后，催促省考古所派出考古队。我遂再次前来主持耀州窑址的发掘，同时任领队的是我的丈夫杜葆仁，由我们共同主持了此次长达十多年的耀州窑考古发掘。
自己在70年代负责耀州窑黄堡和玉华窑场发掘后，曾担负了《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的工作，对国内各省博物馆的藏瓷进行了详细考察。从陶瓷工艺流程和中国陶瓷史的角度来观察和衡量耀州窑，许多问题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脑海中，也一直想通过对窑址的考古发掘去解决。这次到窑址后，观察完现场，立刻对耀州窑黄堡的“十里窑场”上上下下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反复踏查，决心以此石灰窑之事为契机，对整个窑址进行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以搞清耀州窑的整体内涵和发展历史。
那年的夏末秋初，阴雨连绵，时断时续下了近两个月。考古队成员大都来自华仓考古队，是由我丈夫杜葆仁带来发掘铜川枣庙战国秦墓以后留下来的，发掘秦汉遗址和墓葬的技术都很强，但对唐宋窑址和瓷器尚不了解。我们利用这两个月的阴雨天，让学员一片片辨认各时代的耀瓷标本；再结合有关耀州窑的文献记载和相关陶瓷考古文章，对大家进行了陶瓷考古的培训工作。每逢雨停的短暂时间，都带领队员到窑址的断壁和田坎进行实地考察，使大家在发掘之前就了解了耀州窑和耀瓷，在以后的发掘和室内整理中，都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直等到10月下旬，天终于放晴，对学员的陶瓷考古培训也圆满完成。近20名队员再加上铜川市博物馆的干部薛东星、任超、王兰芳等，大家都干劲十足的进入发掘现场。除石灰窑处暴露出的遗址外，又在窑址中选了多处典型文化层进行发掘。为了抢时间，所有的星期日都不休息，一气干到天寒地冻不能挖了才停工。考古队分别驻扎在灯泡厂和电瓷厂的多处地点。两个厂的领导都大力支持。为了让我们办公和整理资料方便，灯泡厂先提供出一个副厂长的套间办公室，电瓷厂又提供了一座为职工新建的小院落用做队部。电瓷厂的小院有两孔砖窑住屋和两件平房，而且厨房、茅厕一应俱全，不仅办公、住宿，存放出土文物都很方便，而且解决了考古队20多人的办灶吃饭及上百民工在发掘现场饮用开水的问题，为大规模发掘提供了后勤保证。
真是万事齐备，群公作美，头一仗就大获全胜。到这年停工时，我们揭示出一处保存较好的宋代晚期的家庭式作坊和窑炉。作坊两间，均为半地穴式拱顶窑洞建筑。一间内置加工泥料的水缸、石碓臼、练泥池，拉坯和修坯的陶车，印制纹样的陶范等，为成型和装饰器物的作坊。另一间置三个盛有釉料的大陶缸，并设有较大的火灶和地炕，系施釉和烘干作坊。此外还有堆料场和堆煤场。窑炉为典型的北宋晚至金初的燃煤马蹄形馒头窑。已有800年历史并保存如此好的古瓷场家庭作坊，在国内尚是首次发现。让人感兴趣的是作坊的窑洞式建筑，正是流传至今的黄土高原民居窑洞建筑的历史雏形。还在不同的发掘点上，挖出了宋代早、中、晚各时期的窑炉，搞清了耀州窑鼎盛时期窑炉结构的革新和完善化。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出土了唐、宋、金、元各时代的大批精美瓷器，而且还出土了预期希望得到的唐三彩和唐代低温单彩，揭示出一组唐三彩作坊，清理出3个烧制唐三彩器的窑炉，使耀州窑成为我国已知的第二处烧制唐三彩的窑场。发掘出的多座唐三彩作坊和窑炉为我国首次考古之所见。还在唐三彩作坊中意外地出土了唐代的绿釉和黑釉琉璃板瓦和筒瓦，以及唐三彩瓦当和建筑构件。这些瓦件出土后，我们将情况告诉了中国社科院此前一直主持唐长安城发掘的马德志先生。他非常高兴，并告知说：“早在五、六十年代，大明宫和兴庆宫遗址都出土有唐代的绿釉琉璃瓦，但由于我们不敢确认是唐代的，担心混进去明代的东西。在编写《唐代大明宫遗址》时，没将这些琉璃瓦收进去。现在好了，可在你们这里找到依据了。”
由于1984年的成功发掘，耀州窑遗址的考古工作受到国内各大媒体的重视和大量报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受到国家和省市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重视。我们当初想以石灰窑的破土为契机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愿望，很快就得以实现。耀州窑遗址不仅成为陕西考古工作的重点，所长石兴邦先生还决定在此建工作站。经省文物局批准，陕西考古所在遗址区征地3.6亩，建起了铜川考古工作站。此考古工作站成为我国第一个在瓷窑遗址上建起的能长年从事陶瓷考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考古站建立后，又增加了王小蒙和邢福来两名科研人员，还专设了一名后勤和保卫干部丁文杉，以便使我和杜葆仁从日常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搞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了这样方便和有利的条件，我们这些幸运儿也就更加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了。
建站初期,虽然有了自己的房子,但因建站经费是由发掘经费中硬挤出来的,所以住宿、办公、整理资料的条件都很差,发掘经费也很紧张。干部和学员都想办法克服困难努力工作。没有桌椅,大家就支起床板当桌子,堆几块砖当凳子。没有文物架和修复案子,大家就将瓷片摊在地上,进行拼对和修复。记得当时水电都不正常,往往十天半个月都没有水,几乎都是午夜时才有电。我们大家就打了一口水窖,将院内的雨水引入窖中使用,解决了水的问题。为了解决照明,我们就点蜡烛和自制的煤油灯。我还发明了一种方法,点上一支蜡,在蜡后放一面镜子,反射回来就成了两支烛光,既明亮又节省。我们的很多文章和耀州窑的的几本考古报告就是在这样的烛光下写出的。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烛光下写东西,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蔡毅来看我们,见到此情况很有感慨,日后在不少公开场合谈到此事。其实,在我们站上这是很平常的事。一般的工作和生活,没有电可凑合着,为几本考古报告拍摄照片,用灯光的事就无法用蜡烛之类来解决了。只好放到午夜时才能工作。摄影师张明惠和站上协助拍摄和编写器物照记录的同志都是从午夜工作到天明才能休息。每天都忙活一夜,站上只能慰劳两个荷包蛋。每本考古报告的拍摄,一干就是个把月,但他们总是干劲饱满,给每一件需要拍摄的器物都照出了高水平的图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耀州窑考古工作中最为艰难的是考古站没有固定经费,一切开支来源于发掘经费,而发掘经费我们只能在头一年根据下一年的任务进行申请。所批给的经费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发到站上往往已到了下半年。所以,上半年我们往往是几乎没有经费。写到这里,我不能忘怀并永远要感谢铜川站的学员同志们,他们都为耀州窑考古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里,他们的工资很低。我记得当时一天的工资是1.56元,一月下来也只有不到50元钱的收入。而且是白天在窑址上看探方发掘,晚上回来要写发掘日记,还要清洗当天挖出的瓷片,工作非常辛苦。在站上没来经费欠着他们工资的日子里,他们并没有怨言,仍然努力工作。记得有一年站上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只好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征求大家意见,是暂时停工放假,还是自力更生想办法?学员们都表示要想法克服。全站从老师到学员都自愿从家中拿钱借给站上,目的是不能让考古站放假关门等待经费,要让工作正常运转,要抢出时间尽早整理好发掘出的资料,尽早编出耀州窑的考古报告。这就是我们的学员,虽然工资低,虽然只是临时性的技术人员,永远没有转成正式职工的机会,但他们在耀州窑的考古工作中处处表现出主人翁的主动和负责。这些学员中的骨干人员有:张宏、曹小平、薛春明、张蕊侠、翟建峰、常宏、赵刚毅、焦德厚、董红卫、杨新莉、寇小石等。他们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是耀州窑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重要因素。
在这十多年中,不论是科研人员还是行政人员,不论是正式职工还是学员,大家都以站为家,不仅长年吃、住、生活和工作在站上,而且很多学员都是在站上成亲生子的。回想起来,时间也过的真快,当年在站上出生的孩子,现在有的十多岁还在上学,还有的已二十多岁大学已经毕业了。我们夫妇更是以站为家,一年十二个月,离开考古站的时间几乎不足一个月。两个儿子从初中开始就生活自理了,他们的寒暑假全是在考古站度过的,除了学习作业外,还要参加站上的洗瓷片和整理出土文物的工作。记得中宣部廖井丹副部长和国家文物局陈自德副局长来视察工作时,曾对当时的副省长孙达人说:“文物考古界能常年坚守工地的,别处也有,但像他们夫妇将家放下不顾,两口子都一起坚守工地,我们还没见过。”还开玩笑说道:“你们这个站是个夫妻店。”从此“夫妻店”的名称不径而走。同时在他们的提议下,陕西省文物局对我和杜葆仁在全省文博系统内进行了通报表扬,这使我们既感动又不安。因为大量的工作是站上干部和学员共同做的,我俩只是尽职而已,但获得表扬的却仅是我们。
从1984年至1998年,是耀州窑黄堡窑址考古的兴盛期。在这15年的春夏秋冬里,我们夜以继日的进行发掘、整理、研究和展示,做了大量工作。
对窑址的考古发掘,持续时间长,成果重大。我们采用配合窑址区单位基本建设为主,主动发掘为辅的方式,将漆水两岸的中心区划为七个工作区,开展了大规模、分层位的科学揭示。至1997年,共布探方211个,发掘面积达12982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古瓷窑遗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揭示出唐、五代、宋、金、元、明各时代的文化层,找出其间的叠压与打破关系；发掘出以上各时代的上百组作坊基址和上百座不同结构与特征的烧制瓷器的窑炉；出土了唐至元明各时代数以逾百万计的各种陶瓷器标本,其中可复原器物有数万件。也是国内古瓷窑址中出土文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所见遗迹和遗物最能成为完整发展序列的考古发掘,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从唐至明八百多年的发展史,发现了各时代陶瓷产品之瓷釉品种、器物种类与造型、装饰技艺和手法、纹样图案的题材与布局等丰富内涵,不仅为耀州窑的研究提出了系统的科学资料,而且对我国古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代唐以后上千年来北方瓷器的断代和鉴定提供了重要标准。
在此发掘中,还首次找到我国陶瓷考古中有明确地层依据的五代和金代的瓷器产品。出土了数以十万计的五代和金代的青瓷标本,不仅将耀州窑古代贡瓷的历史,由北宋一个朝代扩展到五代、北宋和金等三个朝代,还解决了我国古代最为历朝皇室权贵所青睐的天青釉瓷的起源问题,找出了由五代耀州窑所创烧的一大批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器的瓷片标本,为我国陶瓷考古中的空白区五代和金代的断代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耀州窑考古的重大发现,使该窑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为“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考古科研项目,还荣获了中国首届田野考古奖,我本人还获得总部在英国的东方古陶瓷学会的“希尔金奖”。在这15年中,考古队的科研人员撰写了论文和简报近200篇,还编写出版了《唐代黄堡窑址》、《五代黄堡窑址》、《宋代耀州窑址》等大型系列的考古报告集。几本报告集和部分文章共获得陕西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8次、三等奖5次。
在窑址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耀州窑遗址”保护厅和“唐三彩遗址”保护大厅,并于1994年建成耀州窑博物馆,成为我国最大的一所陶瓷专业博物馆,向国内外展示着耀州窑和耀瓷的历史,也向世人展示出半个世纪以来耀州窑考古的成果。
在此期间,我们和耀州窑博物馆一起,还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以及日本的大阪、爱知、萩市3个城市的博物馆举办了耀州窑陶瓷展,将耀州窑的考古成果和耀瓷所代表的中国文明向国内外的广大受众进行广泛的展示和传播。
五、追索耀州窑后期发展的轨迹
创烧于唐代黄堡镇的耀州窑,历经800多年的发展,到元明时期日渐衰落。查阅民国《同官县志》载有:“同官黄堡镇瓷器,宋代早已驰名,即现代鉴古家所称之宋器,精巧绝伦,惜自金元兵乱之后,镇地陶场均毁于火,遂而失传……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为陈炉耳”。按此记载,在耀州窑黄堡窑场衰落后,陈炉地区的立地、上店、陈炉之古瓷窑,是黄堡耀州窑的延续和继承者。特别是其中的陈炉窑场,不仅至今一直烧造,而且还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近现代瓷业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生产基地。
然而以往对这3处耀州窑址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上世纪50年代末,仅在立地、上店两窑址各开4个探方。七、八十年代后,我们也曾来调查过几次,但因工作重点在黄堡,限于经费和时间,一直未能全面展开。
1998年我从省考古所退休,先后被铜川市考古所和耀州窑博物馆返聘,遂建议耀州窑博物馆对上述3个耀州窑址进行全面调查。又逢时机到来,事隔不久耀博到国家文物局汇报工作时,文物保护司副司长宋兴潮同志认为陈炉窑场很重要,明确指示应该好好进行工作,促使了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002年3月,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铜川市考古所联合组成了陈炉考古队,聘请我任领队,由耀博薛东星和我共同主持这项考古工作,为时数年的耀州窑三大窑址考古调查与试掘工作全面展开了。
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等三大窑场,位于耀州窑黄堡中心窑场之东约15公里至20公里。三窑场呈三角形分布,三地间相距5公里至7公里。在古代,因为生产瓷器,竟在如此小范围的三地设立了三镇,足见其重要性。记得考古队入驻陈炉陶瓷厂时,初春的天气还相当冷,山坡的背阴处还留有积雪。第一个月,先初步全面普查一遍,普查队员除我和薛馆长外,还有杨瑞余和黄凤昇,曾和我调查过陕西古瓷窑的杜文也参加了。陈陶厂为支持我们的工作,还专门派了熟悉地形的吴金厚来当向导。我们在一个月内,跑遍了三窑场遗址所在地及其周边山地的梁峁沟坎。那真是一段让人激动难忘的日子。虽然每天都要步行数十里尽心踏查,而且吃饭、喝水都无定时,但大家都精神饱满,不顾劳累和饥渴,仔细搜寻着脚下和崖坡上的每一块土地。那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天天都兴奋不已。记得有一天,我们天一亮从陈炉出发,先到立地坡村找书记了解立地坡创烧地橡树岭兴隆沟的位置,都不知道,又问:“哪里有过橡树?”书记说:“好像东山村有过”。我们当即沿着山路向东去找曾有橡树的东山村。到了东山,由村长带领看了村周围的每条沟和旁边的山岭,在小学校后墙外和原生产队办公室的地方,找到了窑址。大家正在高兴,村中一位老者告诉我们:“向西北走,过几个山梁有个王家老宅,那附近我见过有笼梆(指烧瓷用的匣钵)”。我们又奔向王家窑洞,翻过几座山梁,总算找到曾住过王姓的地点。但不仅找不到宅子所在,而且周围已被小煤窑挖成了深坑和堆满山坡的石渣土。大家都不甘心,围着沟梁拨开荆棘和草丛四处寻找。“这里有一块碗底”,“找到匣钵了!”经过大家耐心细致地调查,终于找到了这个不见于史书记载的立地坡窑场的瓷器烧造点。整整一天了,大家还是早上吃的早点,真是又累又饿又渴,要回宿营地还得再走20华里,几个人忍着饥渴爬山返回时,天已黑严实了。这一天,走了60多华里山路,虽饿了一天,但大家都很高兴,不仅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不时说笑。因为找到了陈炉地区最早的瓷器创烧地,解决了一大问题。在大家的努力下,3处窑场普查首战告捷。到4月初,在陈炉窑场发现烧造区14处,在立地坡发现烧造区13处,在破坏严重的上店窑区也发现烧造区6处,总共发现了三大窑场的30多处烧造区,采集了各时代的瓷片标本1万多件,还在民间抢救性征集了一大批明清和民国时期陈炉地区烧造的瓷器。
全面普查完成后,工作又转入对发现的30多处烧造区的细致调查,并选择典型文化层进行科学解剖和试掘工作。同时请陈炉陶瓷厂腾出几间窑洞式房间,用来刷洗、拼对、修复瓷器标本,开始了室内的绘图、整理和器物制卡工作。此时参加人员也更多了。耀博的业务科、宣教部、遗址文管所和市考古所等单位和部门,能来陈炉的几乎都轮换着来学习和工作,除了前述的考古普查人员外,新增人员工作时间较长的有赵雅莉、傅春玲、石琳娜、陈晓捷、张汉文、董小兰等。
2002年—2003年,田野工作的重点是立地坡和上店。在立地坡除已找到的13处烧造区外,又新找到5处,共有18处,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551平方米,清理出窑炉5座,找到了金、元、明、清四个时代的文化层,出土陶瓷标本10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1200多件,从而搞清了耀州窑立地坡窑场的范围、规模和发展历史。在立地坡还调查了明秦王府琉璃厂窑址,发掘面积94.5平方米,发掘出明代的石砌建筑基址和一批带“官”字款和“I”“X”“XX”等戳印符号的琉璃瓦和支烧具,不仅确定了明秦王府琉璃厂的位置,还搞清了其规模、范围和布局状况。
在上店,对发现的6处烧造区试掘了3处,发掘面积89平方米,清理出金代窑炉1座,找到金、元、明早期的文化层。出土陶瓷标本超过1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200余件。搞清了上店窑场的规模、范围和烧造史,而且解决了其废烧原因是明成化、嘉靖大地震导致地形改变、水源改道枯竭所致。
以田野考古调查和试掘为依据,2004年,集体编写出版了《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解决了黄堡镇的耀州窑中心窑场东移的时间和路线问题。
考古队在陈炉地区的工作重点是陈炉窑址。从2002年开始至2005年,我们一直在此地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古调查和试掘。近几年为配合当地基建,仍有断断续续的零星发掘,发掘面积已逾上千平方米。发现窑炉20多座,找到了金末蒙古、元、明、清、民国、解放初等时代的文化层,出土陶瓷标本20万件(片),其中可复原器物3000余件。经历了数年辛苦,我们搞清了它的烧瓷史。在金末元前的蒙古国时,耀州窑的制瓷工艺经过立地坡和上店传播到陈炉。在耀州窑的诸窑场中,陈炉创烧时间最晚,但因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则最快。明代《同官县志》记载陈炉“自麓至巅,皆为陶场,土人燃火炼器,弥野皆明。每值春夜,远眺之,荧荧然一鳌山灯也”。遍山“炉火杂陈”,十分壮观,故有“炉山不夜”美誉。
我们调查时,所见的陈炉窑场废弃物堆积,往往高达10多米,甚至20多米。看着这些高如山包的遗址文化层,我总是激动不已,对数百年间在此辛苦劳作的制瓷匠师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智慧,要创造出多少精美的瓷器,才能获得流行的关中民谚“五月二十六滴一点(雨),陈炉山上买老碗”。通过考古,我们得知陈炉窑自金末创烧后,元代快速发展,到明清时达到鼎盛,不仅烧瓷规模和质量超过同时期所有的耀州窑诸窑场,而且取代了黄堡窑场,跃身为耀州窑后期发展的中心窑场。晚清、民国以来,又成为至今仍存的唯一的耀州窑窑场,也是陕西和西北地区最大的瓷窑场。我们在此的考古,揭示了耀州窑发展的整体历史和全貌,使此前认为的该窑“唐代创烧,到明代中期停烧,连续烧造八百多年的历史”的观点,被修正为“唐代在黄堡创烧,金以后烧造中心东移,延续至今,有近1400年的烧造历史”。此次考古工作,使我们认识了陈炉的历史,在几年的研究工作中,大家已撰写发表了40多篇文章,在《文博》杂志增刊出了专集,还出版了《陈炉耀州瓷精萃》,目前正在全力编写《陈炉耀州窑址》考古报告,计划在今年底完成。通过文章和专著,让学术界和国内外也认识了陈炉,了解了其重要性。
在短短的几年中,陈炉耀州窑址得到国务院批准,与黄堡的耀州窑址一起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在修建窑址保护厅和陶瓷陈列馆,而且耀瓷生产工艺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陈炉镇还被国家批准为陕西目前唯一的“历史文化名镇”。现在,延续了近1400年的耀州窑陶瓷技艺在此得到传承,耀州窑陶瓷艺术的血脉在此得到新生。几代人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的耀州瓷文化,在此绵延不息、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