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没有年款的御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极为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图一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虽然也是一代军阀，但作为一位文人大总统，他的学问深厚，书画造诣极高，自诩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于制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会“看碟下菜”。他为徐世昌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年窑瓷器极其精雅，清人赞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年窑以单色釉闻名，格调含蓄而优美，自然极为贴合徐世昌这类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审美趣味。“静远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蓝釉（如图二年窑暗花蝉纹梅瓶）和青釉，横绝一代，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还将它们作为礼物，用来巴结日本人。
“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延庆楼制”款的瓷器品种不多，传世稀少，极具收藏价值。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图三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是唯一一件有拍卖纪录的。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在瓷器口部装饰金属边饰始于北宋的定窑。定窑以产白瓷而闻名，由于瓷胎很薄，烧制时容易变形，而且为节省窑炉内的空间，人们废除了原来仰烧工艺所使用的匣钵，改用与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撑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对应，层层相叠。这样用支圈支烧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边，俗称“芒口”。所以，定窑白瓷往往要在口沿处矫饰一条金属镶边。到了民国，瓷器当然不会再有被烧歪的危险，不过这个瓷瓶画面本来寓意富贵，瓶口加一条金色边饰，更加富丽浓艳，倒也切合题意。
整个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两侧装饰的双龙耳似乎与瓶身不能浑然一体，显得很突兀。双龙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若瓶身太过纤巧，则与大龙耳不配。不过这件瓷器制作得还是十分精细的，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凤为百鸟之王，牡丹则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贵无极之意，又饰以龙耳，暗暗迎合了曹锟欲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达41.8万元。
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它们或多或少寄托了郭葆昌的一点人生理想，他虽然是古董铺的小学徒出身，但总还是愿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如图四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不过表现出的可不是一点淡泊的风雅，而是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如图五粉彩高士图瓶），因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闻达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务使他进一步发迹，当了几个月的督陶官后，他在河北定兴县老家盖起了一座大宅，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布袋装放，用火车运去的。从此他就成为定兴县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显赫，可见袁世凯为了这批御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内底署有“永乐年制”字样的明代青花压手杯，这是中国官窑瓷器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袁世凯既然称帝，并为自己烧制了御瓷，理所当然应属“洪宪年”款。那他为什么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许他对自己逆历史潮流的作为还有所顾忌，不愿意留下更多的明证，这也为后人辨识洪宪瓷留下了更多疑问。时至今日，对于洪宪瓷的最大争论，还是它的底款问题。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
之二 假又何妨
洪宪瓷是如此的精致玲珑，所以它纤巧而易碎，难以长久保存。“洪宪”帝号转瞬即逝，洪宪瓷也极为稀有，而且它还带有袁世凯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如此美丽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东西，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于是有古董商人借此造假牟利，大造赝品。袁世凯窃国，遭世人唾弃，然而，他的年号实在不“臭”。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假洪宪瓷，风靡一时。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尤以北京和天津两地流传最广。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烟壶，无所不有。人们把这些洪宪瓷作为珍品家传，作为礼物赠送，演绎出了无数扑朔迷离的故事，令后人难辩真假。
洪宪瓷真、伪品都制作于同一时代，有些精细的高仿品深得真品玲珑精巧的风貌，而且很多是由过去的军阀、富豪之家流传出来的，出口外销的也不在少数，亦真亦幻常令后人半信半疑。如（图六粉彩草虫纹花盆），此盆无论釉质还是彩绘，都极为精良。但现存的洪宪瓷中，署双方框蓝料楷书“洪宪御制”四字款的较为少见，而且从图片上看，这只花盆的釉色呈象牙白，有莹润感；不像其他民国时期精仿的洪宪瓷，釉色雪白，甚至达到白里泛青的地步。也许基于这两点，人们怀疑它是现代的仿品。2005年6月6日在德国纳高的拍卖会上，它的估价只有250德国马克（约合人民币1050元左右），最后的成交价却高达4.554万元人民币。这说明，是真是假并非不重要，但最终决定价格的，还是瓷器的品质。
洪宪瓷在海外也有很多，不过“居仁堂”款瓷远不如“洪宪年制”和“洪宪御制”的名气大。2005年6月6日，德国纳高公司拍卖了一批德国、瑞士藏家收藏的民国洪宪瓷。署“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最高成交价约合14.2万元人民币（如图七彩绘陶潜图瓶），其他几件精品的成交价也在8-11万元人民币不等（如图八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而署“居仁堂制”款的一对高18厘米的粉彩花瓶，成交价才不过4万元人民币而已，实在令人费解。也许外国人见多了从圆明园抢去的清代官窑瓷器，习惯了以鉴定清三代官窑的方式来衡量洪宪瓷的价值。
直到现在，也有些资料认为，“洪宪年制”、“洪宪年御制”款瓷器在袁世凯倒台以前就已经烧制，属于真正的洪宪御瓷。只是郭葆昌为人机警，才会对为袁世凯复辟烧制“开国瓷”这件并不光彩的事讳莫如深，拒不承认。其实，不管仿品制作得如何精细，始终不可能像真品那样不惜成本，不计代价。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套署“居仁堂”款的餐具，包括大、中、小号盘、盆、碗、碟、酒杯、盅、勺等共十三种，仅存118件，其数不全。据说当时一共烧制了三套，除袁世凯自用一套外，其余分赠了友人。
袁世凯烧造洪宪瓷，是为了在登基大典上用。瓷器，在这里成了一种确立身份的象征——是皇帝，就必得有自己的御瓷。真正的洪宪瓷和洪宪朝一样短命，不论“居仁堂制”款的真品，还是“洪宪御制”、“洪宪年制”款的仿品，现在都已经成了洪宪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对它们的关注也永远不会停止。
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这么富有磁性！
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
年窑暗花蝉纹梅瓶
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
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粉彩高士图瓶
粉彩草虫纹花盆
彩绘陶潜图瓶
粉彩“喜鹊登梅”图大锥把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