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存世的唐代宫廷用瓷已少之又少，完整器更如凤毛麟角，甚至连拥有一片铭刻唐代宫廷铭款的瓷器标本也属奢望。本文披露一批西安民间收藏的唐代宫廷生活用瓷的残片标本，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唐代宫廷用瓷所蕴涵的时代信息。
“窑工刻款”与宫廷“玉工刻款”
唐代，我国瓷器制造技术已达相当水平，其中河北邢窑制造的白瓷细白如雪，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青翠如玉，两瓷窑的产品成为唐代宫廷的主要生活用瓷。唐代宫廷生活用瓷除了邢、越两窑生产的细瓷外，还有河南巩县等瓷窑生产的白瓷及低温彩色釉瓷。这些唐代宫廷生活用瓷，有些器物底部刻有款识，款识以“大盈”“盈”字为最多，是唐皇室“百宝大盈库”的缩写。
西安民间收藏的唐宫廷生活用瓷残片中，除了“大盈”“盈”字款识外，还发现“供使”“供奉”“进奉”“翰林”“官”“子二口”“元”“木”“陽”“是”等款识。在粗瓷、低温釉彩瓷残片中也发现有刻款识者。
西安民间见到的唐宫廷用瓷款识目前发现有两种：瓷窑“窑工刻款”与宫廷“玉工刻款”。前者是瓷窑工人在为宫廷专制的陶瓷上划刻的款识(简称“窑刻款”)，后者为宫廷玉工在进库陶瓷上用铊轮、刻刀等工具所划刻的款识(简称“宫刻款”)。西安发现的唐代陶瓷残片中，刻有“大盈”“盈”字和“窑刻款”款识的，主要是唐代河北邢窑生产的细白瓷器以及一些绿色釉、粉绿色低温陶瓷；而有“宫刻款”款识的残片涉及的瓷窑产品不少，粗、细陶瓷均有发现。
四种窑刻款
西安发现的唐代邢窑细白瓷带有“窑刻款”款识者，与河北内丘唐邢窑遗址出土白瓷“窑刻款”的款识大体一致。目前，发现的“窑刻款”款识形式有四种。一种是“湿刻款”，即窑工在湿软尚未干燥的陶瓷胎上用较细工具划刻的款识。图1是西安出土的河北邢窑细白瓷碗残片中的“大盈”湿刻款放大图，从放大的款识文字细部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款识文字边缘有明显凸起的湿划痕。第二种是“干刻款”，即窑工在基本干燥的胎上用刀具划刻的款识。图2是唐代河北邢窑细白瓷碗“大盈”款识。款识文字笔画的上下、左右边缘刻痕明显，下刀一边平整，另一边缘形成如锯齿状的刻痕，如同当今篆刻“切刀”法的刀痕。第三种是“釉后湿刻款”，即窑工在施釉后进窑烧制前划刻的款识，多发现于河北邢窑所产瓷器“玉环足”(亦称“宽圈足”)上和圈足碗碗底。从款识文字边缘凸凹不平的釉表面局部情况可看出其工艺流程是先施釉，后划刻文字，再进窑烧制。第四种是“釉前刻款”。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低温绿色釉瓷、淡绿色釉瓷残片中，也发现有“大盈”“盈”字款识者。这种彩瓷款识的刻制工艺，是刻款识后施釉，与釉后刻款同属窑刻款，工艺流程略有不同。图3是一片绿彩“盈”字款玉环形足瓷碗残片，从图中标本的款识可以看出“釉前刻款”工艺的特征，即刻出款识后施釉，然后进窑烧制。这种绿彩“盈”字款玉环足瓷碗除西安出土不少残片外，新加坡打捞的黑石号唐代沉船出水了这种完整的“盈”字款识碗。根据目前发现的这种唐代绿瓷碗及残片的完整或残缺的情况推测，这种绿瓷碗应该都有“盈”字款识。这在有款识的唐代宫廷用瓷中极为罕见，可能是宫廷专用生活用瓷。
西安面世的唐代有款识的淡绿色釉宫廷用瓷的残片，目前发现“玉璧足”碗碗底有“盈”字款者(款识在玉璧形足足底，书写有横竖两种)，及“饼足”执壶底有“大盈”款(图4)者，还发现绿色罐罐底有“盈”字款者(图5)。西安发现的低温绿色瓷碗残片中有“圈足”者，口为“葵口”，壁有“棱筋”，由于发现的残片很少，未发现有款识者。这种低温釉瓷的瓷化程度低于瓷高于陶，介于两者之间，属于唐三彩。过去认为唐三彩器为冥器，但从西安唐代宫廷遗迹出土的为数不少的三彩碗、盘、罐、执壶、马等器的残片来看，唐三彩不应该定格在冥器范围，而应视为唐代贵族用器。
越窑生产的秘色贡瓷中也发现有釉前刻款的。其款识与宫廷“百宝大盈库”无关，如图6的“木”字款识(目前发现同类款识的还有“上”“一”“二”“六”“元”“陽”等)。这种越窑玉环足葵口棱筋碗较越窑玉璧足碗胎质更为细腻，釉色更润泽，碗胎较薄，属于唐晚期越窑专制秘色贡瓷。这种唐代越窑玉环足碗，目前没有发现有“盈”字款识者。
窑刻“盈”字款瓷及残片除在西安有出土外，其他一些地方亦有出土，如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多数出土于唐王府遗址、唐王墓葬及庙宇遗址。而有宫刻“盈”“大盈”款识的瓷器残片，仅在西安唐宫廷遗址有发现，其他地方未有出土报道。这从另一角度证实，“盈”及“大盈”款识是唐代宫廷“百宝大盈库”的缩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