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在收藏钧瓷时，总会习惯看一下底款，以弄清作品由哪位大师制作，又出自哪家窑口。同一件造型，如果有名家名窑的款识，与没有底款相比，价格会有较大悬殊。了解一下钧瓷款识的由来，对于我们了解钧瓷的历史，研究其发展脉络，认识器物的内在价值，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发现，钧瓷的款识在宋代就开始出现，随着钧瓷的发展，款识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增多。
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钧瓷款识，大致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表明同类器型的大小、年代和钧瓷存放的地点。在宋代钧官窑出土的花盆、出戟尊、鼓钉洗等器皿中，不少在底部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尤以花盆居多。据参与宋钧官窑挖掘工作的赵青云先生考证，不同的汉字号码代表器皿不同的规格，一号最大，十号最小。北京故宫博物院及上海博物馆均收藏有出戟尊，现存最大者底部标号为三，高32.6厘米，最小者标号为八，高22厘米。钧官窑瓷除底部刻有汉字外，还有清乾隆时在花盆底部加刻的楷书“重华宫”、在盆奁儿底部加刻的“瀛台”、“养生殿”等字样。
对于汉字号码代表器皿的不同规格，我国陶瓷专家马未都先生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发现，同时的官钧花盆，有四号比七号大的，也有四号比七号小的，底下的数字代表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图1.目前资料中，刻有最早纪年款识的钧瓷瓷片。
钧瓷有关纪年的款识相对较晚，这也是造成有关钧瓷出生年代争论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钧瓷艺人苗锡锦在禹州市磨街乡山区进行古窑址调查时，曾发现一个类似碗或钵的钧瓷残圈足，底部阴刻有“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1270）的款识，这是现有资料中，最早的有关纪年的款识。钧瓷艺人阎夫立也曾在郑州收藏家李经谋先生处见到几件有“天启年制”款识的明代钧瓷。但总的来说，带有纪年的款识十分鲜见。
二是表明制瓷的艺人和烧造的窑口。钧瓷艺人以自己的姓名做款识年代较晚。当年，有关部门曾组织人员对神垕的刘庄窑、下白峪窑做过大量考察，发现过釉色、制作工艺与传世宋钧相似的器物残片，上有墨书“郗”和线刻阳文“朱”字样的铭文，这可能就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有姓氏的款识。清光绪三十年（1904）禹州知州曹广权在神垕建立了钧窑瓷业公司，在公司做瓷的郗杰曾留下“钧兴郗造”的底款。钧瓷恢复初期，一些工厂偶尔盖过“豫兴窑业工厂出品”的款识。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后，艺人们鲜见留有自己的底款。对于产品的优劣，国营瓷厂采取在底部盖甲、乙、丙红印分等级，钧瓷一厂、二厂则采用一、二、三的红印定之。20世纪80年代末，民营窑口逐渐涌现，窑口较为重视自己的包装，开始加盖自己的底款，名称、个人名字做底款成为一种时尚。较早的如“中国神垕郑召钧窑制”、“苗家钧窑”、“孔家钧窑”、“荣昌”、“神州钧窑”等。稍后，一些窑口不仅加有窑口底款，还标有烧制年代，如“荣昌钧瓷坊乙酉年制”等。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部分艺术大师则开始将自己的名字用制模的方式作为款识。如“刘富安作”、“刘山人造”、“杨志制瓷”等等。随着一些大师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增大，所在窑口将一般的艺术品用窑名作款识，而自己的得意之作则另加个人款识。有些艺人为了防止自己的款名被盗用，还采用亲手刻写的方式来存真。如“苗长强”、“孔相卿”、“夫立手制”、“刘建军”、“晋造”、“韩冬”、“钧丁”等。
三是表明某类作品记录的某个事件。20世纪初，钧瓷开始作为国礼出现在国家所承办的重大活动中。2003～2005连续三届亚洲博鳌论坛的国礼“祥瑞瓶”、“乾坤瓶”、“华夏瓶”；2006～2008连续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国礼“丰尊”、“海晏鼎”、“象天鼎”，以及金堂钧窑创作的，由胡锦涛总书记出访日本赠送的国礼“和尊”等。这些作为国礼的钧瓷因承载的意义重大，销售均采用限量发行的方式，因而更加重视底款的信息传递。这些作品的底款包括作品名称、烧制年代、烧制窑口、大师名称、编号等，使底款的内容更为丰富，也为人们鉴定鉴赏不同时期、不同窑口的钧瓷作品提供了更为准确有用的信息。
四是用题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由于钧釉釉厚而不透明，在釉面上题字十分困难，因而窑口极少在钧瓷上题款。偶尔为之的是清代的一些题款，但这些器物多是宫廷所传，皇帝所题，玉工后刻。著名钧瓷艺人阎夫立曾在自己亲手烧制的一个大盘上，用金刚刀刻写过一段近百字的制瓷感言：“制瓷就如做人，有海阔天空才有洪量大德，有至诚仁爱才有真善大美，有空旷至静才有大彻大悟。以包容天下之胸怀立意，以博爱仁义之心驭火，以空灵大悟之感成瓷，顺天应人，灵活多变，钧我同融，天人合一，意心随悟，力求大成。”但此情况，非常罕见。（编辑：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