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之青是与生俱来的
青瓷的前身是原始瓷器（原始釉陶），原始瓷器是最早的瓷器，瓷器是我们的祖先经过长期摸索，在陶器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由陶到瓷，表明陶瓷烧造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陶土作胎、高温烧制和器物表面有一层发亮的玻璃质釉。原始瓷器表面这一层或黄绿，或青灰的釉色，是我国独创的一种高温釉。关于釉的发明，较为可信的推测是，古人在烧陶时，燃料中含钙的草木灰偶然飘落在陶坯表面形成自然釉面，受此启发，制陶匠师们有意识的把这种草木灰涂抹到陶坯上，由此少出了代釉的器物。
釉具有色彩的装饰意义，因为釉是带着颜色来到世上的。釉本身是一种无色玻璃体，大自然界中用于烧造陶瓷的原料中几乎都含有一定量的铁元素，原始瓷器之所以呈现出青色、黄绿色、青绿色、青灰色，就是因为釉料中含有一定的铁分子所致。釉的发明使陶瓷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美化器物开拓了广阔前景，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原始瓷器是在之前烧制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基础上，通过不断选择改进原料，提高烧成温度，以及在器表面施釉等工艺中创造出来的，具有胎质坚硬、不吸水或少吸水分、器表光亮不易污染等优点。其在原料的改进、温度的提高和釉的发明上为青瓷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工艺条件，是青瓷的先驱。原始瓷器的出现，使得陶和瓷开始成为两个并行不悖的系统，各自向前发展，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人民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的又一大贡献，它在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为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的进一步创造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青瓷也称青釉瓷器，是指胎体表面挂施有一层或绿或黄的含铁质釉料的高温瓷器，其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继原始瓷器后烧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最早的青瓷出现在东汉时期的越窑。早期的越窑是指在浙江上虞出现的主要烧制青瓷的窑场，随后形成了一个涉及地城广、延续时间长、生产规模大、烧造技术高的“越窑”体系。
由于大部分陶瓷原料中都或多或少的含有铁这种发色金属，这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产着各种不同色度的青瓷。早期的越窑青瓷因为瓷质不是很纯净，胎色往往白中胳带灰色，釉也是各种色调的青釉。也就是说，当时青瓷的釉质与釉色是自然形成的，并非人们的刻意追求。原料的本质决定了当时绕制出的瓷器只能是这种偏青色的瓷器。此外，较高的温变和较强的还原气氛也是烧成青瓷的关键因素。
青瓷的烧造从汉代的越窑开始一直到宋、元时期，前后延续了上千年，经历了一个从萌生、成长到繁荣的发展过程。同为青瓷，但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青瓷烧制效果却不太一样。这是因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青瓷在坯料的处理与釉料的选择上有着较大不同，由此也就形成了越窑、耀州窑、汝窑、钧窑，以及北宋官窑、南宋官窑、龙泉窑等不同窑场的青瓷。
青瓷之青是技与艺的完美统一
青瓷釉中含有较多的铁和一定量的晶体，故能形成具有较强玉质感的乳浊釉。釉的颜色根据烧成气氛的不同，能产生从粉青到炒米黄等不同的色相变化。
龙泉青瓷釉可分为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种，石灰釉在高温中黏度较小，易于流釉，釉呈玻璃质状，质薄而通明度高，光泽较强，釉中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很少。石灰碱釉则相反，在高温下黏度较大，不易流釉，施釉也较厚。宋代龙泉青瓷是后期成熟青瓷的代表，它摆脱了早期青瓷在材料上先天的缺憾和技术上的不成熟，使得青瓷的烧制基本上能按照人的意愿来控制，真正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首先是坯料上的不同。青釉是一层半透明的玻璃，胎色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釉的色调，也就是说，胎的色调对釉的呈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所以，可以通过调整坯胎的颜色来调整青瓷色调。青瓷有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之分。南宋官窑和龙泉窑采取了调整胎色的方法，在制坯泥料中掺入合铁量较高的紫金土，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后，胎呈黑灰色，使得表面的青瓷釉色显得更为含蓄沉着，在釉层较薄的器口或未被釉层遮盖的器底部分，还会形成“紫口铁足”的效果。
龙泉窑还有一种白胎青瓷，胎料是一种较纯的瓷石质粘土，其中钛和铁的含量都较低，故胎色较白。釉为铁着色的钙碱透明釉，与黑胎青瓷相比，胎较厚，釉无裂纹，青色多样，有着青翠如美玉般的效果。
传统的南宋官窑，尤其是龙泉窑的青瓷，为了得到温润含蓄的玉质效果，常常追求薄胎厚釉的效果，有时甚至釉厚于胎。为了保持釉层较厚而不流淌，龙泉窑的匠人们采取了多次上釉的方法来取得特殊的效果。瓷坯先低温素烧，素烧的目的除了拣选出某些成型时可能存在隐蔽性缺陷的坯体，更主要是为了便于施釉。由于干坯吸水性较强，生坯施釉时容易造成坯体垮塌，也不容易挂厚釉，所以，龙泉青瓷都是先用素烧炉低温素烧坯体，施釉后在高温烧釉。
一件釉层丰厚的瓷器，大抵需要生坯低温素烧，上釉，再素烧，再上釉，以至于数次素烧，数次上釉。由于素烧温度较低，釉并不会融化。待最后一次釉烧时，先装入匣钵，再装人大窑高温烧成。多次素烧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施釉的坯体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素烧与上釉的次数愈多，釉层愈厚。由此可知，古代龙泉青瓷制造工序的复杂和成本的昂贵。
青釉瓷除了利用材料的特性或烧制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效果来达到装饰的目的外，还利用材料或工艺上的缺憾来形成一种特殊的美感。如宋代黑胎青釉纹片瓷，就是利用坯釉膨胀系数不一致所产生的釉裂现象，最终形成了开片瓷的冰裂纹效果；而青瓷中“紫口铁足”和“朱砂底”的效果，则是在烧成后期冷却过程中，因二次氧化作用，利用器物口沿部釉流失变薄后显露出胎的颜色，以及利用无釉的底足烧成后表面氧化形成红褐色构成的。
与南方呈乳浊效果的青瓷不同，北方耀州窑青瓷的釉色是透明的，为了弥补其胎质不纯，并体现其釉色透明的特点，耀州窑创造性地在胎上模印花纹或刻划各种纹样，生产出了独具特色的青釉刻花瓷器。受耀州窑的影响，北方的汝窑也烧制青瓷，因含铁量的调配适当，还原焰的控制适度，最终烧制出了釉色近乎完美的天青釉青瓷。
古代的青瓷，尤其是宋代青釉瓷器是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青瓷之青是文人情怀的产物
青瓷最早出现于山清水秀的南方地区，除了原料和工艺的因素外，人们总觉得和其出产的环境有着某种联系。就像我们看到龙泉的青山碧水，总不免会想到，古代的制瓷匠人们是不是受到美丽景色的感动，才有意无意间将其当成了调配色釉的标准？或者说，青瓷作为一种单色釉瓷器之所以在唐、宋代发展到那样的高度，是不是与烧造者的潜心追求密不可分?我们同样是否可以假设；青瓷是人们在最初的青釉中发现了其美的潜质，由青瓷的釉色联想到了大自然中的湖光山色，并在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来追求这种自然之美，最终烧出了“捩翠融青”“嫩荷涵露”“春水”“绿云”以及“雨过天青”般的效果。
除了将青瓷釉色与大自然的最色比照外，唐、宋时代的文人们还将青瓷与玉相比，因而有了“类冰”、“ 类玉”的追求。以淡雅典丽的青瓷比玉，以及对玉之色、质的追求，契合了文人雅士崇尚冰肌玉质的审美心理，满足了文人士子寻找超脱，在庄禅的圣境之中怡然自乐的情感需求。这种对青釉瓷器的爱慕，伏根于上千年来文人士大夫阶层对玉的崇仰意识，“以玉比德”成为文人雅士的行为指南。这也是冰肌玉质的青瓷在那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内在原因。
古人赋子青瓷的这种象征意义，使得青瓷既源于自然，又具有超乎自然的人文意义。由于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赋予了种种人格化的美好寓意，因此，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后来的青瓷艺术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对青瓷之美的评价标准。
宋代青瓷，尤其是官窑青瓷，色调素雅清逸，充分显示了材质的美感。为了追求青瓷沉稳、润泽、含蓄的玉质感，南宋官窑、龙泉窑的匠人们还有意在瓷土配方中掺加含铁量高的黏土，用来降低胎色的纯度；用植物灰及石灰、长石、高岭土、石英等原料配制成石灰碱釉，让釉中含有未熔石英以及大量的微小的气泡，造成光的散射现象，使釉的外表具有一种柔和如玉的感觉。
除了在色泽，质地上追求“类冰”“类玉”的效果外，宋代青瓷还非常讲究造型的洗练、简洁，有些造型显然是模仿了古代青铜器的样式，这也体现了统治阶层追求复古、崇尚清雅的文人情怀，是当时上流社会文人审美趣味的具体反映。
明清时期，在白瓷表面画画的彩绘瓷兴起，人们以瓷为纸，以彩当墨，在陶瓷上追求绘画的效果，陶瓷技艺的探索更多集中在了对各种彩绘方法的探讨上。相比于青瓷单纯、典雅、沉静的气质，彩绘瓷在表现形式上热衷于通过绘画来讲故事，通过复杂的装饰结构，写实的人物和动植物形象，表现着充满教化意味的内容和思想。瓷器彩绘，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陶瓷的造型和材质的美感，使陶瓷艺术多少带有了一种图解、说教的意味。
如今，青瓷又在当代陶瓷中得以复兴，龙泉青瓷以其清新雅致、材美工巧赢得人们的青睐。这既是一个传统陶瓷品种的复归，也是一种追求自然，单纯之审美意识的复归。艺人们着力于表现青瓷材质本身的性格和美感，用质朴的材料、精湛的技艺，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在看似单一的色彩和质地中追求一种安宁、静谧、筒约之美，借此来表达一种含蓄的、更加意味深长的审美体验。
尽管我们强调青瓷的材质美和自然美，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哪一个陶瓷品种，最后都需要依靠陶瓷匠人的慧眼来发现，依靠匠人的双手来创造，依靠匠人的修养来提升和完善。同时，无论哪一种陶瓷，其坯胎之纯，釉色之净，也都是陶瓷欣赏者的审美之需和陶瓷创作者艺术表现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欣赏者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者审美趣味的体现。没有制查匠人们创造性劳动，陶瓷也只是一捧泥土而已。同样，没有欣赏者更高的审美需求，陶瓷可能仍然会局限于厨房饭桌上的日常实用。最终，青瓷以其特有的品质从生活实用之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文玩雅器进人人们的精神生活，而青瓷之美，体现的则是一种对文人情怀的关照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