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陶器艺术发展之除多以青瓷的形态出现。何谓青瓷？青瓷之青色到底是什么颜色？最早提到瓷的文献是《西京杂记》中的《酒赋》：“醪酿既成，绿瓷既启。”这里说的瓷器就与绿色相连。历史学家童书业在《中国陶瓷史概说》这样讲到：“所谓‘青瓷’，颜色并不是纯粹的，具有黄、绿、青等颜色，但多少泛出些绿色来。古人对绿、青、蓝三种颜色，往往分辨不清楚，一概称之为‘青色’。后世人沿用古代记载上的称呼，就叫这种瓷器为‘青瓷’。”
他还说，釉里如果加了某种氧化金属，就能烧出不同程度的黄色，经过还原火，就成了不同程度的青色。所以“青瓷”就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种瓷器。青瓷不仅历史早，而且长期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首要地位。清代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卷九引《爱曰堂抄》云：
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器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
童书业还说：
“从战国时代起，大体上到元代为止，我们可以在瓷器史上划出一个青瓷时期来。因为在这一个漫长的时期里，主要的瓷器都是青绿色的，而且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
可见明清青花崛起之前青瓷始终是最重要的瓷器。
青瓷滥觞与越地土著
中国早期瓷器的生产地点主要是在南方浙江地区，浙江可说是中国瓷器的发祥地。北方很长时间流行的是陶器，比如新时期时代的彩陶、黑陶等，较晚的白陶虽然用高岭土，但是没有施釉。北方在先秦时代虽然出土了不少原始瓷器，但是学者们认为大多来自南方。瓷器直接的祖先是南方几何纹印硬陶，其材料是高岭土。
江南特别是今天浙江地区的窑场最多，这与该地盛产瓷土原料有关。浙江地区发展陶瓷也和江南地区经济、文化条件相关。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北方中原，江南是非常落后的，中原文化推崇青铜器、贵金属、玉器等奢侈品，而南方缺乏这方面的优质资源。这样，南方只能大力发展瓷业，用陶瓷作为替代品。
沈从文先生认为汉代人之所以特别发展了青绿釉色系，实由于有计划取法铜器而来。可能有三种不同原因，才促进技术上的成功：一、从西汉以来节葬的主张到东汉社会曾起到了相当作用；二：社会经济发展，铸钱用铜需要量渐多，一般殉葬物受限制，因而发明用釉陶代替陶器；三：釉陶在当时是一种时髦东西，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来。瓷器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取代了金属、漆、木、竹、陶制品的地位。
沈从文此说是针对全国陶瓷而言的，具体到江南地区，青瓷的用途更广泛，出现了大量青瓷谷仓、熏炉、虎子等产品，陶瓷产品在日用品和明器中的比重大大高于全国。此外江南地区的青瓷的青色特性愈发明显，东汉以前的原始青瓷是偏向黄绿色的，而东汉以后成熟的青瓷因为提炼，烧制技术的提高是偏向青绿色的。
慈溪上林湖
在东汉、三国和西晋时代，今天浙江省上虞、余姚等地出现了大量瓷窑，成为同时期我国主要的瓷器生产基地。西晋潘岳《笙赋》的“倾缥瓷以酌醹”说明了越地瓷器在北方的知名度，这里所谓的“缥”就是青白色的意思。瓷窑最集中的绍兴曹娥江中游一带是江南本土豪族的聚居地，瓷业很可能是土著豪族庄园经济的组成部分。大量陶瓷水盂、笔筒和砚台的出土表明江南文人与青瓷之间的密切联系。有趣的是，东晋时代越窑青瓷曾一度衰落，而当时绍兴正是王谢家族占山封泽、畅游山水之际。北方渡江世族在会稽郡发展了山水诗、书法等高雅艺术，但是似乎并没有进一步推动瓷器的生产。可能在看惯了金玉珠宝的北方世族眼中，瓷器还是无足轻重的地方土产，不入大雅之堂。东晋、南朝的瓷器生产较之东汉至西晋时期整体是衰落和走低的，也可以反证青瓷与越地文化的紧密联系，青瓷在当时还是相当民间化、平民化的工艺品种。
越瓷闻名与江南开发
青瓷的再次崛起是到了唐代，其兴盛地依然是绍兴、宁波地区，以慈溪上林湖周边最盛。在唐代，青瓷第一次获得了全国范围的知名度和认同感。陆羽《茶经》中写道：
“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敏《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排列了各地瓷窑的顺序，高度推崇越州（今绍兴地区）的瓷窑。他也第一次指出了越瓷的青色特性，认为青色瓷碗最配茶叶。陆羽还将越窑和北方最主要的邢窑比较，推崇越窑类玉、类冰的品质。在唐代瓷器有南青北白之称，指的就是南方青瓷和北方白瓷，南方青瓷的代表是越瓷，而北方白瓷的代表是邢瓷。在唐初邢瓷的地位很高，在社会上非常普及，故而陆羽这里特意将两者比较，突出其对越瓷的偏爱。这反映了中唐开始对于青瓷审美的兴起，中晚唐文人都如同陆羽那样赞赏越窑青瓷的高雅品质：“越泥似玉之瓯”（顾况《茶赋》）、“越瓯荷叶空”（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越瓯秋水澄”（许浑《晨起》）。
这些文人的歌咏说明世人对瓷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直到唐初，瓷器还不是上层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物品。唐初《艺文类聚》的“杂器物部”谈到“杯”“碗” 之类器物时，只提到玉、象牙、金、银、琉璃、玛瑙、金错等，就是没有提到瓷碗、瓷杯，可见瓷器还只是江南地方器物。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以酒注之，温温然有气相次如沸汤，名自暖杯。”这说明唐玄宗时代青瓷已经进入宫廷视野，然而其产地品牌尚不彰显。青瓷的兴盛是由于安史之乱后江南经济的崛起，也由于江南饮茶文化的兴盛所致。晚唐时期的秘色瓷更是表明青瓷地位的提升，晚唐封闭的皇家寺庙法门寺出土了大量珍稀的皇家供奉物，与黄金、丝绸并列的就有13件秘色瓷。晚唐、五代人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描述秘色瓷道：“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可见秘色瓷应是青色的，偏重湖绿色，注重釉色的玉质感，陆龟蒙就形容越瓷“姿如圭璧，色似烟岚”。青瓷在晚唐已经具有半透明、玉质化的效果，具有珍稀、神秘的意味，进入了高级艺术、宫廷艺术的范畴。南方青瓷的优势在五代继续保留，统治浙江地区的吴越国以秘色瓷向北方中原政权进贡。唐代瓷器曾有南青北白之说，就是北方的邢瓷和南方越州瓷，两者都是朝廷主要贡瓷。然而到了五代由于战乱，北方白瓷衰弱，只有越窑青瓷一枝独秀了。
青瓷高峰与越地鼎盛
北宋统一中国后，北方白瓷再次复苏，定窑瓷器与越窑瓷器一样成为贡品。由于靠近汴梁的优势，定窑在北宋中期以前是主流的陶瓷。相反，长期独霸瓷器舞台的越窑青瓷走向衰弱，贡瓷地位不保，同时出现了许多新的青瓷制作地点与之竟争，最卓越的是浙江南部渊源于越窑技术的龙泉窑。南方青瓷技术在北宋也流入北方，促成了官方的柴窑、汝窑等的发展，在北方发展了青瓷艺术。柴窑据说烧造的地点在河南郑州，具有“青如天”、“雨过天青”的特征，只是没有发现传世作品，很可能本身就是周世宗命吴越国烧造的瓷器。可靠的北方青瓷是汝州的汝窑，汝窑发展于北来中晚期，也是受到越窑秘色瓷的影响，釉色粉青而匀净。在汝窑的基础上，到了北宋中后期又在开封发展出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就记载:“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青瓷从地方瓷器发展为全国官方工厂制作的瓷器。青瓷在宋徽宗时代已经代替有芒口问题的定窑白瓷成为中央机构主导生产的瓷器。徐竞在宋徽宗宣和五年所作的《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器皿”言:
“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为荷花伏鸭之，复能作碗、碟、杯、甑、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少有不同。”
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青瓷的色彩也从较为质朴、原始的黄绿色向淡雅、高贵的天青色转变。”宋室南渡后， 越地成为南宋的统治中心，来自北方的官窑青瓷技术与越地的民间青瓷技术相互交融，为青瓷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南宋宫廷在杭州设立修内司、郊坛下官窑，叶實的《坦斋笔衡》说：
“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彻，为世所珍。”
吴自牧的《梦梁录》卷九内诸司也载有：“修内司、御前内辖司、东西库、南北库......及青器窑。”南宋官窑是模仿北宋官窑的，据说“色青带粉红”“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其作风属于北方青瓷系统。由于宫廷的提倡，青瓷广受达官显贵的青睐，官窑生产毕竟有限，龙泉窑就开始生产仿官窑作品。龙泉窑从传统的青黄色中发展出粉青、翠绿等色彩，在审美趣味上接近两宋官窑青瓷的高雅温润。南宋时期堪称青瓷艺术的高峰。而龙泉窑代表着南方艺术的精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原杭大教授陈桥驿说：“一千多年来，就是在这个县份，以它品质优异的大量青瓷器，在世界各地为我们换回了巨额财富，赢得了莫大的荣誉……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岸……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这条漫长的‘陶瓷之路’，实际上就是中国陶瓷特别是龙泉青瓷开拓出来的。”
龙泉与景德镇的易位
青瓷的衰弱是在元代特别是明代之后，相对应的是景德镇青花瓷的兴起。景德镇的青花瓷是从白瓷发展而来的，属于南方白瓷系统，本来在南方瓷业中不占优势，促使其兴起是宋元异代，元朝政府在那里设立浮梁瓷局。浙江地区杭州的官窑停办了，补充官窑的龙泉窑虽然还在，但是失去了独霸的地位。到了明代朱元璋时期，景德镇窑与龙泉窑并列为两大贡窑，而且景德镇窑排名在前。永乐、宣德后，随着京城的北迁，地处偏远山区的龙泉窑重要性进一步降低，而靠近长江黄金水道，方便连通大运河的景德镇瓷业得到迅速发展。永乐时代的下西洋活动更是带来了中东的青花原料，苏麻离青等材料的稀缺性使得景德镇青花瓷的御用、官方身份进一步凸显。烧制本土材料的龙泉窑在明代中后期不再是宫廷御烧，沦落为地方小窑种。龙泉窑青瓷作为品牌也不见往日风光，其声名被宋代五大名窑之说所掩盖。
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宜德用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这里面的哥窑在宋代并没有什么人提及，而是到了元末明初才有传说是来自龙泉。哥窑名目在明代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将龙泉窑与南宋官窑并列，提高了青瓷的声誉。然而也正是因为哥窑之名，青瓷被认为是宋瓷，龙泉窑元明之后的生产不被重视，青瓷变成了古物而不是有生命力的手工艺生产。
明代文人几乎都将青瓷看作一个历史阶段，看作宋瓷古物，而无视青瓷的当下发展。在明人眼中只有永乐、宣德的青花、五彩等彩瓷才是本朝瓷器的正统。成书于洪武年间的曹昭《格古要论》曾认为“青花及五色花者俗甚”，这是明初江南文人的观点。到了明中后期，人们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张应文《清秘藏》就说:“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迥出龙泉、均州之上。”万历十七年( 1589 )以前成书的王世懋的《窥天外乘)中有如下记载:“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广志绎》则言:“遍国中以至海外舞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明末宋应星在 《天工开物》中也惊叹:“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之产也。”到了晚明景德镇青花瓷已经完全凌驾于龙泉青瓷之上了，甚至达到一统天下的地位。
明清两代景德镇青花、五彩等彩绘瓷器全盛，取代了浙江青瓷在宋元时明的优势地位，也终结了中国陶瓷史的青瓷时代。这种转变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从陶瓷生产技术而言，青瓷烧制技术是相对原始、单一的，而彩绘瓷器则更为复杂、进步。青瓷虽然在美学上最能代表唐宋文人的雅致品味，甚至不乏魏晋以前的高古之气，但是审美品位上太过纯粹、抽象。青瓷的青绿色系和越地山区的自然环境较为匹配，在日本、韩国这样同是山海交错、森林密布的地区也较为流行，但是与北方平原缺乏绿色和水资源的环境就关系不大，故而在全国范围内终究缺乏包容性和代表性。景德镇瓷器最早是白瓷，南唐时期开始兴盛，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印迹。元明之后景德镇在白瓷的基底上又发展了青花、五彩彩绘瓷器，其瓷器色彩也更容易融合南北文化，更具有全国性。彩绘瓷器还具有绘画的笔墨意趣和故事性描绘，显然适应明清时代日益世俗化、商品化的大环境，能够满足从宫廷到民间各个层面的需求。晚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有言: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至均窑始尚红色，元瓷于青中每发紫色，至明宣德祭红则为红色之极轨。康熙郎窑进递衍而豇豆红、胭脂水尤为时代所尚。故青色以后红色继兴，至于今益盛，足见由朴趋华之显微也。”
许之衡可谓道出了彩瓷代替青瓷的社会文化心理。此外从瓷业中心区位而言，景德镇更靠近内陆交通干道，方便与北方政治中心沟通，而龙泉等青瓷窑场大多位于浙江山海交界地区，适合对外贸易而不是对内朝贡。在明中叶之后浙江的几次倭乱、海禁大环境下，龙泉窑等外贸之路被阻断，其走向衰败也是不可避免之事。
历史启示与青花复兴
正因为这样的大背景，龙泉青瓷生产进入清代以后就几乎绝迹了，景德镇青花瓷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龙泉青瓷虽停产多年，但它那古朴端庄的造型，简洁秀美的文饰，柔和淡雅的釉色始终被世界各地博物馆和鉴赏家所珍视。民国时期，许多外国商人不断到龙泉收购古青瓷，龙泉不仅成为世界考究青瓷的圣地，而且成为商人发财致富的宝地。1928年，浙江大学教授陈万里(后任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馆长)首次来到丽水龙泉考察研究青瓷窑址，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青瓷史——《 中国青瓷史略》，他还对恢复青瓷生产提出许多研究性意见。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厅长会议上指示“尽快恢复祖国历史五大名窑，尤其是龙泉窑和妆窑的生产”，随即浙江省政府成立了“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对龙泉青瓷生产进行调查指导。1959年，浙江省轻工业厅组织国内专家对龙泉青瓷开展研究，经过3年努力，终于使失传300年的龙泉青瓷工艺得到恢复，并以崭新的姿态重放光彩。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陶瓷专业开展恢复南宋官窑青瓷工艺研究，试办实验窑场，烧制成品参加展览。2006年，龙泉青瓷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江南特别是浙江地区堪称我国陶瓷的发源地，越地青瓷有着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青瓷与浙江地域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浙江在江南地区的南部，地处丘陵山地，这里蕴含丰富的瓷矿材料、森林和水资源，这是瓷业生产发展的基础。在古代社会早期，越地经济文化落后，缺乏铜矿和贵金属资源，青瓷就成为重要的替代品，促使青瓷生产的崛起。青瓷的青色在当时是陶练技术较为初始阶段的产物，色彩比较单一质朴，同时也是对铜器、玉器的模拟。中唐之后随着经济中心转移至江南，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获得中原政权的认可，秘色瓷更是成为贡品。两宋时期，南方青瓷技术更是成为官窑、汝窑等皇室主流制瓷的基础。
青瓷发展的历史表明，青瓷的活力来自江南特别是越地本土的力量，其丰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背景使得青瓷能够在该地区数度崛起，绵延不断。青瓷的几度崛起总是从山区的民窑开始的，然后星星之火逐渐壮大，在继承青瓷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在青绿色系中不断发展出新的可能性。青瓷历史上的衰落期往往是中央集权的鼎盛时代，中央政权利用地方的人才和生产技术建立更为靠近统治中心的官窑。越地的青瓷窑场则往往被边缘化为民窑、地方窑。如果越地青瓷生产者再一味去模仿古代青瓷或是皇家青瓷生产，就会带来产品单一、复制泛滥的问题，这也是明清时期浙江青瓷生产衰败乃至停顿的重要原因。
青瓷在历史上几起几落，青瓷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复兴呈现良好势头，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总结下来也还是青瓷作坊产品缺乏个性，单一、同质化，低劣仿古复制的泛滥，低价位恶性竞争等等老问题。回顾历史我们认识到青瓷有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基础，是具备在此复兴的基本条件的。青瓷复兴需要依托浙江本地的资源与文化，发挥民间、地方的主观能动性，在继承青瓷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改良和探索包括色系在内的各种工艺元素。青瓷如同其青色那样自然、朴实而又变化多端，它来自乡土，有着从民俗到精英、到国际化的各种可能性。总结和认识青瓷的发展规律和地域文化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展这门古老的工艺。在未来，青瓷艺术仍将为人们带来新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