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去龙泉的大巴，一天只有一趟，中午出发，天黑才能抵达。坐了六个小时的车，偶然从车窗外看到一只巨大的青瓷鬲式香炉矗立在绿化带上，知道应该是进入了龙泉市区。
（图片来源：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青瓷鬲式香炉是龙泉青瓷器的代表，仿照的是商周青铜器“鬲”的形制，敞口、短头、圆腹面，下承以三足，炉的腹部延至足部有凸起的三棱纹线，非常逼真地模仿了铜器出筋的装饰效果。这种器型在宋代曾大量出口到日本，深受日本人的喜欢，特别是日本的佛寺，对之倍加珍藏。日本人还给这种鬲式香炉起名“袴腰香炉”，因为其造型甚似日本传统戏剧中的人物穿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龙泉青瓷的主要出口地就是日本，古代是香炉，现在则是观音像。
抵达龙泉之后，才发现，这个县级城市除了没有通火车外，竟然也没有出租车。最后找了一辆所谓的黑车，拉着我们离开龙泉市区，前往上垟，寻访现代青瓷复兴地宝溪，以及最为关键的“龙泉青瓷研究所”。
车在黑夜中还走了好几段山路，若不是车里放着口水歌，听着“我爱你，地球人都知道啊”这样的歌词，的确让人精神紧张。半个多小时后，抵达上垟。以前的上垟瓷厂已改为了青瓷文化园，而“龙泉青瓷研究所”现在归民营企业所有。
这里还复原了一支龙窑、一支倒焰窑，建有青瓷工厂、青瓷作品陈列室和大师工作室，很多都原样保留。一切井然有序，古朴自然，而那段苍翠往事，多少都于与此有关。
一
民国十年，龙泉的大窑和溪口一下子聚集看世界各地的古董商，他们高价收购青瓷器，甚至好一点的碎片他们也要，比如鱼纹或者是动物造型，只要是图案完整的他们都收。这让身在宝溪烧瓷的张、李、龚、陈四家的人眼红，他们辛辛苦苦一窑一窑地烧着白瓷蓝花的日用瓷器，还比不上大窑那边的农民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在古窑址挖上一铲。这一铲或许就冒出一只青瓷器，天一亮，就会有人来敲门，扔下现金，将货拿走。
于是这四家人开始动起了脑子，犹豫着是否也做青瓷。若是有本事仿古，只要技术还过得去，混在这股风潮中，应该没人能识别，这比偷盗古窑址来的安全，也没有盗挖祖坟那般缺德。
民国时期的大窑和溪口已经没有人再做青瓷了，不要说青瓷，连瓷器都没人在烧。对于古董商人来说，这样的状况正好，收购古代瓷器就很安全，不必担心有当世仿古的假货。而对于处在大窑西北的宝溪瓷人来说，山里面建的一支一支的龙窑，一年四季都有开火，随时可以做些仿古青瓷，充斥到古董市场中去，而且神不知鬼不觉。可惜的是，青瓷的烧造技术不但没有在大窑和溪口流传，也没有在宝溪被传承。宝溪人虽然在烧着青瓷，但一直只做简单的白瓷，画上寥寥几笔青花，出炉后就可以在日用市场中销售，工作辛苦，收入微薄。
张家的人思付了一段时间后，最先动手了，在考察了大窑和溪口的那些青瓷碎片之后，决定再去福建德化看看，是否从那里能学到青瓷的做法。随后李家、龚家、陈家也行动起来，四处寻访。
毕竟都是做瓷的世家，有着丰富的经验，很快，他们掺合了各地学来的技术，加上自己的琢磨和不断的试验，竟然就烧成了像样的青瓷出来。随后技术不断改进，品种也不断增多，以大窑和宝溪的青瓷碎片为标准，粉青、梅子青等青瓷釉色都被烧造成功，甚至可以乱真。偷偷地拿到市场上做测试，竟然蒙混过关。谁能想到从清代就已经失传的龙泉青瓷能这么快就被仿制出来，而且就来自隔壁一直只烧粗糙白瓷的宝溪。
小试成功的四家人开始觉得卖东西给这些跑到龙泉来的古董中间商，价格太低，这些人从这里买走的货，带到上海，往往可以翻上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再转手，而接受的是日本、德国和美国人。于是，四家人开始将仿古青瓷直接带到上海、杭州等地，与那里的古董商进行交易，获利丰厚。
四家人中的陈家陈佐汉是宝溪乡的乡长，1934年，陈佐汉牵头成立了一个仿古小组，将四家人都聚集起来。
于是，其它几家做的仿古青瓷也都被归到了青瓷研究小组的名下，李怀德、张高岳、张高文、张照坤等宝溪瓷工夜以继日，仿制了几百件青瓷精品，被陈佐汉精选了一批，送给了民国政府。
那是1945年的事，陈佐汉把仿宋哥弟窑制品牡丹瓶、凤耳瓶等近百件仿古青瓷寄送南京中央实业部请功，分送盟友。最后感动到了蒋介石，获得其题赠的“艺精陶仿”予以勉励。
张家的后人说，宋美龄就藏有一件青瓷瓶，那是张家兄的做的。他们家里有过一张黑白照片，就是翻拍的蒋介石题写的“艺精陶仿”四个字，是陈佐汉给的，作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张家人马上把这张有蒋介石题字的黑白照片烧了。
不过，陈佐汉无论如何也是一个爱青瓷的人，他还做了一件好事，遍访了龙泉、浦城各地，将民间收藏的龙泉窑青瓷器绘图一百余幅，集成《古龙泉窑宝物图录》存世。1950年，陈佐汉将云鹤盘等三件仿古青瓷通过外交途径送往苏联，向斯大林七十寿诞献礼。
（图片来源：绿宝石艺术陶瓷馆）
二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恢复“龙泉青瓷”生产的时候，身在浙南山区的宝溪瓷工应该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们早就主动放弃了仿古青瓷的烧制，巴不得自己变为不会任何手艺，只会耕地地点贫苦农民，这样才能在新时代活得更好。直到浙江省政府按照总理批示派人到龙泉，寻访能烧制青瓷的人，宝溪的这些老瓷工才将信将疑的出山。听说是总理的指示，才加入了青瓷仿古小组。
事实上仿古小组并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研究，直接让这些老瓷工开工做青瓷就行了，因为从民国重新发展起来的现代青瓷并没有断，算历史还不到三十年，那些开创现代青瓷的人都还在，主要也就是这几个人。
新中国成立之前，龙泉县城、八都、宝溪、木岱口等处仿古青瓷作坊已有很多，产品几可乱真。如今，日本、美国等有不少私人甚至博物馆收藏的龙泉青瓷，说起故事来都无懈可击，其实不少也就是民国时期这些宝溪瓷人的仿品。有些古董商是看着农民一锄头下地，在月色苍茫下，忽然一片苍翠的颜色从山泥中露出来，自己抢着下地挖上来，以为这就是真实不虚。他们不知道，前一天晚上，农民扛着锄头出去并不是真的去翻挖窑址或古墓，出门没多久就扔掉锄头连夜直奔宝溪，取了货再赶回来埋地下，然后找个时间，就当着你的面再一锄头下去……
仿古小组成立后，最初的地点就设在了宝溪，用了原本就是做瓷的张二昌小厂，改名为“宝溪仿古瓷厂”，直接就开始了生产。1957年，周总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轻工业厅长会议上指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龙泉窑和河南汝窑。随后，轻工业部发出《关于恢复历史名窑的决定》
1959年，浙江省龙泉青瓷恢复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了科研、生产、艺术、文物考古部门专家教授组成的专家组赴龙泉进行考古和科学研究，“经胎、釉试验225个配方试烧，终获成功”。
据说，最初那些老瓷工并不愿意将釉和胎的配方拿出来。最初找到李怀德的时候，李怀德是进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里面把门锁上，配好了釉，在拿出来给这些省里来的专家，“你们用吧”。李怀德的借口是，有家规，传男不传女，更不传外人。
李怀德讲这话大家也都信，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且李家从1825年就开始在宝溪建窑烧瓷，他们家的“李生和号”是近代龙泉青瓷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私人窑厂，一百多年发展下来，家族内有些规矩并不稀奇。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交换，就是这些瓷工要求政府将他们的成分改了，将这些工商手工业者或地主，改成贫农或是普通的工人，那他们就将配方拿出来。后来，李怀德留在了厂里，在新成立的龙泉青瓷研究所做技术员，培养了一批青瓷艺人，这些人现在都成了青瓷大师。
仿古瓷厂成立第二年，就改名为国营龙泉瓷厂，与青瓷研究所一起都搬迁到了上垟镇。后来还有了一、二、三、四厂，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好几千人，这在当时可算是大型企业，归省里直接管辖，地位很高。镇上还兴建了电影院，文化活动场所，还有教堂。当时的年轻人趋之若鹜想要进入瓷厂工作，就好像现在的年轻人梦想进入世界五百强企业一样，而且瓷厂的人找对象都特别容易。
瓷厂在仿古的基础上开始有了创新，特别是那些美术专业的人进入瓷厂，产生了很多新时代的青瓷艺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龙泉青瓷重新进入了国际市场，如同当年雪拉同抵达欧洲。据说，当时一蹲半米多高的青瓷观音像出口到日本可以换回一辆日本的小轿车。
三
李怀德的孙子李志明住在上垟镇上，离国营瓷厂很近。他刚刚整修完了一座倒焰窑，选好了日子准备试烧一窑。倒焰窑因为其外形像馒头，所以又叫馒头窑，这种窑用柴火烧，在气窑出现以前，一般小的窑场都用这种窑来烧制青瓷。
李志明一年也就烧一窑馒头窑，其它时间都烧气窑。烧馒头窑的木材成本太高了，一窑要烧木材七千斤，虽然每百斤木材的价格也才二十几块钱，但是用柴窑烧的青瓷成品率实在太低，一般只有20%的成品率，运气好的话能接近50%，而气窑的成品率可以达到80%以上，还不需要什么人手看着，时间也短。若不是做一些仿古的青瓷器，龙泉地区是很少有人用柴窑烧瓷了。
在李志明烧馒头窑的那几天，宝溪乡里有几支龙窑试烧，准备往后长期做柴烧，着既是一个旅游项目、一个文化项目，也有实际的产出，很多龙泉做瓷的人都希望烧龙窑，但是个人就那么几件东西，烧不起龙窑。宝溪龙窑的复烧还是采用搭烧的方式，按照所占匣钵的多少和摆放的位置来收费。
柴烧与气烧出来的瓷器还是有不同的。一般来说，气烧的瓷器表面更亮，行内人说是有贼光。要是跟柴窑烧的东西放一起，一般人还会觉得气窑的东西更好，但是气窑烧的东西不耐看，亮得刺眼，不够含蓄，柴烧的瓷器光泽就更舒服些。宝溪乡里的一位烧龙窑的老师傅讲，若是用四百倍的放大镜看，柴窑烧的东西釉里气泡有大小，而气窑烧的则气泡均匀，大小一样，这应该和热量是否均匀有关。我猜想，所谓的光泽呈现大概就是因为气窑烧的瓷器表面是完全镜面反射，而柴窑出来的东西光线有点漫反射，因为其气孔大小不一。
在开烧前装窑的时候，李志明的邻居徐显标将一只拳头大小的青瓷老虎放进匣钵多余的空隙里，这是他找人仿明代的一只瓷虎，原先用气窑烧过，想放进柴窑里再烧一次，看看是不是能显得更有古味。
徐显标原本有一只真的明代青瓷虎，是一只盘子的附属装饰，他拿到的时候那只盘子已经不全了，因为是残器，徐显标以几百块的价格出手了，买主后来告诉他，这件东西他又以几万块的价格出手了，他把多余的碎盘子全磨掉，再把磨口做旧，就当整器卖了。
徐显标还有很多老厂的货，也就是国营瓷厂生产的瓷器，都是当年厂里的人一件一件偷偷带出来的。徐显标说有些人家里的货，一卡车都装不完，可见瓷厂后来的管理出来问题。瓷厂一开始经营好的时候，生产都来不及，到八十年代末，原来的工艺瓷和仿古瓷器就逐渐没人要了，那些货多有积压。但是瓷厂接了一单酒瓶生意，那段时间，工厂的效益却反而更好。
1989年，李怀德去世，去世前才将李志明叫到跟前，取出一叠纸交给他，那是一叠青瓷的配方单，有几百种，每个配方都有编号。在这之前，李怀德从来没有说过有这些东西。李怀德是直接把这份东西交给孙子辈的李志明，越过了儿子辈。因为李志明事实上是李怀德的外孙，李志明的父亲是李家的上门女婿。若是李家真有家规，李怀德也算没破规矩。
李怀德去世后，青瓷研究所搬到了龙泉市里。无论是研究所还是瓷厂，还是很快走了下坡路，即使大量生产酒瓶也无法挽救。1998年，国营瓷厂改制成五六家企业，除了一家成为披云山庄，继续从事着青瓷文化和艺术。其它几家厂还是以生产酒瓶为主。如今，流经国营瓷厂的那条溪流，溪底看不见鹅卵石，而是打碎的酒瓶瓷片，五颜六色。
那些研究所的骨干都出来了，自己独立成立工作室或是办瓷厂，这批人出来以后，反而使龙泉的青瓷产业充满了活力。
四
徐朝兴双眼红肿，显得很累，太多的社会事务，让徐朝兴疲惫不堪。他只能每天五点起床，然后做瓷，直到九点。之后，就有忙不完的杂物。不过，能在家已是幸事，至少每天还有清晨那四个小时可以做瓷。但是现在要参加的社会活动需要全国跑，实在抽不出身来做瓷了。
徐朝兴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怀德最得意的弟子。13岁的时候，徐朝兴就出来找瓷厂当学徒工。1956年，15岁的徐朝兴遇到了李怀德，并拜其为师，后来加入了青瓷仿古小组。幸运的是，当时有5个老师傅，而学徒只有3个，他是当中最年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肯学，自然学到的东西就越多，进步自然最快。
这个只有小学文凭的年轻人朴实、肯干，没过几年，就成为技术骨干。20岁的时候，徐朝兴还被借调到浙江美术学院，任专业辅导教师。1980年，龙泉青瓷研究所开了一次会，宣布徐朝兴任研究所的所长。这是一个非常突然的消息，因为徐朝兴当时的职位，到所长这个位置，还需要爬六级，而且徐朝兴只有小学文凭。
徐朝兴总是做一些别人看起来不大可能的事情。在他当所长期间，受故宫一只青瓷大盆的启发，做了一个比故宫这只更大的达到52厘米的迎宾大挂盘，又做了一只1.3米的迎春大花瓶。这种大件在景德镇司空见惯，技术难度不是很高，然而用青瓷制作，因为工艺的不同，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徐朝兴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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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朝兴还有一个技术，就是“跳刀”，也就是青瓷界说的，是“抖”出来的。这个抖就是在修坯的时候，刀在瓷坯上迅速又有节奏地抖动，但在他做的过程中是看不出任何纹路的，因为瓷坯在迅速转动，只看到泥土迸出来，几圈以后，当关掉机器，坯胎停下了来的时候，充满韵味的斜纹脱颖而出。“跳刀”原本是技术不熟练的修坯师傅所造成的失误，因为控制不住刀，刀是不是在坯上被弹起，造成坯上坑坑洼洼，修不平整，这是技术不过关的表现，但是徐朝兴却从这里找到灵感，将不可控的事情变为可控，成为一门技术，继而创作出艺术，
如今在龙泉，已是大师满街跑。龙泉市区的一条街道两旁都是大师的广告牌，从国家级大师到省大师，一个接一个。徐朝兴并不是当初那些宝溪瓷人带出来的唯一的大师，还有很多人，他们都曾受到当初那帮民国瓷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