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鸿一瞥半生缘
走进张明文的家，映入眼帘净是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瓷瓶。不要小瞧这些物件儿，这可不是普通的器皿。你看那上面，错落的山水、苍劲的书法、传神的人物，或细微、或粗犷、或工笔、或写意，古朴典雅藏而不露，既有浓郁的金石趣味，又有笔墨淋漓的水墨妙趣，令人惊叹。这些都是张明文的刻瓷作品。
“没有金刚钻，莫揽瓷器活”，也许这句古话说的便是刻瓷吧。刻瓷，是我国传统的陶瓷装饰手工艺术，艺人在白瓷器上用墨写字或绘画，然后，用特制的刀具依据墨稿雕刻出来。它有笔锋描抹不可代替的独特韵味，被视为特种手工艺品，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瓷器上的刺绣”。
刻瓷是一门综合性艺术，它融绘画、书法、刻镂于一身，集笔、墨、色、刀于一体。张明文工作的前十几年，绘画、雕塑、书法样样都做，而立之年才接触到刻瓷，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鸣天下闻。
张明文1941年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磁村乡一个农民家庭，17岁那年，张明文走进淄博瓷厂的大门，成了一个工人。
张明文说，“进厂以后粉碎、成型、施釉、烧成这些工种都干，大部分是体力活，很艰苦，但是也搞明白了陶瓷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工作虽然辛苦，但张明文却不以为苦，因为他有自己的乐子———画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一有空我就在废信封、废牛皮纸上画人物啊，画花鸟啊，画一画，就不觉得累了。”
张明文把厚厚一摞子画都压在了铺床的草席子下，有一次同宿舍的工友无意中掀开了他的草席，看到了这些画，很是惊讶，拿了一些去给厂长看。
“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我，不要在这儿干了，你可以去彩绘组了。”张明文被调到了彩绘组。由于表现出色，厂里又送他到外地进修学习。这些学习机会让张明文接触到了很多新鲜的知识和技艺，他如饥似渴地学，如痴如迷地钻进了他所热爱的事业中。
张明文与刻瓷艺术结缘，始于1970年。那一年，淄博瓷厂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电子工业产品展，张明文作为驻展美工被派到北京。他怎能放过这个学习的好机会，趁着休息时间一个人跑去故宫博物馆参观。
“在陶瓷馆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一块瓷板，格外特别，它与普通瓷器的画工都不相同。虽然隔着玻璃看不清楚，但那种朦胧的美却更令人感到奇特和神往。我请教了一位参观的老者，他告诉我，这是清代末年著名刻瓷艺术家朱友麟的作品《采菊东篱下》。”
“哦？刻瓷？怎么刻？”这是张明文第一次听说刻瓷，脑子里有很多个问号。他回到淄博后，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的疑问，但这块美丽而神秘的瓷板却在他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挥之不去。
又是四年过去，1974年，张明文认识了来自青岛的艺术家郑惠民。“他拿来了一个小瓶，上面有一朵牵牛花，画面既像是国画，又有金石味道，我一看就认出来了，这是刻瓷！”
回忆与刻瓷四年后的“重逢”，他激动依旧：“那个瓶子这里一片叶子，旁边还有一片叶子、几条枝蔓，上面一朵花。”他拿起手边的一个小白瓷瓶，边说边拿起毛笔、蘸上墨汁画起来，几笔就勾勒出来了，“印象太深刻了，忘不了。”
那一天的饭桌成了张明文的课桌，他刨根问底请教刻瓷的技法。“回到家我马上找来刀、锤、瓷瓶，垫上抹桌布，让爱人扶着，叮叮当当描刻起来。”事实上，刻瓷，前人所留经验甚少。“清康熙年间，虽有艺人高手用钻刀在瓷面上刻画图案，但终因其有相当的难度，而没有留下文字技法资料，因而刻瓷传世珍品更屈指可数。”张明文遗憾地说。
瓷器的釉面光滑且脆，而用钻刀刻画，无疑是以硬碰硬，稍有不慎，就会产生爆裂，一件即将成功的作品会前功尽弃。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中，以刻瓷的难度最高，要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谈起那段日子，张明文的爱人常素芳记忆犹新：“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不停地敲打、观察、琢磨，也不知失败了多少次，但他有股子犟劲，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常常干到很晚，很少按时回家吃饭，我常常和孩子们吃了晚饭再去厂里找他。那时候，厂里晚上固定时间锁门，他被锁在车间里是家常便饭，我还和他一起爬过好几次大门呢！”
那时，一家5口人住14平方米的平房。为了给张明文的创作提供空间，每周日常素芳都带着孩子回娘家，张明文则把褥子掀起来，以床为工作台，在床上练活。“夏天没有风扇，那时候真是挥汗如雨啊。”张明文感慨道。
求索之中，张明文第一件成功的刻瓷作品诞生了。
这件作品被当时的厂长槐兴亮看中，把它放到工厂的展室里，正巧被来瓷厂参观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翟荫塘看到，当即定下300件刻瓷作品作为国礼。
从此，淄博刻瓷名声大振。张明文艺术生涯的轨迹就此改写。他拿起的刻刀就再也没有放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