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故宫汝窑瓷器有多少“清仿品”？

　　从《长编》所记，结合这些“清仿汝”的去处不明情况分析，故宫所存汝窑器中有可能混入了的无款“清仿宋汝器”。

 

　　张发颖先生主编的《唐英全集》明确记载，景德镇送往京城的各类瓷器有许多在京城被大量赏赐并由内务府变卖，也有记载一些色次瓷在景德镇当地变卖，还有大量的瓷器在送往京城的途中边走边卖。这些昂贵的官窑瓷在当时都是很难卖掉的，往往不能当年卖完收回官银，搞得唐英时不时就有关各种问题给雍正和乾隆打报告寻问如何处理。

　　在这些史料中虽没有见到对民间变卖唐英所制清仿汝的记述，但按惯例，那些精致到极品的无款清仿汝窑器会送到宫中，并不在对民间变卖之列。

　　我们也很自然地对台北故宫那件“猫食盆”的年代提出了疑问。所谓“猫食盆”，实际上就是“汝窑天青釉无纹椭圆水仙盆”，不知这位帝王怎么会把它与古玩故事中有店家曾以旧盆为诱饵实为卖小猫的“猫食盆”典故联系在了一起。这件器物不但有乾隆的旨意明令唐英仿制（它在宣统朝前紫禁城中所有的人都叫它“猫食盆”，而且在其底足的刻款中也有“猫食器”字迹），且在台北故宫的汝青瓷中，只有这一件被强调“无纹”，而所谓的“无纹”的技术困难，早在雍正命唐英造“铁骨无纹汝釉”时就已解决了。这些特征都与乾隆所要求的相符，也与唐英遵旨照办的工作风格相吻合。

　　对这件水仙盆的疑问还来自将它与大阪市立陶瓷美术馆馆藏的汝窑水仙盆作比较，大阪的这件统计在所谓的六十七件重器之列。现将这两件同时列出，供藏家体会其中的差别。

　　台北故宫的这件水仙盆上口沿至下壁与内底平面的倾角与大阪的这件明显有所不同，其外墙面细观有圆弧状感，而大阪的这件观之并无圆弧感。我们摒除相机偏色与背景所造成差异，这两件釉色也有明显区别，当然釉色因窑温不同同一窑同一品种也不相同，对此我们无法挑剔其差距之处，但距今近一千年的东西与距今二百多年的东西之间用肉眼看来还是有区别的。

　　大阪美术馆的这件“水仙盆”被宫中匠人作了紫铜边箍防护处理。台北故宫的这件未作处理。从直接观感和全方位分析后，观察者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后者与前者的“味道”是否有所不同？

　　（也许有人说这是台北故宫专供展出用的当代仿品，是台北故宫委托晓芳工作室造的，那本玩家就无话可说啦！）

　　奉华款的疑问

　　第二大“清仿品”嫌疑器物是带“奉华”款的汝窑纸槌瓶，对于这件器物，许多藏友都提出过疑问，但疑问不在南宋宫殿名为什么会被刻在北宋器物上，而是在于：南宋匠作监工匠在南宋那个时代就胆大包天，竟敢把皇宫殿名“奉华”二字刻在底足旁边。

　　相比故宫所有其它带款汝器物，如蔡丙、奉华、寿成殿字款均不在边沿，这件特立独行的铭款位置不能不让人质疑，且这种作法与“唯我独尊”中国历代的帝王文化不符。

　　再说宋人是如何知道几百年后的乾隆帝要在这件器物上题诗刻词？而且知道此诗字数和字号大小，从而把奉华二字的字号设计得正好，并把所用的位置留得合适，以让几百年后的乾隆帝在其中间位置充分显示其文采？

　　如果此件汝窑器原本就无任何款识，连奉华二字都是乾隆命人后刻上的，那唐英这样作就不是画龙点睛，而是画龙添足了，就是不打自招地承认这件是清仿汝！

　　这件器物在《长编》中虽无记载有乾隆圣旨命唐英仿制，但在唐英的仿汝名单有确列有“铜骨鱼子纹汝釉”的品种在内。这使得许多藏友对此件是否为清汝疑心重重。

　　除上述历史文化疑点外，还有技术细节疑点：比如按现在汝瓷鉴定大家们所说的汝窑有芝麻钉香灰色，这件支钉的特点是四个芝麻一个豆，不是全芝麻钉，就香灰色来说，从芝麻钉露胎处可见胎骨并非香灰色，由此断定，汝窑胎骨色并不是只有一种香灰色，还有铜骨色（类紫铜色）。此点有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所记为证：”汝窑在河南汝州，北宋时所创设也。土脉细润，如铜体，有厚薄，汁水莹润。有铜骨无纹者，有铜骨鱼子者”。

台北故宫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底足
 

　　这件胎体呈铜骨色，与北京故宫那件汝窑天青碗芝麻钉露胎处呈的香灰色明显不同，起码说明它们不属于一个汝窑窑口，此件为仿铜骨色明显在题诗字线条槽沟内有着色处理痕迹——尤其是奉华二字加工着色痕迹显著。事实上是：透过釉层所见到的铜骨色在刻掉釉层后暴露出来的胎色并不是真的铜骨色。

　　相比上页那件“天青釉无纹椭圆水仙盆”，隔着釉层观察胎骨也为铜骨色，但在乾隆题诗刻字加工掉釉层后槽沟内暴露出的胎色则为白色。且中间手指斑下凹处刻字在斑痕之上有作旧痕迹嫌疑，此处与乾隆“仿得旧更好”的圣旨要求相吻合。

　　按国内鉴定专家们所说的：汝窑胎骨色只有香灰色，别无它色，疑其一点即可否定论，那么这件有太多的疑点即可被否定——有人则按这种釉色开片及釉面老化程度作为明或清仿汝的标准典型器，不过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此处观点欢迎藏友们提出不同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