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德元年(1004年)，一纸敕令从帝都开封传递到江西省东北部的昌南镇，这个偏居一隅的小镇因出产的瓷器光致茂美，深得宋真宗赏识，被赐名为“景德镇”。
景德镇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的城市。这条高而平稳的发展曲线，在最近30年掉头向下，打压它的是“市场经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市场化的冲击让以手工艺术瓷为主的景德镇难以招架，原有的十大国营瓷场无可奈何地以破产结束了曾经的辉煌，产业形态化整为零。
已被挂起许多年的家庭作坊的小舢板，被再次投入“海”中已极不适应。景德镇一年70%以上的瓷器是通过在外地摆地摊、展销会等形式销售出去的，这对于坚守着高端与荣耀的老手工艺人是一种折磨。
一批中生代陶艺家的思索、探索表明，陶艺取代传统陶瓷制作，是景德镇再造“瓷都”的可能路径。
古镇走到了谷底
1983年，《话说长江》在央视首播，第17回题为“瓷都景德镇”，当时用“烟囱林立”来形容这座瓷都的繁庶。今天，“雕塑瓷厂”内仍保留着存世不多的两根大烟囱。
它们都已废弃，钻进底座，是一个客厅大小的窑，目前用作仓库，木架上摆放着盛黄酒的瓷瓶，笸箩里密密叠着各色瓷花朵。窑外工作室里的女工正专心致志地像包馄饨一样把陶泥捏成一片花瓣，16个花瓣拼成一朵莲花。这种直径3厘米的莲花，一天能做八九十个，每朵能卖3元。收音机里正播放着评书，炉上坐着铁壶，一名5岁的小女孩趴在木桌上看妈妈捏花，时光仿佛不在当下。
像这样的陶瓷小作坊，景德镇最多时有4000多家，它们主要是由十大国有瓷厂分生出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陶瓷厂的产品大都由政府采购，景德镇千年来一直主要为官方服务。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不计成本地致力于工艺精研，而对市场调查、企业管理、成本控制这些市场经济要素一无所知。
上世纪60至80年代，当时不到40万人口的景德镇市区号称有8万陶瓷工人，能在国有瓷厂谋一编制，像现在当公务员一样吃香。
这份抢手的职业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逐渐枯萎。景德镇仍只抱着艺术瓷，日用瓷的新进展几乎是空白。与此同时，潮州、宜兴、醴陵、唐山、佛山、淄博、德化、南海等陶瓷产区纷纷引入民营资本，根据市场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走上现代化企业之路。日用瓷器，如碗、碟、盘或者建筑用瓷砖，都不是景德镇可以批量生产的。
1995年，这座901岁的古镇终于走到了谷底。景德镇宣布改革大型国有瓷厂，7万陶瓷工人，1/3下岗、1/3退休、1/3留在企业。
景德镇由此成为当时江西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于是下岗工人中有人成了三轮车夫，有人南下广东，仅广东佛山就有400多景德镇人担任厂长，更多留下来的景德镇人三三两两地组成了家庭式作坊自产瓷器。
配方保密，创意抄袭
1995年，原中央工艺美院大四学生王海晨到景德镇实习，正赶上这景德镇的千年变局。
当时，影响陶瓷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陶艺思潮传入中国，并逐渐在舆论上形成规模。
17世纪之前，中国影响着整个世界的陶瓷文明；一百年后，西方独特的艺术观孕育出陶艺文化。作为传统工艺的陶瓷业在中国一直没有获得业态的提升，与木匠、瓦匠、铁匠等并列，中国历代存世瓷器，只有年号底款，从来没有艺术家签名，这证明了制瓷只是一项手艺，不是艺术。至今在景德镇的乡下，孩子不爱读书，父母会这样吓唬：“那就跟你舅舅去学拉坯。”
王海晨最厌恶的就是有人问：“做陶瓷，不就是瓶瓶罐罐吗？”王海晨说：“陶瓷是用来表达艺术家思想的语言，不能流于唯实用论。在瓶子上画与在纸上画又有什么区别？”
景德镇在王海晨看来不是一个潜心于陶艺的好地方，她远走欧洲，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遍访名窑。
最后，她在里昂的La Borne陶艺村停下来，跟着一个烧柴窑的陶艺家习艺。在这个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王海晨真实体验到陶艺家的生活状态。他们生活都很简单，睁开眼啃两口面包，互相打个招呼，挺高兴的，然后就去拉坯，晚上互相问候：“今天烧得怎么样啊？”
没有一个陶艺家是开大奔、住豪宅的，全都穿得破衣邋遢，物欲极低。有时凑份子烧窑，连烧三天不断火，大家就轮班，围窑夜谈，篝火映在脸上，像开派对。很多慕名而来的顾客也等在窑边，等待退窑的那一刻。
全村的人都在做陶，几乎找不到两位艺术家使用相同材料、相同制作工艺的作品。陶艺家大部分的技术是公开的，大部分的配方也是公开的，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一个属于自己的配方，然后才能做出东西，可以将更多的精力专注于创作。
这与中国恰好相反：配方保密、创意抄袭。而在欧洲陶艺家的眼中，卖一件与隔壁同样款式的东西，是一件羞耻的事。
这些富有创意的陶艺作品，卖价不菲，一个盘子上千法郎。这里同样也能找到景德镇制造的瓷器，“玲珑米粒碗”是经典款产品，只有十几法郎，而且几十年中没有任何新的创意附加上去。
作坊式生产与现实脱节
每个周六清晨，乐天陶社创意市集例行开市。参展的都是陶瓷学院的学生，一共100多个摊位。手链、瓷鞋、毛衣链、瓷娃娃，相比满大街的瓷瓮、瓷盆、瓷瓶，这里多少有了些创意的影子。活动组织者之一江波说：“学生毕业展览以后不知道作品放哪里，不知道要不要留在景德镇，但是乐天想让他们留下来，因为景德镇需要破旧立新！”
陶瓷学院进行的是陶艺教育，与景德镇的现实是脱节的，而“景德镇的未来却在陶艺”。最后一句话是徐瑞鸿在对答市长景德镇陶瓷业该往何处去时的建言。
王海晨等一批陶艺家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这个大方向却不是由景德镇既有条件归纳得来，而是由排除法得来的。
景德镇作坊式的生产无法应对批量化的市场需求，资金、工业基础也不足以支撑，人力资源也不占优，景德镇现在普遍的工价已经超过广东了。在景德镇，这一辈子就被捆绑在陶瓷上了。
事实上，景德镇强大的制瓷业传统是排斥陶艺的。在景德镇得名的景德元年，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这个条约给景德镇带来的是大订单。
为了应付当时的需求，景德镇进行了详细的流水线分工，固定位置，一辈子一个位，窑火常年不息。这种细化规定了景德镇今天的格局，东家买坯、西家买釉、中间烧窑。
原东风瓷厂由几十家小作坊合并而成，厂区散落在71条里弄。生产一套配套产品，几十道工序要在71条里弄全部转遍，连看门人都有71个。
“非独立完成的，都不能叫陶艺家。”王海晨说。
“给我一盒火柴，还你一炉好窑。”徐瑞鸿认为这才是陶艺家的标准，“泥土在车轱辘上翻滚的时候，你就开始与泥土对话了，土透过你的手指慢慢长出来的时候，坯做多厚，能做多高，都是临时决定、即兴创作，而景德镇有的只是固定程式。”
“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现状是一大批画家指挥着一大批农民生产陶器。画家不会动手操作，农民没有艺术思想。”徐瑞鸿说。重劳力、重经济、重智慧的陶艺创作，需要有体力、有财力、有脑力的人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