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省景德镇市。我从小就喜欢在这座城市的街巷弄堂里玩耍，当时景德镇的自然环境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住在弄堂里，弄堂旁边有瓷厂。当年景德镇瓷厂的各个车间的位置是零散分布的，制瓷车间也是分开的，只有烧瓷及生产泥坯有集中的地方。成品做好之后就会放到弄堂里，人们选瓷往往到弄堂里去选，就这样，弄堂里的场地就成为存放烧制好瓷器的仓库。
挑运高岭土
景德镇的陶瓷业在20世纪60年代处于“大跃进”的发展状态，景德镇市将美术雕塑瓷厂、曙光瓷厂、出口彩绘合作工厂、红光瓷厂四个合作工厂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这使得景德镇陶瓷行业所有企业均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此后当地政府又将这些企业合并重组为九个大型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国营陶瓷企业，加上之前已创建的地方国营建国瓷厂，在中国陶瓷工业发展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景德镇“十大瓷厂”正式成形。
我的父亲在新平瓷厂(后来的“人民瓷厂”)行政部门工作，这家瓷厂由公私合营的华光、群益、光大三个瓷厂合并而成，其主打产品为景德镇传统四大名瓷之一的青花瓷。当时陶瓷行业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父亲因幼时便接受私塾教育，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成为厂里的“一支笔”。父亲对我管教非常严厉，也许是希望儿子将来不要成为受苦受累的一线工人，期待儿子可以成为像他一样的脑力劳动者。但儿时的我似乎在血液中就蕴含着谁也剥夺不了的陶瓷基因，宁愿跑到河边捡拾渣饼(烧制瓷器时，为了防止瓷器与窑具黏结而垫在器底的一种瓷质垫具)玩打水漂，也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去与识字的老先生亲近。
在我的儿时，景德镇有很多小作坊，土坯房散落在弄堂里，那时还保留着一些古老的旧宅民居，现在大多已经消失了。当时弄堂里有一些选瓷和加工泥料的作坊。我家门口经常有挑着泥坯的人经过，泥坯在运到车间去包装的路上容易被打碎，经常会有泥巴掉落在弄堂的路上春天时景德镇经常下雨，雷响过之后，一场大雨就下下来了，我们躲在屋檐底下，站在古老的土砖、土瓦的建筑物下躲雨。弄堂里的路面是砖石铺的，由于装载陶瓷的车辆长期碾压，路面变得高低不平，两边有小的水沟。狂风大雨之后，我们打着赤脚，从高低不平的路上把泥巴捞起来，在水沟里做小“水坝”，把水拦住。等雨渐渐停了，“水坝”也装满了水，再把“水坝”开一个缺口，看着水流走。与现在的人不一样，那个年代的人在很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在那种环境中，我们跟自然亲密接触，路边长着青苔、蕨草、马尾草和蒲公英，在我们家门口，只要有土的地方就会长出这些东西。
龙窑古窑址
那时候的工人很辛苦，他们在景德镇工作，但家不在这里，有可能是在都昌、抚州、乐平、鄱阳等地方。有时候，他们挑完东西休息，我们从他们的作坊门口路过，闻到有蒸肉的香味，有的人一个月或一年才煮一两次肉。那些工人特别朴实，他们挑完了坯土、煤渣，或做完包装之后，自己带了一个小炭炉或是柴火炉，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煮肉吃。当时防火设施没有现在严格，但当时的人们防火意识很强，从未发生过火灾。吃饭的时候，他们把肉煮得很香，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他们还会说：“你吃一块吧!”由于家不在这里，一个人吃，就煮一个菜，配一些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小酱菜。他们穿得也很朴实，裤脚挽到了膝盖上，穿着坯房里专用的工作服。
现在的瓷器业生产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时候文化、历史、自然积淀下来的东西还是非常深厚的。
我们家住的地方和厂子、作坊是混在一起的。有拉坯的作坊，我们就去看人家拉坯，偷人家的泥巴玩。“文化大革命”以后，景德镇烧的都是煤窑，烧窑产的煤渣要倒在门口，那时候家里很穷，很多小孩去捡煤渣，我小时候也捡过，拿回去给家里用。
小时候我们要帮家里做事——烧煤渣。每天割了“狼漆柴”（方言，一种树枝，可用来生火)后放在家里，再上山砍点柴。砍好柴之后，我们还要把柴火砍碎，把“狼漆柴”放在最下面，把木柴放在上面烧着，最上面一层放煤渣。大人每天中午都要到12点才回来，我们就自己煮饭，11点半把饭煮好。当时煮饭用的是生铁做的锅，跟炒菜的锅不一样，景德镇话叫“顶罐”铁顶罐)。我们烧好煤渣炉之后，淘米，还要盯着炉子，烧完之后我们要加煤渣进去，那个时候的煤渣是炭化的煤渣。
20世纪70年代，父亲遵照领导的调遣，奔赴农村挖掘宣传材料，询问并记录农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苦难史。父亲因工作需要常出入工人文化宫。当时的工人文化宫不仅是陶瓷从业者为数不多的娱乐休闲场所，还是陶瓷工人的技能培训基地、陶艺名家的创作大本营。
我喜欢跟着父亲去热闹的工人文化宫，跑来跑去地玩火柴枪，蹲在在地上逗蟋蟀，甚至在诸多精品工艺瓷的包围下打陀螺—这个爱好也为自己闯了祸，曾一不小心打坏了陈列好的陶瓷雕塑作品。自幼便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教育中成长的父亲，眼见我如此顽皮，经常感到无奈。尽管景德镇是一座以瓷立镇的文化名城，可自古以来陶瓷从业者的地位却十分低微，而陶瓷绘画也被认为是不会念书的孩子才会去学的手艺，失望的父亲为避免儿子一事无成，便退而求其次要我去参加由景德镇文联举办的绘画培训班，将来万一读不成书，还能为学习陶瓷绘画打下点基础。
也许是我儿时的性格实在过于活跃，诸如捉虫捕鸟的行为，被充满误解的大人视为“坏孩子”的特征；父亲无奈之下让儿子学门靠绘画谋生的手艺，却未料到因此改变了我的一生。